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州 散 忆
　　
　　 十年前在党政机关工作时，曾经随团赴江浙一带学习考察。在历经的东部沿海众多发达城市里，温州是其中重要的站点。时至今日，仍然会经常想起这座远在千里之遥的城市，以及它所焕发出的独特魅力，尽管这种记忆总是散乱、无序的。
　　 当时，是直奔取经“温州模式”这个主题而去的，加之行程紧促，故而破天荒地没有游山玩水的活动安排，无暇近距离地感受温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观赏“海上名山、寰中绝胜”的雁荡山以及号称“天下第一江”的楠溪江等，只能沿寻朱自清《温州的踪迹》，留作日后的憧憬了。乍到温州，第一印象深刻的倒是当地晦涩难懂的方言。早就传闻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机要通话首选温州籍士兵来担任，据说比密码还管用，不易被破译。亲临实地领教一番，的确是名不虚传。
　　 相比起深奥的温州话来，“温州模式”却是通俗易懂的，当地人仿佛对冠冕堂皇的称谓不屑一顾，更愿意称其为“温州格局”、“温州路子”等。只是在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被全国各地竞相效仿的年代，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宛如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
　　 在东道主的引领下，参观了密若蛛网、规模不等的民营企业。气势恢弘的集团公司有之，更多的是形同家庭作坊。大到机电、化工、服装等现代化的流水线生产，小到纽扣、打火机、玩具等日用品的制造，可谓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在操着各地口音、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的围观下，工人们在旁若无人地专心干活，讲解者满脸倦容、口干舌燥地疲于应答着，还要不停招呼纷至沓来的业务洽谈……那场景真是火暴异常。难怪当时，国务院不得不下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温州模式”的巨大魔力由此可见。
　　 笔者并非学经济出身，这方面的敏锐性亦极其有限，加之在温州只是短暂逗留，没有资格对“温州模式”妄加评说。只是感性地觉得，在当时没有享受多少国家优惠政策的温州，其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应该是与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意识息息相关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后的下岗职工多达千万人，围攻党政机关是家常便饭，安置问题成为各地党委、政府绞尽脑汁的大事，而在温州却形成有趣的反差：负责接待我们的东道主也在为此“头痛”，原因是难以找到人兑现相关措施，本市的下岗职工都早早地自谋出路去了。
　　 实际上，跳出温州城外，再放眼看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意识，也许还要全面一些。犹太人最具经济头脑是全世界公认的，而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温州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则是当之无愧的。笔者的家乡概莫能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温州人风尘仆仆的身影，就连第一个民营行业协会也是“温州商会”，牌子就堂而皇之地挂着市政协的大门口。温州人敢创敢拼的特有秉性，温州人的不怕吃苦以及勤勉和敬业，是众所周知、有口皆碑的。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一次相当规模的全市干部“洗脑”大会上，一位温州籍企业家的精彩演讲。“不找市长找市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等朴实的话语，令人震撼；“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这二十四个字，在笔者看来，准确地道出了温州人的精神之所在。
　　 离开温州的这些年来，总能不断地通过媒体知晓有关温州的新鲜事儿。“胆大包天”——王均瑶承包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开中国农民成立包机公司之先河；“开国际玩笑”——法派服饰公司向美国白宫发E-mail,高价邀请克林顿总统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邪教无人区”——“法轮功”泛滥全国，唯独温州没有人练；“温州现象”——两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和一个副秘书长同时辞职下海，挑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为此，常常引发笔者的深思。为什么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恰恰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沿海地区，恰恰是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带。从中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关键在人，关键在人的智慧和勇气。《爱拼才会赢》这首老歌描述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共同的思维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温州人那里就显得尤为突出。
　　 有人说，温州是“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笔者实难苟同。的确，随着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的积淀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看把它简单地挂在嘴巴上还是融化在骨子里，变成一种经世致用。顶着华夏灿烂文化的美丽光环，而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还少了吗？窃认为，温州人即是将文化积淀经世致用的典范。诞生其本土的文化渊源——宋代永嘉革新学派，提倡国力的培育应当建立在繁荣工商业的基础上，国家不应当对经济生活作过多的限制性干预，其与传统儒学大相径庭的主张，却同当今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谋而合，正在被温州人得心应手地运用着，且愈来愈炉火纯青。
　　 经济发展与文化积淀的有机结合乃活力之源，正如瑞士学者弗里德在中国考察后评价的那样，“温州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它是我见过的全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温州人是全中国最具活力的人！”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