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少有像民国时期学人学士扎堆出现的现象。他们都是一顶一的学术大师，其人格魅力、学术魅力影响着几代人，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关注民国的唯一理由。通过民国时期的学人学士，可以醒悟当今参照自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是在不断的阅读中逐渐的清晰起来。逝去的民国，也是在这些活在心中的大师的学人风范中，复活起来。民国——一个远去的梦，一把中国知识分子用来怀念的标尺！
　　 ——孙亚军
　　 在浙江的杭州有一处依水临街坐北朝南的古典式的大宅院，这里曾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故居，现在是章太炎纪念馆。就在这块占地面积八百多平方米的大宅院中，一代朴学宗师章太炎先生，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杭州的天赐美景以及深厚的文化渊源，赋予了太炎先生山水的灵气和对文化的天然悟性。1875年，章太炎刚刚满六岁，他的父亲邀请好友在家中饮酒赋诗，这一天突然降起了大雨，面对朦胧丝丝的雨中景象，老先生诗性正浓，他便要求一旁侍座的太炎即兴一首，这位六岁孩童，从小深受祖父父亲两代人的文化训导，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悟性极高，他稍作思考，便念到：“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关门！”。一诗赋毕，满座惊然！老先生大加赞赏“六龄童诗，甚好甚好！”生于晚清内忧外患的章太炎，很小就在心里埋下离经叛道的反叛心理，他的两位哥哥都是科举出身，唯独在他这里，严父的八股训导没有起到作用，唯一可以让他一生受之匪浅的是家藏5000册书和家庭的文化熏陶。青年时期的章太炎，英华才俊，独领风骚，从此一代狂士的风范写就中国近现代史。
　　 文人身上具备了“狂”的精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我觉得只有拥有了“狂”的本性，他的独立特行、学术张扬、自由思想才得以彰显。余杭章氏太炎先生，自青年在革命学术上发迹之后，其“狂士之风”也是名扬当时。太炎先生的形象和学术性格从此为世人所铭记。纵览一代狂士章太炎先生的一生，无处不狂，无时不狂。他为人狂、为学狂、为师狂。以至于被革命党人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日本的文学宗师芥川龙之介在评价章太炎的时候也不得不说：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为人狂，是章太炎先生的本性难易，他也具备着狂妄的资本，同时那个时代也是承纳狂士的时代，所以“狂”也是民国时代特有的张性。在现代学人看来，依附政治，攀附政治是一生难得的尊荣。可是在纯粹的学术大师章太炎的眼中，对政治人物、权势人物的攀附是有失文人气节的行为。一个纯粹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思想是必须建立在“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基础上的，所以注定章太炎先生一生无论从事革命还是一代宗师，不仅强烈的反击腐败的时政，同时也在固守着自己独有的人格尊严！这是章太炎人格思想的魅力所在。学者汪太冲先生在《章太炎外纪》中写道，袁世凯为收罗名士劝进，欲得章氏一纸劝进书做为开释条件，章太炎伪诺之。但章将生死置度外，给袁写的不是劝进书，却是声讨书。章在文中写道：“某忆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簪天位，匪为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闲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袁世凯阅后狂怒，顿时杀心便起。但又萌生惜才之心，只是说了一句：“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于是继续将他囚禁，狱中的章太炎每日在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每日且击打数次，以泄心中之恨。1915年，章太炎写道“明年祖龙必死”，祖龙就是袁世凯，1916年只做了不到一百天皇帝的袁世凯就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真的离世了！后来蒋介石当政，提倡执行“三民主义”，章太炎作为民主革命家怒斥蒋氏改其“三民主义”为“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足见太炎先生的狂妄是何等了得！不依附政治，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他不排除政治，热心于政治。这在当时的很多学人之中实属难能可贵之举。
　　 为学狂，是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本性。他所用来狂妄的资本，就是在学术思想上的独创精神，集大成又具备批判的精神。他的学生许寿裳先生在《章炳麟》一书中，这样写道：“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真可谓集一代的大成。”。而最能体现太炎先生在学术思想上的独立见解的当属他在1922年4月至6月在上海的公开讲学，以及他晚年在苏州办的国学讲习班。1922年4月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请，在上海进行公开国学演讲。章太炎的学问本身就很难懂，而且又说着一口浙江话，当天有1200人听讲，第二天就只剩下60人。当时做为邵力子请来为《觉悟》做笔录的21岁的曹聚仁先生，能够听懂章太炎的演讲。当时整理出来的《国学概论》的本子有三种，唯独曹聚仁先生的本子得到章太炎的首肯，成为章门最年轻的弟子。在这本《国学概论》中，章太炎系统的将中国的国学思想进行梳理，并进行有甄别的批判和借鉴。给当时正处在“国学热”的中国青年，以非常好的启示。尤其是在“国学的本体”当中，他阐发出自我的见解，认为“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学方法上，他的观点是“辩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他的这些国学观点，为后世在研究国学上指明了实质性的方向。章太炎对于学问的研究常常能一针见血，他在批评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时说：“常人患不读书，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二三载束书而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思想，现在看来仍然无人超越。当今名目繁多的“国学研究会”，也很少有人能从经史子集着手，沿着章氏的国学研究方向扎实的走下去，大多只是停留在传统读物的普及宣传上，而不能拥有“研究”之实。这是章太炎学问能够在今天狂妄的资本。
　　 为师狂，成为章氏一生狂妄的最典型的代表。一者他身上的那种大师风范、革命家的气魄，不拘小节行为乖张，是一般学人无法达到的。民国时代只有北大的黄侃、刘师培能和章氏的乖张相其名，而这三人却都是学术思想的精英。二者能够让章氏狂妄的还有他的弟子。章门弟子，名满天下。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精英和文化大师，我们熟知的当中就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也包括汪精卫等。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称为一种薪火相传的典型，章氏的老师是俞樾，俞樾的老师又是清代的大儒曾国藩，一脉相承。而这种师者相承的范本，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作为师者的章太炎，从来就是无拘无束，他一生好抽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卷烟，有时误拿着卷烟在黑板上写，常惹的同学哄堂大笑。许寿裳先生是章太炎在办《民报》时，应周氏兄弟之请章氏特设的讲习班中的学生，据《章炳麟》一书记载：“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既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时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所讲内容当然是小学。”。从许寿裳先生的回忆当中我们真的对当时他们学习的境况是一种向往之情，何来明窗净几安静的大学讲堂，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培养出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师人物——钱玄同，培养出来沈兼士这样的大学名流。
　　 章太炎先生的狂士之风是中国纯粹的文人的典型，他是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狂傲，是维系文人尊严的狂傲，是尊重学术思想的狂傲。先生一生重气节、重思想，晚年正逢日寇疯狂侵华，先生无缘亲眼看到日寇败走华夏，但临终遗言最后一次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学人尊严。1936年6月14日，先生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华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狂士之风的章太炎，再一次让世人对他的狂妄投来了尊重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