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新中国建国以后，并经历了新中国探索道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并在政治活动中心——北京完成他们的童年、中学，经历过知青下乡，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他们很多人既是那个特殊时期整日游手好闲的北京四九城的顽主，又是各种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新时期后开始内省并参与创作的作家。他们根据发生在自身与周遭的故事，给我们呈现出了这一时期青年一代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血色浪漫》中钟跃民的说法“假如把人生比作炼钢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熔炼过程，就相当的复杂、曲折、艰难，因此这一代人应该是特种钢。”
　　 王朔早期的作品，善用一种幽默，嘲讽式的语言风格，不仅有政治的嘲讽又有简单琐碎生活的玩味。在王小波看来，王朔的早期作品能让人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反倒是后面的趋向大流的作品如《看上去很美》、《红樱桃》等这种故作深沉的作品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一系列的顽主形象的成功塑造也为王朔贴上了“流氓作家”、“痞子文学”的标签。他的成功在于描摹了一批特殊时期特定的人物群体，然而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诟病。
　　 都梁算是新世纪才开始电视剧本的写作，从而也踏入了文坛的。他的《亮剑》、《狼烟北平》和《血色浪漫》使他迅速成名。从收视率的角度上看，《亮剑》和《血色浪漫》都获得了不小的轰动。在文学成就上，都梁比之王朔当然要逊色很多，而且就整体艺术成就而言，都梁也欠缺技巧和构思。同样描写过顽主形象的作家还有著有《北京教父》的已逝作家王山和以《往事并不如烟》著称的章诒和。不过，本文主要就王朔顽主系列作品中的顽主形象和都梁作品《血色浪漫》中的顽主形象进行分析对比。
　　 顽主形象塑造中共通之处
　　 一、描写对象上，都是描写文革以后，那时所谓的老三届这一代青年。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当时在中学的高中，初中的三届学生，出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在文革后期还有继续从中学出校的学生，后面的几届也称为“新三届”，新三届中很多也下过乡，当过知青，老三届的下乡，基本都是到了边疆，东北的北大荒，西南的西双版纳，内蒙等。四人帮垮台后，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些老三届毕业生一般都当过红卫兵。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他们所曾经信奉的人生观念经过大的社会变革变得面目全非，他们的价值城墙的倒塌，使得他们无法适从。
　　 二、语言特点上，他们共有着一种北京式的油腔滑调，他们有着“调侃”、“吹捧”、“小流氓”式的嘴脸。《一点正经没有》宝康将丁小鲁、吴胖子、马青一干人状告到法庭时，有个粉面女郎对方言的提问。
　　 “你处世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
　　 这里可以看出作为首都的北京，其文化风格十分独特，王朔作品中不乏北京口语的运用，但其在传统风味上又加入了自己的特色，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借助北京口语独有的形象性，幽默感，市井词语，幽默词语等，形成了“新京味”语言。他小说中的方言更近似于市井无赖的词汇，运用调侃强调来表现人物特征。《血色浪漫》中，钟跃民勾搭周小白时也是一副小流氓的模样。
　　 另一个语言特点是，他们都善于把知青下乡时期，文革时期的政治术语拿出来作为调侃的语言资本。这也是很多描写这一动乱时期作品中共有的文学特征。
　　 《血色浪漫》中有袁军买了自家的古董，请大家 吃冰激凌的一段描写：郑桐笑道："这小子真是舍命不舍财，吃得直拉稀，还舍不得放下碗，生怕吃亏。"钟跃民向厕所高喊："袁军，别再吃了，身子骨要紧，想开点儿。"二毛子苦口婆心地说："袁军，你就听哥几个一句劝吧，实在撑不住就别硬撑了，肚子可是自己的，算我们大家求你啦。"袁军在厕所里喊："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革命到底，想想红军两万五，爬雪山过草地，我这点儿困难算什么？跃民，桶里还有多少？"钟跃民看看水桶："还有小半桶呢。"袁军喊："别忙，哥几个歇口气，一会儿接着练。"钟跃民摇摇头：这孙子，不要命啦？
　　 我们显然可以从其中看出 ，这种语言显然是从由手持毛主席语录的孩子们口中说出来的。这种政治语素正好也成了这种京味调侃的最好资源。
　　 两部作品中对玩主形象描写的不同之处
　　 一、 两种不同的顽主形象
　　 两部作品中顽主不同的性格特征。王朔作品中的顽主言行，举动多是为所欲为的，欠缺了一种宿命感，没有道德的衡量和鞭策。王朔试图把他们逼到一个狭小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让他们自生自灭式围绕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尊严和一切可以丢下的东西。王朔自己说：“信仰不能当饭吃 ， 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道德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他的顽主是一群为了基本生存，可以欺世盗名，厚颜无耻的人物。当然，不能否认他作品中立体人物的建构，一群成功的顽主的形象被塑造出来。于观领衔成立一个荒唐的3T公司，可笑的是这个公司在这个时代竟然有市场，在与客户宝康的形象对比中，我们又觉得于观、杨重、马青这伙人是多么的可爱。在这种共有的顽主形象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于观还是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的人物，宝康不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还是一个奸诈的小人。顽主中每一个人物都描写地比较到位。如：
　　 在作品《顽主》中马青兴冲冲对行人挥舞拳头地叫嚷：“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他一愣，然后得意洋洋地四顾大叫：“谁他妈敢惹咱俩?”
