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 乎 无 事 的 悲 剧
　　
　　 ——评毕飞宇的《那个夏季，那个秋天》
　　
　　 要评实力派作家毕飞宇，不能不评他的语言，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语言风格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是恣肆的、细腻的、圆熟的、亲切的、练达的；尤其是在把握和调控语言的内在节奏方面，他表现得更为自觉，也比好多作家更胜一筹；同时，他的语言又承载了最大限度的意蕴和信息，富有技巧的魅力和思想深度的魅力。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他的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就充分表现了他在语言方面卓然不群的魅力和天分。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耿东亮走进了“那个夏季”，畸形的“母爱”让他窒息，同样畸形的“师恩”让他手足无措，他不愿回家，他逃学，他迷恋上了电子游戏，终于被神秘的“星探”瞄上了。顺理成章地，他走入了“那个秋天”。这个秋天，对他的人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他先从大学里退学，后成为一家公司的签约歌手，再后来成为公司总经理——一个足以作他妈妈的女人的情夫。在对名与利的追逐中，他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困境之中，人格分裂了，异化了，最终，彻底走向了堕落，没有任何痛感的堕落。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就这样毁灭了——像《青衣》里的筱燕秋，更像《玉米》中的玉米，是精神的或者说灵魂的毁灭，毁灭得无声无息，却又让人唏嘘感叹。读者分明能感受出来，他的那个“栩栩如死”的“酒鬼”音乐老师，就是他的未来！
　　 “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时间背景，也化入了耿东亮的人生境遇中。他的人生境遇可以用作家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的三个字来概括：“现代性”。这种境遇，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于个体生命之外、甚或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社会文化存在，仿佛是一种“无物之阵”，它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坚不可摧，以强大的高压态势和裹挟力量，牢牢地掌握并控制了他的个人情感、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他也曾抗争过，但他的抗争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说到底，他的沉沦，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性格中的急功近利和懦弱退让，使这种境遇彻底俘获了他。在这里，毕飞宇揭示出了性格与命运的悖论：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反过来也在塑造着性格。
　　 在讲述耿东亮的故事时，毕飞宇又穿插了童慧娴的爱情悲剧，和炳璋的人生悲剧。这两出悲剧的产生，都是由于不正常的个人境遇：童慧娴遭遇的人生境遇是“文革”期间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炳璋遭遇的则是国内那个时代音乐界的荒漠化生态。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毕飞宇在很多小说中，总是为人物预设一个几乎无力反抗的人生境遇，而人物总是被这种人生境遇所击垮，走向灵魂的寂灭，而非肉体的死亡，让读者看到了一出出没有血腥味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为读者开拓了一种新的观照人生和命运的视野和角度的同时，他引领着读者思考和体味人及人的命运和境遇、和时代、和整个社会文化存在的关系：人及人的命运跟这些异己力量的对立、矛盾、冲突，是永恒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及人类的命运先在的具有某种悲剧性。
　　 这部小说也有缺憾和不足。如语言的汪洋恣肆是风格，读来给人强烈的阅读快感，但有些地方缺少应有的节制和冷静；如作家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客观和尊重，尤其在刻画负面形象时，表现尤为突出；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辞浮气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