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二十世纪历史的沧桑云海，在历史的夹缝之中窥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让我们多了几分对历史的敬畏之情。无情的历史悲剧几乎无时不存在，相同的戏剧会在不同的时期以同样的形式继续上演。我在思考，明代的文人因为统治阶级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导致了整个明一季的文人在争取文人书生的价值上，上演了一幕幕人格扭曲的悲喜闹剧；清代的文人，在异族的高压之下被文字狱笼罩的严严实实，只能将充满灵性的心，埋没在浩瀚典籍的训诂之中。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仿佛找到了自我生存的价值，在国难与家仇俱在的多难之秋，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格让他们在为学与为人的道路上走的异常坦然；当风雨俱过，时代的狂潮归于平静的时候，走过风雨之路的文人，在建国之初迎来了他们的春天，但是春寒料峭，新中国的一股关于拷问文人人格的暗流正在悄然之中酝酿着。不错，在“烽火连三月”的年代，他们的人格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面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这群中国思想文化的精英分子，诚惶诚恐。因为谁也不知道，群众的大海究竟有多深！强悍的蒋家王朝被淹没了，更何况面对“专政”的无产阶级，一向坚持独立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寒流正在逼近，一场新中国关于文化人的战争就要打响，无数的文人将成为冤魂，蒙受人格和学术上的羞辱，遭受身心上的双重打击。胡风，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这股暗流首先侵蚀的对象，共和国第一场文化冤案终于在1954年诞生了……
　　
　　 一
　　 1954年，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发展之中，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年开始实施。做为共和国的领袖们，在中南海日夜操劳，为着在一片废墟之下重整河山，是的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老百姓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了，发展经济、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迫在眉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一切必须在国家的绝对统一之下服务于建设的大局。在刚刚肃清了革命队伍中的“敌特分子”之后，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之战便悄然打响了。
　　 1954年的3月，一代学人、红学大家俞平伯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红学研究论文《红楼梦简论》，深受胡适红学思想影响的俞平伯在文章中按照胡适新红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从《红楼梦》作者的出身来探讨《红楼梦》的思想价值。这一年的9月，山东大学的两个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在学报《文史哲》上，对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来只是一次简单的学术上的讨论，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到了中央之后，XXX立即将它看成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有力的切入点，随即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强调了批判的任务，不到十天《文艺报》等报刊对俞平伯的文章进行了粗暴、武断、压制自由讨论的大批判，与此同时俞平伯先生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他的恩师胡适先生的思想也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思想，学术问题渐渐的演变成一场政治问题。文人命运的悲剧就此上演了，我们长叹“往事如烟”，但是事过境迁站在今天的历史舞台上，回过头来重新打量昨日那如烟如梦的历史烟云时，我们甚至不得不思考伟人XXX究竟在这封信中对《红楼梦》有着几分学术上的思考？我们不怀疑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却有理由持几分怀疑的态度，毕竟人无完人，XXX也并不是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学人。那么，以政治的眼光来权衡学术的思想价值体系无疑就成为强行的干预，无疑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终究要演变成一场政治的灾难。
　　 1954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注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经济建设在慢慢复苏，文化的建设却在一步步被禁锢起来。这一年，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这位“左翼”文联进步的理论家，鲁迅先生晚年的得意弟子，向中央递交了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一篇做为文艺工作者的建言之书，却成为他“反革命”罪证的依据，向来以文字为生的文人书生却在自己的文字之中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在那个一切以“阶级”为准的年代之中，自由的思想便成为了遥望不可及的奢侈，1955年的早春，寒流终于逼近了，中宣部批判胡风思想的斗争终于拉开了，这场批判是“XX大革命”之前，声势最为浩大，卷进人数为之最多的一次文化史上的大决战，思想的批判被引导成为政治问题的大揭发，人人危不自保、心惊胆颤。
　　 二
　　 在写胡风先生这篇文章之前，我始终认为做为鲁迅先生得意弟子的胡风，是最终能够把握先生思想脉搏的人，他对鲁迅先生无比的爱戴和忠诚，是鲁迅思想火炬的传承者。我阅读了大量的解放前胡风先生在“左联”工作时，和鲁迅先生往来的史料。我想用“忠实信徒”做为我此文的标题，但是在后来我所接触到大量的关于解放后胡风以及所谓的“胡风集团”，在以文化批判的名义之下，蒙受政治、人格上的污蔑和羞辱时，我渐渐的明晰了自己的想法，鲁迅先生给予胡风的不仅仅是进步思想的洗礼，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胡风在鲁迅先生那里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看到了书生、知识分子品格的力量，他不仅看到了“孺子牛”甘为萤火的书生风范，也看到了“横眉冷对”捍卫真理的文化良知，在胡风建国后，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之中，我体会到了他那倔强的性格之后的书生人格，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申辩，没有停止过对人性的思考。也许，“书生人格”更能体现出逆境之中的胡风的风范。
