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狱中斗争

　　　　在狱中，周恩来团结并率领其他代表向敌人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敌人是狡猾的。对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先是来硬的——打；后来又用软的——拖；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妄图借此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但是，敌高一尺，我高一丈，周恩来领导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周恩来写了一份申诉书，用大量铁的事实，以无可辨驳的逻辑，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敌人。申诉书是写给爱国律师刘崇佑的。
　　有一天晚上，敌人集合被捕代表“训话”。分散回去时，一张纸条在一个个“犯人”手中传递着，打开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这个字条是周恩来写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到各个监房巡查，大家都厉声质问他：“警厅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杨以德无理可讲，支支吾吾地狼狈退走。
　　当他走到周恩来的房间时，见周恩来正在埋头写字。周恩来写的是《警厅拘留记》。杨以德想查到他的笔迹，凑到他跟前问话。他哪里知道，周恩来早就有所准备，便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递给他。这个警察头子本来目不识丁，但他却假充斯文，装模作样地打开纸条，看了一遍，然后说：“很好，我回去考虑。”
　　他回去后，找秘书一念，内容和其他“犯人”质问的一样，气得脖子上筋鼓起了几条蚯蚓，大声喊道：“一定要把领头的查出来！”
　　第二天，杨以德突然把被捕代表分组召到花园会议厅，由司法科先给每人一份“答卷”，提出21个问题要每年个代表都回答。其中有：学联是何人提倡、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是何人主笔？明为“考试”，实为圈套。
　　周恩来又写出了一张小字条，上写“气节”2字，连同“不知道”这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依次传递给全体被捕代表。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代表们都保持了革命气节，众口一词回答“不知道”。
　　杨以德黔驴技穷，无可奈何，只好让司法科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先是假惺惺地说些夸奖学生爱国的话，然后问道：“《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告》是谁主笔？”
　　“没有主笔。”
　　“学联的经费从何而来？”
　　“（义正辞严地）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需回答你！”
　　敌人压不服周恩来，最后只剩下了“拖”这唯一的办法，既不“审讯”，又不释放，大耍流氓政治手段，只是施行政治无赖阴谋。
　　1920年4月初，已在天津直隶小警察厅被无理关押70多天的周恩来终于秘密串连起他的难友。作出了一项十分果敢的决定。
　　外号“杨梆子”的杨以德决定让周恩来到警察厅来宣布他们的决定。杨梆子先开口：
　　“（不屑地）怎么不说话，兔崽子？”
　　“我今天来找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
　　“有什么屁，就放。”
　　“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绝食？在我这里绝食？（一敲桌子）敢！”
　　“我告诉你，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两月有余，既不转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我们认为，第一，这是明目张胆地违背民国的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反新刑律的规定！”
　　“好一个刁嘴之徒！（忽然干笑一声，眯细眼睛察视这个胡子拉碴的学生代表，心说：“世道果然变坏了，这个体长牙尖之徒，年纪这么小，就敢咬得这么狠！）”
　　“（周恩来突然举起戴铐之手，往下狠狠一劈，咣当一声，木椅便如被刀劈一样，裂去一只角，然后吼道）限定你们在三天这内，由此引起所有后果，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部责任。”
　　警察厅长目瞪口呆了，呆了半天正待发作，后腰被人轻轻戳了下，听见一个警察咬他耳朵：“厅座，天津各报记者20多人集聚门外，说要求采访警察厅长。”
　　杨梆子气急败坏：“不采访，不采访！”
　　又一个警官推门而入，通通通，走到杨梆子身后：“禀告厅座，来了许多学生，都在门外，是来闹事的。”
　　杨梆子神经本能地一抽：“坏了，坏了，又要挨段祺瑞训了。只在天津地面一颤，段府的电话线就跟着颤，他杨梆子脑门上的青筋也跟着颤。
　　周恩来以命令式的口吻对警察说：“我话说完了，前头带领路，回去！”
　　“慢！”杨梆子急忙站了起来：“周先生，（口气明显变软）我们是不是再谈谈？”
　　杨梆子已成落入汤锅的面条，周恩来根本不理，头也不回：“三天之后再说。”
　　杨梆子无滋无味地过了三天。到了第四天，警察厅门口又出了新花样。值勤警察慌慌张张向他报告，说是有人自愿投降，想当囚犯。
　　“多少人？”
　　“24个，有男有女，全是学生，都带着铺盖，铁了心了。”
　　这次带铺盖冲击警察厅的举动，是邓颖超筹划的。
　　砰！一只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扔到警察厅门外，扬起一股沙尘。其后，一个女学生稳稳地坐在铺盖卷上。另一铺盖卷扔下，又一个女学生坐上。尽管守在门口的警察大呼小叫不准放，越来越多的铺盖卷无视禁令，直至封堵住了警察厅的大门。
　　24只铺盖卷，24个学生。吸引了众多的路人，拉着报馆记者的十几辆洋车飞也似赶到现场。
　　警察拥出大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杨梆子则站在玻璃窗后观察。他观察到一个白衫黑裙的小姑娘特别活泼，如兔子一样地蹦着、跳着、喊叫着，胸膛抵着刺刀，右手直点警察的鼻子，她的脸红如旭日，但是听不清在喊叫什么。
　　一警察：（呵斥）什么人敢带铺盖卷。
