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上海“三罢”斗争

　　第11章上海“三罢”斗争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又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上海学联便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
　　6月5日那天，在上海最早罢市的，是开设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样西服店，因为复旦同学常去此店做制服，早与他们的职工熟悉，一经动员，他们就带头关门。于是接着再分头劝说动员，得到了店员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连锁反应，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强大声势。当时上海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也贴出了“国事如此，无心理发，关门罢市”的布告，堪称佳话。
　　这时候，复旦校工所组织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6月4日第12版的《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上，发表了一份义正辞严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全文如下：
　　现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危险得很哪！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恐怕全国的同胞，是无人不晓得了。山东是文化出产的地方，又占在中国地理上很要紧的位置。亡了山东，还不是同亡了中国一样了？他们学界的人，结了一个大团体，终日的在那儿奔走呼号，尽他们的救国责任；商界的人，也结了团体，渐渐的活动，要显出他们救国的热心。看看我们工界的人是怎样呢？可算是简直没有一点举动，就是简直没有一点爱国心。唉！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单是他们学界、商界救得了的么？难道我们工人不配救国么？要晓得我们工界的人，是占最多数的。我们多数工人不去救国，那还有希望吗？况且我们向来是能吃苦，能耐劳，不好虚名，脚踏实地的。若是拿这样精神去救国，不是格外切实、格外厉害吗？所以我们复旦大学里的工人，办了一个工界联合会，那会的宗旨，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吾们的苦心，就是想唤醒全国的工人，大家快快起来，也办一个联合会，然后联络各处的小团体，做成一个极大的团体。那时候，既有他们的学界、商界大家一致的救国，又加了我们工界的一致救国，那还怕什么山东争不回？还怕什么日本的强暴呢？
　　这份《宣言》，应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充满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感和十分高涨的自豪感，它对爱国救亡前途更充满着必胜信心。
　　可是在不少近现代史著作中，都只抽象地写：六三运动，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已日益觉醒，正开始走上政治历史舞台。却根本不提这活生生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这是十分遗憾的事。至于这份宣言之所以在当时日出3大张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又与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邵力子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本在沪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的工厂工人、交通运输工人、清洁工人、手工业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约有6、7万人，高潮时达到十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和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斗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发动和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中国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它以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到6月10日终于迫使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此后，上海学联代表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朱学洵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
　　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上海学生的赞誉，朱学洵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先生。那天下午他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他以极深刻的教育。
　　中山先生见到朱学洵，热情招呼他坐下。朱学洵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接着，孙先生同朱学洵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钤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可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朱学洵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朱学洵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这是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是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当时孙先生还在书上写了“仲华先生惠阅”，送给了朱学洵。他还补充说：“现在商务印书馆连我的书也不出了，他们不出，难道我不会从别处去出？”
　　中山先生所赠那本《会议通则》，是人们学习民主政治的入门书，朱学洵早在1933年就赠送给了绍兴稽山中学图书馆。可惜抗日战争时，学校内迁，此书已毁于战乱。至于“天下为公”这一横幅，幸喜朱学洵已于1959年捐赠给了鲁迅文化馆，至今得保存在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球学生会所作演讲《救国之急务》，全文当时印有小册子分送，朱学洵原也宝藏一本，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会时，邵力子先生任筹备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朱学洵将这本小册子送北京，转赠了纪念会。
　　
　　
　　第12章回到北大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了。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
　　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6月中旬，张国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任总务方面的工作。为营救陈独秀和其他被捕的北京学联负责人，7月初，张国焘回京主持学联工作，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不久又担任了北大学生会总务部主任兼评议部主席。在这场营救活动中，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诸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教职员和学生间的意见等工作。
　　当蔡元培答应回北大时，安福系即与胡密谋收买少数学生，制造事端阻止蔡元培重返北大，并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7月17日，当胡的亲信拉拢学生在法科礼堂密谋开会之际，鲁士毅等200余暑期留京的北大学生赶到会场，扣下了在会场的许有益等22人。次日，许有益往中一区警察所控告鲁士毅等擅自扣人并将其打伤。7月27日，京师警察厅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函送许有益等的控告书，地检厅同日发出拘票，拘捕鲁士毅等11人。鲁士毅等进行有力斗争，坚决否认所控诸罪。京城名气颇大的刘崇佑大律师毅然担任11名被告的义务辩护律师。在法庭做出宣判之前，他宣读了长达5000字的辩护理由书。法庭之外，北大留京学生积极营救被捕学生。7月29日，200余名北大学生集体到地检厅投案，他们还曾要求每日派学生10人入狱相伴。7月30日，学生们还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向回籍学生发出通电，揭露当局的险恶用心：“得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8月21日被捕的11人遭公审时，北大183名留京学生联名向法庭递交共同投案书，声明：7月17日同学会之争，本无犯罪之可言，假若有罪，亦应大家共同负责。投案书正文之后附上了工工整整写满3页纸的183名学生的姓名，表示这是大家的共同意愿，其中有张国焘、朱自清(后来的著名教授)、罗家伦(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傅斯年(后来的著名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范鸿吉(1927年与李大钊同时就义)。北大教职员和各高校教职员同时也采取行动营救学生。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与胡适等16名教职员签字联名求保被捕学生，高等师范学校和农业、政法、医学、工业等4所专门学校校长也联名致函，请求释放被拘学生。
