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在读著名学者雷颐先生的一本书时，提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令中国老百姓永远难忘的集体灾难的话题。先生说他从当年的气象资料的搜寻当中得知，这三年中国的气象非常正常，而且没有那种大旱大涝的气象显示。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纳闷不尽问自己“到底谁在说谎？”，既然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为什么在中国还有数十万的饥民在和饥饿与死亡作斗争呢？作家熊培云说：“春种夏收，大量守着农田的农民被活活饿死，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其实，任何一种天灾说到底是人造的灾难，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就是这一灾难的根源。
　　 我在熊培云先生《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文当中知道了董时进，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驯化了之后，董时进是第一个发现了毛泽东的土改有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的土改政策，厉陈“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在全国大呼苏联集体农场制度的高潮下，他却尖锐的批评到：“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当然，在那个政治气候不正常的年月里他的言路得不到畅通，反而他的命运也像那个时代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打压，可悲的是董时进的预言应验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百姓成千上万，至今在老一辈人的回忆当中还有吃树皮、啃观音土的记忆。其实，像董时进这样有着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延续着传统中国学人身上的那种为天下百姓争鸣的身先赴死的精神，面对与自己专业相关而当权者却又逆历史潮流而行，他的争鸣之声是有必要的，也是他的学术良知所驱使的。
　　 董时进的命运让我想起了同时代的马寅初先生，这位中国最早的人口理论专家。全国人民在领袖的神威之下，高喊着：“人多力量大”的口号，本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马寅初先生开始密切的关注着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他向中央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的思想，主张人口的可持续性增长，主张节育。毛泽东对他的这一人口理论起初表示赞同，可是在1957年的政治气候下，领袖将他的这一理论连同当时一大批研究人口理论的社会学专家一起送上了政治的祭坛。一个学术问题被演变成了一个十恶不化的政治问题，一时间“靠革命，还是靠节育？”的带有阶级味道的问题，成了马寅初一些人在政治风波面前的罪证。同样有着非凡的学养和高贵的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马寅初，为了维护学术思想的尊严在身遭批判和毒害的年月里，他没有写一个字的检讨，而且始终在践行着独立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他在调查在研究。也许，这正是历史在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毛泽东一手主持的土改却让许多人成了饿死鬼，坚持苏联的人口政策短短的几年是这样一个大国成了白蚁之国。
　　 走错的路子，总是要悔改的。不论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让一个民族走上了再生之路。但是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永远值得回味的，那个时代的独立知识分子值得我们去尊敬，历史一场正在醒来的噩梦，只有拥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才具有智者的眼光，穿透历史的洞穴，找回属于人类本身的尊严。捍卫学术的尊严，不屈从于任何权势，这是尊重知识，尊重真理的象征。虽然他们的命运有时候会显得很孤独，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下显现了悲剧色彩，但这些只能让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魅力、学术魅力永远的存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