　　邓颖超：（仿调）什么人敢带铺盖卷？（大声）不怕死的才敢带铺盖卷！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吓唬人的刺刀吗？（举刺刀的警察一寸寸后退，邓颖超则一步步进逼）我们今天24个学生，带24个铺盖卷，就是为的坐牢！我们自愿坐牢！我们愿意替换关在牢里的24个学生！天津的监狱太有名气，关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我们愿见识见识这样的监牢！
　　“讲得好！”胆大的民众一齐喝彩。报馆记者们挤到邓颖超身边，像围追一位明星。
　　步步后退的警察声嘶力竭：“快散开！不准闹事！你这个小姑娘，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邓颖超忽然回身几步，抓起铺盖卷，顶在头上，大喊一声：“坐牢去啊！”
　　24个铺盖卷忽啦一下子顶在24颗头颅上，24个嗓门一齐大喊：“坐牢去啊！”
　　“娘的，”杨梆子在窗子后头跳脚。“一个小女人都挡不住！给我顶住！开枪！”
　　警察朝天打了好几枪，又挽手结成“链子”，好不容易才把那些发狂的铺盖卷挡在门外。
　　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放松管制，不得不宣布：“允许被拘人员在院内自由活动，最近就开庭审讯。”允许被捕代表们在院里散步、串门。
　　这时，周恩来便把大家组织起来，让大家学习，给大家讲马克思传、唯物史观总论、阶级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
　　1920年4月7日，周恩来等被捕代表21人，由警厅转移到天津地方检察厅，斗争还在继续。周恩来出狱后，根据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日志和日记编成了《检厅日录》。《检厅日录》详细记述了周恩来等革命者在检厅对敌斗争的历史，也真实地记载着周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人事迹。如5月14日、28日、31日、6月2、4、7日，都分别记载了周恩来讲解“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资本论”等情形。《检厅日录》曾在1921年冬由天津《新民意报》逐日刊登，1926年经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
　　1920年5月14日，周恩来的难友们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周恩来5月28日讲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讲唯物史观，6月2日，讲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6月4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说，6月7日讲马克思《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到6月7日为止，周恩来向大家讲完了马克思学说概论。
　　周恩来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并教育警察，他领导排演了两出话剧：一出是表现越南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救国镜》，一出是揭露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周恩来既演出主角又任导演。一些警察看后，也大受感动，责备自己不该迫害爱国志士。
　　在周恩来、郭隆真被捕后，第二天清晨，刘清扬就按照事先的安排，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线南下，呼吁全国各界人民营救被捕代表。她到达南京，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北洋政府。南京学生立即动员万余学生示威。接着，她到上海，向全国学联总会作了控诉。全国学联总会动员了三万余群众，在跑马厅举行大会，刘清扬报告了天津爱国运动被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通电全国声援。后来刘清扬又经广州转到南洋，向华侨同胞宣传、呼吁。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斗争持续了半年。
　　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经过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其中还有爱国律师刘崇佑的有力支持和辩护，反动当局被迫于1920年7月17日将马千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代表全部释放。
　　当代表扮装获释的消息传开后，天津人民欣喜若狂，各界联合会和学联组成了100多人的慰问团，到审判厅门前迎接。法庭门前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代表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人们把坚贞不屈的21名革命志士团团围住，争相握手祝贺。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以天津市人民的名义，把光彩夺目的镌着“为国牺牲”这4个金字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个代表的胸前，又给代表们戴上大红绸花。周恩来和出狱代表们分别乘上9辆汽车，汽车上插着“欢迎代表出狱”的彩旗，在人们夹道欢呼声中开去。
　　在警厅拘留期间，周恩来亲笔撰写了记载代表们在狱中坚持斗争情形的《警厅拘留记》。这一珍贵手稿后来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书商手中。全国解放后，有关部门从北京琉璃厂效贤阁书铺购回。1951年8月，将它呈送周总理鉴定，并拟在当时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展出。周总理要突出毛泽东主席，屡次要求撤下关于记载他们革命活动的文物。对这一手稿，周恩来照例不同意陈列，他指示说：“……此稿毫无保留意义，最好不必花钱专买，更无放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道理。”这样，这一手稿直到周总理逝世后，经有关人员索要，邓颖超才将它交出，并约好由博物馆保存、不展出。经有关领导安排，才在“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上展出。
　　
　　
　　第15章牺牲
　　
　　