　　由于大律师刘崇佑的出色抗辩、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8月26日，法庭宣判5人无罪，6人被判10日至4个月(缓期3年执行)拘役，最终结果都是当庭释放。当局企图破坏北大学生运动，打击学生干事会的阴谋破产了。
　　由于各界人士竭力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获释。在北大学生欢迎他出狱的大会上，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词。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
　　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在社会各界的营救、声援下于9月16日获释。
　　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
　　9月20日，张国焘在北大主持数千人的大会，欢迎蔡元培校长返校。为躲避警察搜捕，12月，张国焘与罗家伦以学生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争取各界声援。次年1月，张国焘两次拜访孙中山。之后，与陈独秀、毛泽东等26人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参加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由此逐渐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9月下旬成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名党员，与李大钊、张申府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年后，张国焘出席中共一大并主持会议，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任组织工作。
　　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啊。”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了。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得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吧？”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了。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了。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了。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第13章方方面面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
　　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启明，你谈得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吗？”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了。要是能感动全国各了。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吗？”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在目前的中国可能吗？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
　　忧愤和贫病交加死了。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得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不了他激愤的声音：“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困苦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蔡元培那天也发了言，心里满渗着悲凉。因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时，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刘师培终于在秋风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国学大师只活了三十六岁，实在令人痛惜啊！记得那天他正在校长室欢送傅斯年、罗家伦和许德珩等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许德珩的出洋经费还是他托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设法解决的。望着这些即将离他远去的学生，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哟。就在这时候，钱玄同脸色铁青地闯了进来，报告了这个噩耗。
　　刘师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当时黄侃不巧去武昌处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请来了钱玄同。他临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见钱玄同来到床前，脸上还露出一丝惨笑。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心头多日的肺腑之言：“玄同，我要走了。谢谢你和……仲甫、蔡先生，对我的关照。有些话在临死前，还是说出来……痛快，你知道我是过来人，在中国，我算是最早研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了……我觉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观点……太偏激。仲甫的《文学革命论》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你还开口选学妖孽，闭口桐城谬种。而且只要谁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你和仲甫不懂国学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你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想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你们可能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观点我想也是对的。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大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二十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们……会听得进的……”
　　那天的钱玄同听得恍如五雷劈顶，只顾紧紧地拉住刘师培干枯的手，一句话都不敢解释。当他跑来告诉蔡元培时，蔡元培也感到很震惊。他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问：“申叔的话有理吗？”、
　　钱玄同没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恸地点了下头。蔡元培终于长叹了一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刘师培没有后代，更没有遗产，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国学专著。蔡元培亲自出面张罗丧事，他的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钱购置了棺木并支付丧事的一切费用。黄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赶来吊唁，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刘师培的死，让他想起了颜回、韩非、贾谊等才子的早夭。并当即吟诗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而何震却因丈夫去世后痛不欲生，没多久就神经错乱了。她常常会哭哭啼啼地来北大门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要刘师培快点回家。每当这时，总是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出来好言劝慰，默默地护送她回家。
　　她那凄凉的呼号，给1919年的岁末抹上了一笔沉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