社科院专家郑秉文先生的研究方向值得肯定，比起一些人而言，起码他在“忧国”。但纵观其成果，似乎并没有跳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原因在于，其研究过程看来缺失了“忧民”思想。
　　 学者对于课题研究，除了指向性的学术价值以外，更需具备驾驭系统性的能力——特别是社会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者必须站在一个适当的高度，首先要搞明白问题的原因。比如水池缺水，到底是给水不足、排量过大，还是水池渗漏？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直接提出“减排”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中国的社保基金不足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有三大原因：先天给水不足；管理中“渗漏”严重；排放存在严重浪费。
　　 先天给水不足，主要是指“老人”、“中人”的那一部分“水”被财政吞噬了。专业术语中的“老人”，是指没有缴纳过社保金、财政也没有拨付过统筹款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社保基金“吃饭”的老职工；“中人”，是指1996年以后与“新人”一样缴纳保险金，而以前的工龄“视同缴费”，其实视同缴费的工龄与老人一样，也没有将“水”灌入池子里来。例如占比例极大的“70工”，到2010年退休，40年工龄中有26年“视同缴费”，最终在养老基金中“全额吃饭”。郑秉文先生的研究成果中，缺失了这一项重要数据。
　　 管理中“渗漏”严重，是指养老基金的管理成本费用高昂。有一部分管理养老金的公务员或按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并不是直接由国家财政支付其管理费用的，他们“比照”的三公消费都是在养老基金项下支出。根据媒体曝光的一些现象推照，这笔“渗漏”也相当可观。郑秉文先生同样没有披露数据。
　　 排放中的严重浪费，主要表现在一大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尚远的职工被提前退休了，本应该“蓄水”的变成了“吃水”的。这些职工多因企业效益不好，希望另谋生计，通过“送礼”行贿，达成提前退休的目的。仅此一项，基金的一进一出，每年损失若干亿。
　　 被记者广泛引用的郑秉文先生的一个“例子”更是失去了“例子”的典型意义的，“例子”说：“一个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0岁，之前缴养老保险费15年，退休后的生活还有至少二十四五年……”按照我国工人的结构，我敢断定，举例中的这个50岁的“女性职工”就是一个“中人”。她们一般是技校毕业生，工龄为30年左右。为什么郑先生对其“视同缴费”的一半避而不谈呢？总不会是35岁读完博士后于1996年才当工人的“新人”吧？说她只缴了15年费用，这就直接否定了“视同缴费”的贡献值。
　　 社会课题既然是系统工程，就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提出解决方案。如何解决，如消除特殊公民阶层全社会共建养老基金、如专家们曾许诺的通过改制企业的变卖补充养老基金等，这是人社部回避不了的课题。
　　 笔者注意到，人民网关于“人社部拟适时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咋看？”的调查截至6月11日晚，持反对意见的达839730票，占接受调查的总人数的93.7%。
　　 “弹性领养老金年龄”是西方有的国家采取的市场性措施，前提条件是养老保险制度很成熟，其含义也不是某些人解释的那样“延迟”。中国在养老制度上官民不一致，许多东西刚刚起步，现阶段没有“弹”的基础。
　　 中国底层民众，都十分珍惜“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虽然被贪腐、强拆、食品安全、环境、房价、医疗教育等许多社会问题“倒逼”，但一般只是表达一些不满而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工人而言，他们要靠养老金这个“水池子”放水活命，因此，退休年龄是他们坚守的一条“底线”，这条底线绝不是琴弦，是轻易“弹”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