　　1920年秋，郭隆真同周恩来、刘清扬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不久，郭隆真入了团，1922年加入中共。国共合作的1925年夏，郭隆真奉调回国，协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工作，担任妇委会委员。1926年秦系军阀张作霖入关以后，对革命采取高压政策。当时，出版的《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在北京无法印刷，但为了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郭隆真把稿件送到天津印刷。为了掩护妇女工作，中共在北京西城区办了一所缦云女子学校，由郭隆真主持，她住在校内，对内负责行政工作，对外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4月6日，北方区委党的负责人李大钊被捕，郭隆真也在缦云女校被捕。郭隆真被朋友营救出狱，辗转南北，才遇到一些老同志，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又派她到青岛开展妇女工作。山东反动军阀韩复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郭隆真同志逮捕；又在毫无口供的情况下，于1930年的一天深夜，将郭隆真同志杀害。她走向刑场时，不断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
　　郭隆真壮烈牺牲，时年37岁。
　　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对学生爱国运动不予支持。学生参加运动，他却躲在家里。1919年秋，南开大学开学时，在开学典礼上，他又责备学生：“你们的责任是念书，将来好报效国家，不应该到社会上去闹。大家要好好念书，爱国不是这样爱法。”当场遭到学生质问：“那么，你就赞成把青岛、把山东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吗？”张伯苓无言以对。
　　但是，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学校负责人向他请示办法时，他则指示打开后门放走学生。对于正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他也曾设法营救。为此，多年后，周恩来同志却还记得他，感激他。
　　8月上旬，觉悟社召开年会。出狱不久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一年多来天津学生运动的总结报告。
　　会后，周恩来带11个社员到北京，就觉悟社1919年年会的精神向李大钊汇报、商量、请教。李大钊对他们的想法极为支持，热情地赞扬他们的觉悟与创造，并开了一个进步团的名单，建议用觉悟社的名义邀请这些团体召开一次座谈会，共同商议这件事情。
　　8月16日，觉悟社11人，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二十余人，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内举行了茶话会。
　　与会者围坐在长桌四周，其中一位30多岁的人，浓浓的胡须，宽宽的肩膀，睿智的眼睛透过镜片闪耀着光芒，他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应邀前来出席座谈会。
　　会上，邓颖超用简洁、清晰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的活动情况。接着是周恩来发言。他说：“前几天，觉悟社开了年会，总结了一年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还向青年们提出恳切的希望说，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流滚滚的群众运动。
　　李大钊所强调的“主义”，就是他正在悉心研究和热情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列主义。与会青年们都坚定地表示，要在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
　　陶然亭聚会后不久，李大钊便发起了我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8月18日，李大钊又指导参加陶然亭聚会的五团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订立了《改造联合宣言》，制定了《改造联合约章》。其中规定，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联合起来，“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做点事”。
　　经过陶然亭聚会，周恩来受到新的启发和鼓舞，尤其是李大钊关于必须标明“主义”的讲话，像熊熊烈火燃烧在他的心头。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共产主义原理》等书籍，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戴季陶的《星期评论》。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周恩来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法国去的愿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当他还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时，就曾希望出狱后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寻求革命真理。
　　周恩来一生都记着五四运动中的战友，其中一个就是于方舟。
　　
　　前途举首已悠悠，冥想徒添无限愁。
　　幸有余年堪努力，明年再看此方舟。
　　
　　此首《遣怀》诗，乃是于方舟青年时代的抒怀之作，所抒之情就是忧国忧民、立志报国。
　　于方舟，原名兰渚，河北宁河县表口村人，1900年生。自小闻听八国联军侵华暴行，在直隶省立一中求学时又目睹外国强盗在天津九国租界、十里洋场里横行的情景，逐渐产生了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第三天，5月7日，天津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于方舟被推选为游行总指挥。直隶省立一中学生会成立，他被选为学生会代表。天津学联建立后，他被推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和学联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