　　 这里面不仅有处世圆滑的那种令人可憎的习性，同样也能看到他们圆滑，调侃的嘴型 ，看上去直爽干脆，却不由让人心生憎恶。
　　
　　 而《血色浪漫》中的顽主形象被明显的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钟跃民这些高干子弟为代表的顽主，他们视乎没有坏透，在精神世界中，他们拥有一种很崇高的东西，他们当然也会在大街上插架，也会在街上与漂亮小姑娘搭话，你甚至也别指望他们在买《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时去安分地排队，他们混混的形象甚至也有点厚颜无耻。但是，他们却有理想，有追求，甚至也是艺术的爱好者，他们仗义，加之油滑的腔调，他们甚至有点西方浪漫主义的色彩。钟跃民是一个塑造得最为完美的形象，他甚至被冠以“菜刀诗人”的称号，书中写钟跃民评论特殊年代的时髦小说《基度山恩仇记》时，他确实呈现的是音乐评论家钟跃民先生评论的《船歌》。谁说鲜血和浪漫无法统一？这就叫血色浪漫。钟跃民，一个背着菜刀的诗人……钟跃民的人生轨迹并不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有较大的出入——钟跃民也悉数经历了闹文革、上山下乡当知青、参军、复员、改革开放后干个体、在公司任职等等事件，只不过，作为一个算是“出类拔萃”的人，在每一个事件的过程中，钟跃民都要做得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要成功、风光地多——甚至连蹲班房都比一般犯人蹲地卓越。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钟跃民在文革里潇洒地当着顽主，大胆地打架，前呼后拥地享受、侠义赤胆地珍惜着哥们情义，还成功地“拍着婆子”，精彩地打发着那一段常人难以忍受的蹉跎岁月，在陕北插队时苦中作乐，着迷于陕北信天游，且不失时机地陷入爱情享受爱情，没有浪费一秒时间，抓住机会圆了参军梦后在部队上又结交了患难与共的兄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屡次表现优异，官至特种兵大队长，转业后又进入名企高层，业绩卓越……即便用社会上世俗的观点来衡量钟跃民，钟跃民的人生也绝对是精彩有余的。
　　 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另一类顽主就是平民百姓出生的小混蛋，确实一种不要命的主，在他眼里就是看不惯“大院里的顽主”，为了跟高干出生的那些顽主拔份，他活不要命，简直是一个杀人狂。这些贫民阶层出生的顽主们，他们的命运显然要悲惨的多，这里面有小混蛋、李奎勇等一批人插队回来的知青的起点显然没有钟跃民他们那伙人优越。以至于于他们的生活是黯淡的，是一种以生存的斗争，他们显然无法拥有与钟跃民过想过的生活式的潇洒。
　　 还有一点就是，前者注重描写一拨人，后者集中笔墨描写钟跃民一人。两人作品的共同缺陷是，女性的形象显得暗淡很多。似乎文学对象专为顽主，女性是对顽主的一种修饰。
　　
　　 二、 两种顽主不同的生活轨迹。
　　 王朔的顽主是一个片点化生活中的顽主，是一群生活化的顽主。在描写顽主的过程中，王朔作品《顽主》更注重精细的生活细节，王朔调侃的笔调下，这些顽主生活中的丑态是淋淋尽致，而《血色浪漫》更注重生命历史的变迁，体现出历史感。在时间地跨度上，《血色浪漫》视乎要更大，从这批顽主的街上闹事，到偏远山区插队，到部队参军，再到后来部队转业，他们的故事更加富于曲折性。因此，可以这样说，王朔的顽主是现实社会无奈中的顽主，都梁的顽主是社会成长，经受考验打击的顽主。他们各有所侧重，都有自己的艺术成就。
　　 王朔所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小人物中的发展轨迹，他们有着心酸的生存环境，在没有强大后盾支持下，他们对突然间强大市场化的经济形势和分配方式感到手足无措。而钟跃民这些高干子弟们，他们拥有着明显优越于于观等人的社会资源，他们能够在插队后，走向部队，走向社会高层。他们在新生的社会形态中找到了自信，找到了生存的方式。那么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潇洒是令人向往的，可是王朔作品中的顽主显然是令人悲悯的。
　　
　　 这些顽主是在文革后，价值观念城墙坍塌后，一种无意识的苦闷与彷徨的必然产物。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或许王朔由于自己所处的顽主地位正好没看到或是丢了某些崇高的成分，学到了“京油子”的油滑。都梁却因为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集中关注并学到了某种崇高的成分。他似乎找到了顽主崇高的部分，或者说，在积极的生存生活过程中，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钟跃民式的顽主已经逐渐地退化掉了顽主的某些劣质。
　　 柯南道尔曾借他笔下的人物福尔摩斯说过一段话：人脑是一只有着若干抽屉的柜子，每个抽屉里的空间是有限的，不能把太多的杂乱无章的东西都塞进抽屉里，你只能塞有用的东西。其实文学跟人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个抽屉里都住着一位作家，你之能在你自己的生活环境、性情、机遇、文化底蕴和勤奋度等众多因素下，尽可能地发挥你自己的创造力。从这种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写作风格。据两位作家所说，这些顽主都有着他们自身的身影，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正好可以解释了为何同样写顽主，一个的顽主接近“痞子”，一个写得那么侠义浪漫，一个写的是生存的傀儡，一个是写的是生活优雅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不同的现实基础，出生在北京高干大院里的顽主确实有不同于贫民阶层中顽主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