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写瞿秋白，但却不敢轻易下笔。在我看来，秋白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传统意义上他被公认为革命者的先驱，是党的领袖。但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身上的那种书生的气质、文人的情怀，更趋向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被历史错误的推向了政治的漩涡，无奈的接受着心灵的煎熬。他忧郁，是因为他拥有艺术气质和文人的情怀；他无奈，是因为他被动的接受着他所不愿接受的一切。他想从事他所热爱的文艺，但又不得不被政治耗尽最后的心血。《多余的话》成为他留给后人最为光明的心灵史，茫茫秋白，留给后世学人几多思量？几多感慨？
　　 ——孙亚军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比往日要多了几许热闹的气氛，一清早围观的群众已经走上街头，各大报纸的记者也已经闻讯而来。在这里，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奉蒋委员长之命，要处决一位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才情四溢，书生风范，他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二任领袖人物，国民党爱惜他的才华，陈立夫数次劝降而无动于衷，鲁迅先生视其为一生知己。他就是瞿秋白——一位在中国革命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这一天，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他淡然处之面带笑容，伏案挥笔写下了：“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随后，他整了整衣衫，神态庄严的缓步走向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那一天的中山公园格外的肃穆，因为秋白的到来，全园为之寂静，鸟雀为之停止呻吟，群众为其落泪不已， 36师师长宋希濂，这位昔日瞿秋白的学生，为念师生之情。特为老师在园中准备了一桌酒饭，他自斟自饮，谈笑风生，神色安定。之后，他走向了两公里之外的刑场，在那里他选择了一块墓地，然后盘膝而坐对执行者微笑而说：“此地就好！”。他就义之时并没有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等英雄的字眼，他选择了一种安详的方式，走向了人生的大休息。这一年，瞿秋白36岁！
　　 瞿秋白，一位没落的官宦家庭子弟，整日靠着典当借债度日。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亮丽的学历，他是在母亲金璇服毒自尽为生活所迫走向北上的求学之路，那一年他才16岁。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选择了一所免费的俄文专修学校。因为学习俄文，注定了他的一生与红色的苏联有着渊源，也注定了他的一生与中国的红色革命息息相关。因为当时，没有太多人熟悉俄语。就这样他一步步走进了他原本不想走进的区域——投身政治。是的，他没有过高的欲望，他最想做的就是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做一个教员，一边教着书，一边研究他所热爱的文艺。然而，人生的许多地方，有时候真的处在两难的境地，有时候你不能按照自己所设想的人生去走完这一生，很多时候人生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而秋白的遗憾，却从一开始就已经铸就了，从他担任陈独秀的翻译，从他采访列宁，那时候开始他就被国内视为能够最直接介绍苏联和马列主义的第一人。他从来没有刻意的去学习什么主义，没有刻意的去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政治牵扯进来，而且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的领袖。他别无选择，在无助与惶恐中度日，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应付着一次次党内党外的斗争。无奈的将自己艺术家的天份收敛起来，而不得不关注那些枯燥的理论研究，最后又不得不被老练的政治家博古、王明等人阴谋了。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冷静的思考了一生的得失，用显微镜式的眼光洞悉了人性的黑暗，他用最坦诚最公开的语言将自己彻底的暴露出来，他不怕死后会有什么影响，他只需要最诚实的心，因为他觉得“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在生死之间，他以坦荡的胸襟，留给世人《多余的话》。仅仅因为这一篇自传式的文章，让他洁白如素的魂灵背负着几十年“叛徒”的罪名，这一篇文章连国民党都看不出来有什么投降的决意，却被自己人认定为“叛徒”。所以，秋白的一生，生前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死后却成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历史的污蔑！
　　 当我读完中国历史上的1934年之后，我总是在想当时的红军决定长征的时候，为什么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留守在即将沦陷的孤城瑞金呢？在长达数年的党内党外的斗争当中，不会没有人知道瞿秋白对于军事其实就是一片空白，而此时他又身染病患，将他留守瑞金无疑就是将他送往敌人的怀抱。我企图在当年的历史当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来寻找这样的答案。1934年中央仓促决定战略转移，当时负责高级干部的走留问题的是由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所决定。而当时正是博古等人的路线占上风的时候，所以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博古一人定下来的。毛泽东为此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秋白走，却遭到拒绝。博古以瞿秋白患病为借口，说：“不带，留着。”所以只能留下来，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那时候博古是党内的最高领导，他几乎在瞿秋白的问题上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他的爱人杨之华去苏区，一次是就是不让他参加长征。