　　反动军阀禁止学生向群众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便下令禁止演说，并派警察殴打学生。一次，于方舟在演说时被警察逮捕，关押了两周才释放。出狱后，他又斗志昂扬地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他写了一篇《爱国不怕进狱门》的文章，使学生们深受鼓舞，决心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他与马骏、郭隆真、安勃生，被学生们赞誉为爱国学生中的“四大金刚。”
　　1920年1月29日下午，学生代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等人被天津警察厅逮捕。在狱中，于方舟与周恩来等人共同对敌；出狱后，于方舟组织革命团体“新生社”，出版革命刊物《新生》，与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并肩战斗。
　　1922年，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文科。在此前后，他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并在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于方舟加入中国共青团，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共。
　　1924年1月，于方舟以天津学联代表的名义，经李大钊提名、介绍，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后，于方舟随李永声等回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及各级组织。同时，建立了社青团天津地委、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动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也于1925年成立了国民党促成会，于方舟担任主席。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然反对国共合作。这时，天津的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妄图颠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于方舟及时提议召开直隶省国民党党代会，重新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于方舟会前做了许多细致工作，戳穿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大会选举结果，于方舟、邓颖超等九位中共党员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有力地击破了国民党右派的夺权阴谋。
　　1925年，于方舟在天津发动了纱厂和码头工人大罢工，支援了上海工人五卅运动。
　　1926年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革命工作更加艰苦。国民党中央党部已不再给直隶省党部拨发活动经费。于方舟每天仅以一枚铜元的白开水和两枚铜元的大饼充饥解渴，仍坚持领导天津的革命斗争，经常彻夜不眠地紧张工作。
　　1927年，蔡和森到北方指导工作，于9月底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于方舟任省委组织部长。10月18日，顺直省委领导了玉田县农民秋收暴动，一度占领了玉田县城。中共顺直省委在了解了暴动情况后，便派于方舟带领一批干部，代表省委到玉田领导这一暴动。
　　于方舟先到遵化，通知暴动指挥部和玉田县委率领武装到遵化城北王爷陵集结整编。在整编会议上，于方舟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前一段暴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第二次夺取玉田县城的任务，并正式建立了京连人民革命军，由杨春林任司令。
　　革命军在平安城里打了一次胜仗，但在鲁家峪山区战斗失利，陷入重围。在突围后，于方舟等四人在丰涧县沙流河地方又被反动民团包围，于方舟不幸被捕，在1928年春天的一个严寒之夜里，敌人杀害了于方舟等四位同志。
　　
　　
　　第16章一手捉两条鱼
　　
　　
　　7月14日，湖南学联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有《创刊宣言》、《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好个民族自决》等。同时，他又任《新湖南》主编，还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几管齐下，指导运动。
　　《湘江评论》是四开一张的周刊小报，分四版，主要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评述、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
　　《湘江评论》敢说敢干。在创刊号上，毛泽东的豪言震惊全国：“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各期的“西方大事述评”和“世界杂评”都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他在《湘江评论》上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向全世界的反动统治者宣布：“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
　　《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受到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北京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专门予以介绍：《湘江评论》长于议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上海《湖南》月刊，北京《又新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都的《星期日》等都全文或摘要转载。李大钊对此尤为关注，于1919年12月28日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短评《大联合》，给毛泽东以鼎力支持。