　　 胡风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一对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在阅读文学史料的时候，特别是“左联”，晚年的鲁迅先生对胡风是非常欣赏的，很多事情先生更愿意让胡风代劳，甚至是书信。胡风的好友彭柏山，走上文学道路就是在胡风的极力推荐之下和鲁迅先生相识，据彭柏山先生的爱人朱微明女士在《往事札记》中回忆到：“1935年5月柏山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热情，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明信片，上写‘周豫才大人收’，下署名‘陈友生’。寄到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收到后，让胡风辨认是谁写的？胡风认出是柏山的笔迹，鲁迅先生嘱托胡风代为复信，并要胡风按时寄钱寄物到苏州狱中。”。我们看出来鲁迅先生和胡风的关系绝非一般，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风对鲁迅思想的认识也是深刻的。是的，从胡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就一直师事鲁迅先生，他是鲁迅思想的传人，他的文艺思想的成熟也是在鲁迅的培养之下渐渐有所建树。建国之后，鲁迅先生曾一度被以政治的需要而诩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全国文艺系统自上而下学习鲁迅精神，在政治气候异常的年代之中，鲁迅先生的文章成了各派斗争的“弹药库”，随时都可以拿来炸人。但是谁是鲁迅精神的传人呢？恐怕那个时候只有胡风具有发言权，可是胡风的处境却又和“学习鲁迅精神”大背景背道而驰，这就不得不耐人寻味了！鲁迅思想的传人和继承者被当成“反革命”的黑手，他的老师却是全国人民的榜样！鲁迅真的被架空了，我在想假如鲁迅那个时候还活着，面对这样的境况，先生会做何感想？
　　 在那个“有理难辨”的政治年代之中，很多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命运悲剧就是真理在心中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滚烫的几乎将心都烧碎，现实却不容许他们有丝毫的倾诉，于是只能闷在心里，任凭撕心裂肺般的干痛，直至最后郁郁而终。胡风却不同，他从开始就坚持着自我的文化品格——敢于捍卫真理、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对真理的信仰，甚至说是执迷不悟的，那个年代很多学人在逆境之中学会了变通，比如绿原被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秦城监狱，他精通英语，在逆境之中能够他调整自己的心态，自学德语，平反之后一位功力深厚的德语翻译家出现在世人面前，贾植芳在蒙冤期间，始终以平和之心适应着环境，平反之后，他利于余生对历史和文学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与研究，以学识人格感染着青年子弟。但是胡风就是胡风，他的性格之中带着偏激、执着的一面，他认准的真理是很难改变的。从入狱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辩白和对真理的维护。1965年，已经度过了十年铁窗生涯的胡风，有一次和儿子谈到了他之所以不会改变的原因。他对儿子晓谷说：“要我承认是反革命，那还不容易？但我不能这样做。延安时，有人承认他曾是国民党特务，而受到表扬，到处作报告。我却不能！”。正是这样，他即使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之中，始终以战斗者的姿态，站在真理的一面，从来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说真话”——在历史的关键点上，显得尤为重要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是非难辨的时候，也许因为你的一句真话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你的一句真话可能重新书写一段历史。我想说的是胡风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在说真话而且是勇敢的说着真话，即便他是被被动的推向历史的浪尖，被动的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压迫，胡风坚持着自己，他的心从来没有偏颇过谁，他只是站在真理的一面。因为他的真话，在1967年那个中国最为混乱的日子里，“革命”中的某一派人找胡风来交代卫生部长黄树则同志的情况，此时的胡风是先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被“专政”了，那些派系已经在他身上找不出来更新鲜的罪名来继续蹂躏他，尽管他知道自己救不了谁，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之下，他清楚自己该怎样去做，他如实的反映着一切，真实的叙述着当年的场景，尽可能的对一个同志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对得住自己，从而也对历史有了交代。他如实的反映了当年和黄树则的交往细节，他对黄树则充满着朋友之间的真诚，文字之间透露着对友人的负责任的态度。他清楚的知道那些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假如他满足了那些人的需要，他却将一位同志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胡风如实的交代，在黄树则的问题上，多少减轻了同志的压力。
　　 在一个随时将问题上纲上线的年代里，人和人之间缺乏的就是最起码的信任感，因为谁也不知道因为自己某一句不经意的话，明天就有可能被揭发，成为批判的对象。所以在那个年代“莫须有”的罪名成了一种习惯、打击报复成了小人横行的公开手段，做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坚持着独立的主张和学术思想、独立的人格魅力和行为准则，他们很容易就成为“群众”中的另类分子，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堂而皇之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劳动人民的“专政”，这种命运胡风也是在所难逃。当周扬、姚文元等人对他“断章取义”式的肆意污蔑的时候，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停的申诉——“我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在那场群众性的揭发、泼污水的运动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卷进这个历史的“黑洞”之中，历史发生在胡风身上的故事，同样的也在周扬身上发生了，谁也没有能够逃过“被批判”“栽赃”的劫难，本来胡风完全可以做一回舒芜，来揭发这位昔日的“仇人”，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胡风先生的书生人格，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彰显出他的魅力所在，他没有那样做。当有人让他交代周扬的罪行时，他依然是实事求是的对历史和周扬负责任。是的，也许这样的事情别人可以去做，但他胡风是不能的，因为他是鲁迅先生学生，先生在他的心中是神圣的，多年的师生之谊让他感到正义的力量是不容侵犯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多年之后的周扬在风烛残年的时候，他无颜面对昔日的老友胡风，曾经意气风发的周扬在“文革”后，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一个人行走在这个世上，他必须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历史是不容欺骗的。反思的精神，其实也就是在否定自我之中找到前进的支点。