倘若杨之华在身边，瞿秋白的身体不会差的很厉害；倘若他能够参加长征，也不会白白的送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所以，我不得不怀疑博古等人的用心了，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体原因而不带他走吗？长征路上体弱多病的大有人在奈何容不下一个瞿秋白，一介书生呢？翻遍了那一年代的党史，我才隐隐的感觉到其实这是路线斗争的结果，博古等人的心中肯定有私心，要不然以患病为借口根本站不住脚。1936年，当廖承志和博古在报纸上得知瞿秋白遇难的消息之后，博古感慨的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脸是红的，他对瞿秋白的牺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秋白之死，倒像是一场历史的谋杀！博古这边只是将一个手无重权的徒有共产党躯壳的瞿秋白送到国民党那边，而国民党却只是将一个名义上的共党领袖处决。一个书生，却充当了两个政党摆布的棋子！
　　 但凡通读中国史书的人都会知道，纯粹的书生从政就是一场政治的冒险行为。其大多数都是以生命为赌注在政治游戏当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做为文人书生，他们首先具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观，更注重的是气节和名誉。这种观点，是文人与生俱来的，要不怎么古代那么多文人当官的多数都有流放的历史，像屈原、韩愈、苏轼，像明朝的方孝孺等。骨子里面流淌着文人的血液，它与政治的阴谋算计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政治家最善于驾驭文人的思想，因为他们不光是单纯，更近乎于幼稚。还有一部分文人，在现实之中选择了与政治媾和，从而丧失了学人独立思考的本性，做为文人就剩下歌功和颂德了。这一点，我们从郭沫若晚年生活可以得到印证，历史上像类似的文人还很多。这两种文人，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而做为瞿秋白，恰恰是个相反，他根本就没有这些想法，用他的话来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也许，最适合他的生活应该是“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业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可是现实的现实是什么？仅仅因为热爱文字的缘由，他被牵扯进来，他过着“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的生活。以至于在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当中，他显现出来麻木的感觉“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几近麻木，但又不得不充当着一种角色而已，正如他所说“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秋白式的书生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也是无奈的接受，是在数次的“无意”之中，做着“争春”之态，最后在心已死“落花只剩春残在”的身心俱累当中，选择文字做为心灵独白，以刽子手的屠刀而终结自己的生命。
　　 人生知己难求，瞿秋白的一生没有得到他所为之奉献生命的“主义”和那些“生死战友”的理解，却得到了一位党外人士——鲁迅先生的理解。他在被博古等人排挤除外，以身体不适为由送往敌人的屠刀之下的时候，瞿秋白曾经以化名的方式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求营救他。鲁迅先生得知此事之后，变卖了《二心集》的版权，筹了50大洋，这在鲁迅一生当中的著作里面很少见到的。还没有来得及营救，叛徒就出卖了瞿秋白，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据许广平先生回忆说：“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鲁迅亲自为亡友知己编辑出译文集《海上述林》，这成为鲁迅生命最后时间里的一项重要事情。书成之后，他备感宽慰，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了。鲁迅先生和秋白，是真正的一生知己，他们并非患难之交，而仅仅是文字让他们心灵相守，那时候给鲁迅先生写文艺评论的人很多，然而众多人之中却只有瞿秋白一人最是将先生的思想把握的准确，鲁迅先生生前的计划就是若秋白不遇难，他准备和秋白一起翻译《死魂灵》。我们在鲁迅先生的译著里面，除了能够找到早年和周作人先生一起的合作之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可是这种愿望，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鲁迅视与秋白的友谊为君子之交，他曾手书清人何臻的“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秋白。瞿秋白的书生之气、才子之气，是为当时世人所知的，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有造诣。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之前《国际歌》三种译文都不准确，也没法歌唱，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译词。法文“国际”一词，在歌中有8拍，他反复推敲后，把其中的“国际”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这种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被王明排斥出中央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在狱中他留下了四十一篇《未成稿目录》。才子难求，知己更难求。秋白的遇难，无疑是加重鲁迅病重的一个原因。
　　 苍茫秋白，一片茫然！历史，其实就是一场正在苏醒的噩梦！一个瞿秋白，引来我们对文人的多少感慨之情。秋白之死，只是一场历史的梦而已！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梦苏醒的时候，未必也能看个全真。《多余的话》永远也说不完，也无法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