　　《湘江评论》一问世，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创刊号印了二千份，很快销完，重印了二千份。从第2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武汉、广东的学生、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会人士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波及全国。
　　湘江评论》上的雄文，北京《每周评论》、《晨报》、四川《星期日》等报刊都相继介绍或转载。
　　湘江评论》与北京《每周评论》南北呼应，极大地震慑了反动派。
　　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对此恐慌不安，连连惊呼：“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不得了！”因此，《湘江评论》第5期正在印刷时，就被反动军警查封了。
　　你有枪，我有笔。《湘江评论》刚被查封，毛泽东又应邀接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会生会刊《新湖南》。
　　《新湖南》虽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创刊，但前八期主办人李振翩、张维、龙毓莹，由于坚持“不涉及政治”，尽管也有主张改革社会的进步文章，然而一直影响不大。
　　毛泽东从第7期开始接办《新湖南》，庄严宣告：“以后要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
　　人们看到了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欢呼雀跃：“《湘江评论》复活了！”李振翩不久也随毛泽东参加了“驱张运动”，后来成为美籍华人、细菌学家、病毒专家。50多年后，毛泽东千方百计找到了李振翩，于1973年8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了老友。
　　《新湖南》一易主编，张敬尧狗鼻子就嗅到了“臊”，又派军警查封了《新湖南》。此时，毛泽东接办《新湖南》才办了四期。
　　张敬尧害怕革命的声音，一再查封革命刊物，一再与人民为敌，他便成了湖南群众运动的众矢之的。
　　于是，驱张斗争在湖南蓬勃发展起来了。
　　毛泽东托人给开慧带来了一册《湘江评论》，她把它紧紧地抱在怀中。
　　开慧反复吟诵着毛泽东的文章：“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这是欧洲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方式；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我们应该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她完全被毛泽东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和扭转乾坤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振奋了。
　　怀中先生也欣慰地听开慧给他读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豪言宗旨：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爱他？如何传播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怀中先生听了，赞叹不绝：“我没有看错，毛泽东将来必是国家的栋梁，现在，一代伟人正在崛起。开慧，你也应该高兴，中国的未来就在毛泽东以及与他一起奋斗的那些人身上……”
　　开慧说：“我高兴、高兴，待父亲病好以后，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工作、去斗争！”她憧憬着：历史画卷即将由大联合起来的民众描绘崭新的篇章。她向往着：不久的一天，她将投身到民众大联合的行列里，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地战斗！
　　五四运动的浪涛继续向前翻滚，开慧的思想觉悟也随之不断提高，她开始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才爆发的，马列主义的指导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她凭借着在北京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和《布尔什维克》等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外进步书刊，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对各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天，杨老夫人接到一封乡下亲友的来信，不禁感叹地说：“一些亲戚的家境不如过去好了，穷了。
　　坐在父亲旁边念书的开慧，接过母亲的话头，侃然答道：“穷了就好，要是成了无产者，更能坚决地参加革命！”
　　“潮流总是要随着时势而变换的，共产主义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正在病中的怀中先生也兴奋地插话了。
　　开慧在爸爸插话后，继续表达自己的见解：在俄国，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劳农专政的苏维埃国家，过去是奴隶的工农，今天翻身掌了权，做了主人。社会的问题，只要民众联合起来，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开慧的这番话，说得大家高兴地点头称是。
　　怀中先生一家都牵挂着毛泽东，不知他正在怎样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着斗争。
　　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也很关切。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使毛泽东在那里有机会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回湖南后，与北李南陈的书信往来始终不断。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李、陈都很赏识。