　　 三
　　 “人不能在顺境里认识人生，必须在痛苦中、寂寞里，认识这纷繁的世界，哪是真的、哪是丑的，由此锻炼出一种明静如尘的心境，才能深刻体验这人生。”（作家彭柏山语）。那么，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牛棚生涯中，被剥夺做为人的权利的胡风先生究竟在痛苦和寂寞之中，体验到怎样的人生呢？
　　 但凡经历过这场浩劫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能够侥幸的活到文革之后。在从“牛棚”走出的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很多人都患上精神分裂症。当年的沈从文先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精神分裂症所折磨。著名作家路翎——“胡风集团”的才子，他始终不能明白这突然到来的一切，不能接受这施加于自己身上的罪名，他的思想在无边的黑夜之中迷失了方向，他不得不反复的书写着交代材料，一个天才的作家他的思想应该畅游在蓝天、白云、大地之间，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被禁锢了，充满灵性的语言也被政治术语所代替，他的精神在折磨之中、焦虑不安之中彻底的崩溃了，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后，当有人再见到路翎的时候，人们发现原来那个才华横溢的路翎早已不复存在，他再也不会微笑、不会兴奋，他的眼光呆滞，形同木偶。被胡风带上文学道路的彭柏山，在被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捕之后，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思想像大海的波涛翻腾不止，他是怎么也想不通：“原把文学流派说成宗派小集团，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小集团？原说是学术讨论的问题，怎么就成了政治问题？自己拿着枪杆子在枪林弹雨中干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多年以后据胡风的家人回忆，就在胡风逝世的前两年，胡风不得不因为精神分裂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经常晚上对着儿子说“XXX叛变了，正带着兵往这打过来，他们要抓我，我是逃不掉了。你赶紧走，还来得及”。一边的儿子泪流满面的安慰他父亲的那一颗受伤的心灵，告诉他不会再有了。胡风总是听不进去，而且还很着急。最后只能绝望的说：“完了，来不及了，你也走不掉了！”，几乎一个晚上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好几遍，直到最后被折磨的筋疲力尽的时候，才能够入睡。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揪着疼痛，我不停的问自己，这难道就是在经历之后所体会到的深刻的人生吗？一个个本来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文化的遗产的学人大家，竟然都在经受着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历史就是这样狠心的在传承的道路上，给我们狠狠的割断文化的血脉。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只能在文字之间体会到文人书生的心酸，别无所获！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的伤痛，我们不仅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痛苦，同时也经历了一段文化上的阉割历史。这究竟是谁的错？历史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究竟会怎样去想？
　　 在阅读《胡风文集》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乎在那个时代所有文人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当一切的事实被澄清之后，一纸平反文件送到了家门，一个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曾经被折磨死的，开一个追悼会，活着的却已经是风烛残年，饱受精神分裂症的折磨，随之而来的就是文人的作品被出版。晚年的胡风，深知时日不多，在家人的协助之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精力异常充沛，完成了几十万字的《胡风自传》，他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为之奋斗钟爱一生的文化遗产能够面世，这样他也能够合上双目，安然的离开人世。我在想，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的身上有着中国文人最为纯正的品质，他们一生看重的其实并不是金钱和地位，一生之中真的是“淡泊名利”，他们最在乎的是他们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不朽，真正的不朽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某一件值钱的传家之宝，真正的不朽就是文人们留下的思想巨著，当您走进他们的思想的时候，你已经成就了他们的不朽。
　　 1985年，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精英、受尽折磨与苦难的一代学人，八十三岁高龄的胡风走完了他的风雨人生路。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之路上，因为投靠了一个恩师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生性的倔强和为真理奋斗的精神，让他足足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然而，我们今天重读胡风，不是为了回眸往昔，我们是在胡风的经历当中，寻找着那个属于中国文人书生的高贵的人格力量，他是我们学习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