　　毛泽东指导湖南学联，工作十分繁忙，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会，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开办工人夜校，深入工厂、农村作社会调查，满腔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对当时封建军阀诬蔑攻击共产主义的种种谬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进行了严肃的驳斥和批判。
　　五四运动在湖南显示了横暴镇压，因而湖南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发展为驱张斗争。
　　在毛泽东领导下，当时主要由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干部组成的驱张代表团，分别往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和扩大驱张宣传。
　　毛泽东先期派驱张代表彭璜到上海，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发行了《天问》周刊。《天问》在上海《湖南》月刊上刊登的广告说：“宗旨以排除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为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沪，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时间达两个多月。民厚里29号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
　　在这所简朴的房屋里，毛泽东住了两个多月。毛泽东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指导《天问》的编辑工作，并于7月4日亲为《天问》第23号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天问》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发扬“如去年‘五四’之所以对付卖国贼者”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要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文告突破军阀的封锁披露出来后，《天问》表示了热烈的响应，从中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天问》表示了和《湘江评论》完全一致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寓所的陈设是极其简单的。楼下正间被用来开会和吃饭，除一张方桌、几只凳子之外，就是放在楼梯口的小行灶和楼梯下面的炭篓，别无他物。同住5人轮流司炊，油盐蚕豆拌米煮饭。随同毛泽东来上海的两名公众代表住在亭子间内，一位女学生代表住在灶披间。毛泽东同另一位学生代表即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下房。住在前楼，此向临街有阳台，阳光里的门窗下横放一张木栏单人板床，是毛泽东的铺位。另一位紧靠着西面墙壁。两张床上铺着从湖南带来的褥子、棉被和床单，都是蓝底印花的土布。空中放一张方桌，四只方凳，桌上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和笔砚文具。一张藤躺椅的扶手上，常常堆放着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书刊。在这里，毛泽东多数时间看报；有时在室内来回踱步，思考问题。由于他在青年和学生中间的威望，大家总是喜欢追随他的左右。按照湖南习惯，青年们尊敬地称呼他为毛先生。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除了组织驱张活动之外，还召集当时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城南黄埔江的半淞园（今半淞园路）开过一次会，明确规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学会活动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讨论。毛泽东要求学会：应当脚踏实地、有根有叶、不事喧哗，多作基础工作。大家都极其同意毛泽东的这些主张。
　　同年冬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刊载了这一次集会的经过，描述与会人员的心情时说：“这回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位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毛泽东还访问了霞飞路渔阳里（在今淮海中路成都路口）内的“外国语学会”，此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便利自身活动而设置的公开机关，也是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在渔阳路东的花园里口便是《天问》出版社的所在，毛泽东曾多次到那里指导驱张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辗转长沙、北京、上海，既为驱张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又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做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
　　
　　
　　第17章痛写祭母文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中等身材，清秀端庄，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
　　文七妹(1867年2月12日—1919年10月5日)，湖南湘乡棠佳阁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3岁时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订婚，18岁时结婚。毛母为人心地温厚，待人宽容恭让，节俭勤劳，深得毛泽东兄妹及乡人的尊敬。头生二生夭折后，她又生了三子：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还收养了幼年失去父母的侄女毛泽建，而她自己所生两个女儿，却已早殇。
　　1919年，毛母患淋巴腺炎，当时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得知消息，急忙赶回家把母亲接到省城治疗，住在长沙河西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可是由于其他病症并发，毛母还是于1919年10月5日，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葬韶山南岸。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湖南韶山的文七妹不逊色于三太和孟母，养育出了新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
　　文七妹18岁与毛顺生完婚，先后怀过两胎，都在襁褓中夭折。八年后毛泽东诞生，文七妹了不起，她采取了四项措施：一，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二，替毛泽东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后去还愿；三，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所以毛泽东小名又叫石三伢子）；四，自己吃“观音斋”。
　　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其真名是文素勤，而非此前所称的“文其美”。她继承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许多优秀品德，这些优秀品德，对早年毛泽东性格与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样样活都干，样样都安排得有条有理。
　　文氏夫人虔信佛教，心底极为善良，对贫穷人富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文氏和儿子毛泽东经常接济穷苦的叔父毛菊生和断根的本家毛承七等人。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妹影响很深，他们一致拥护母亲的作法。而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这事常发生争吵。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些往事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执政党。反对党由母亲、我、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父亲给毛泽东设计的生活之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做个会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见大世面，寻找救国救民的路，父子之间发生了矛盾，文氏夫人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伢子的爸爸，并请来亲朋好友邻居说情。最后，毛顺生才答应儿子的要求。
　　1919年春，文氏夫人患病，毛泽东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短聚一个时期。其间，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毛泽东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这年10月，就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紧张时刻，接到二弟泽民从韶山寄来母亲病危的紧急家信，泽东带上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他们赶到家时，10月5日去世的母亲已入棺两天了。披麻戴孝的泽民一把拉住兄长，哽咽地诉说了母亲临终前的情景。泽民说，母亲在临终时还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心如刀绞，泪似泉涌，他抚着母亲的棺木，哭出声来，母亲才52岁，不想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守在母亲的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于脑际，在悲痛中，他席地而坐，用泪和墨写下了《祭母文》和两副灵联。其灵联是：“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这两副灵联，也深深地记述了毛泽东的母亲平生对他的养育之恩，也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
　　毛泽东《祭母文》全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毛泽东悼母，泪盈盈，情切切；母亲泉下有知，亦应笑慰；祭文蘸泪之笔，句句含情；灵联心扉之语，字字是真。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痛，咽着泪水，同二弟泽民分别，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返回长沙，决心用母亲的精神，救危难祖国、济天下苍生。
　　毛泽覃比大哥毛泽东小12岁，他长得跟大哥一样，身材修长，大眼睛，圆脸，酷像母亲文七妹。而二哥毛泽民长脸，高鼻梁，长相则似父亲毛顺生。
　　由于毛泽东很早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参加农业劳动。十多岁时学会了干一般农活，也能写会算。一九一九年十月至一九二零一月，父母亲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
　　毛泽覃8岁进村里私塾读书，13岁从韶山来到长沙“一师”附小学习，毛泽东成了他的监护人。在哥哥的关照下，毛泽覃成绩一直是班级的前三名。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少年毛泽东来说，母亲给他以谦和温厚之情，为他日后成就伟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于母亲，毛泽东十分敬重。关于他敬重母亲的史迹，广为人知，毛泽东曾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父母墓前，神情肃穆，深鞠三躬，充满深情地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山后，在参观父母生前住过的卧室时，他又对身边人员说：“我父亲得了伤寒病，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只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毛泽东对父母的敬重与怀念，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