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盼来了个暖冬，不想，北风竟领来了半世纪一遇的冰封。
　　 断水停电，交通受阻，物资无法供应，连蜡烛也是有价无市，成倍翻番地涨。傍晚，婆婆裹挟着一身凛冽的寒风进来，皮靴蹬得嚓嚓响，喘着粗气：“哎，省着点用啊，没有货买了呢！”我起身接过一捆蜡烛，抽出一根，点燃。女儿轻轻地对着烛光呵了一口气，烛光微微颤动，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晃动，交叉、重叠。光与影的揉合，明与暗的幻变，顿时，思绪凝结在记忆的碎片中，碎片渐渐聚拢来，变成了完整而又清晰的一大片……
　　 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夜里，家家户户点着昏黄的煤油灯。我记得家里有一盏三角型带玻璃片的煤油灯，好像是母亲陪嫁的，照出来的光清亮清亮的。母亲很少拿出来用，用过后总拿块干净的抹布擦了又擦，拭了又拭。我和弟弟蹲在一旁，推推玻璃片，捏捏油瓶，拨弄顶上的圆环，母亲捉起我们胖乎乎的小手，故作嗔状：“弄坏了，非打烂你们的屁股不可。”我们一溜，一骨碌翻坐到黑漆的圆凳上。圆桌上立着爷爷给他的儿子们分家时的铜油灯，灯身斑斑铜锈泛着暗暗的绿光。此时，坐在桌旁的父亲也把那篇小说看得差不多了。他放下书，摸着我的小脑袋：“又调皮了？”弟弟噘起小嘴：“没有，妈妈说要打烂我们的小屁股。”父亲笑起来，眼里满是慈爱。
　　 夜色愈显深沉，旷野里一片寂静。门前那条路，泡点雨水，烂泥已近半尺深。
　　 父亲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门外，摒住呼吸，似有所思。这时，我们依稀听见“哐啦、哐啦”的脚步声在门前那条泥泞的道路深远处响起，步履声愈来愈清晰了，父亲的眉紧锁起来。不久，便听到“扑通”一声闷响，似有倒地的声音。那人走到池塘边的樟树旁，不慎一脚踩进深坑，套靴便死死钉在泥里，他的脚连同袜子腾空而出，身体一晃荡，臀部便与浆糊般的稀泥们亲密接触了。我和弟弟笑得泪水都快流出来了，母亲狠狠地瞪我们一眼，我们使劲憋住笑，飞似地跑到床边，终于忍不住“扑”地一声，大笑着拍打床板。父亲提起母亲正擦拭的三角煤油灯，走到那跌倒的人身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人扶了起来。
　　 父亲回到屋里，母亲接过三角油灯吹灭，收进橱柜，唤了句：“睡觉了吧，我们家每个月的煤油总用得最多！”父亲把圆桌上的油灯提到窗旁的书桌上，缓缓地说：“你们先睡吧，我再看会儿书。”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个困难的年代，父亲怕路人滑倒，总点灯到深夜。我不知父亲在这样的清夜里熬了多少个日子，也许，在门前那条无言的道路上走过的人们，早已忘记了曾有一盏油灯在那里点亮过，送走又迎来了一批批暗夜中的路人。我常想，油灯是无悔的，父亲也是无悔的吧！
　　 后来，村里修了路，通了电，两盏油灯便不知搁置何处了。或许母亲收藏在某个角落，会常用蘸着油的抹布擦擦、拭拭。
　　 油灯下岗后，也常会有停电的时候，可人们不会再提起油灯用了，因为供销社里没有煤油买了，取而代之的是蜡烛。中学的时候，停电便成了我们全校同学望眼欲穿的渴望与期盼。随着雪白的日光灯一黑，校园便响起“哦”的一声，整齐得让老师们咋舌：“谁说我们的学生没有同心的时候，瞧，这声‘哦’，怕是与部队里阅队时的口号声有得一拼呢！”紧接着，久经沙场的班主任们提着早已备好的蜡烛跑向各个教室分发，生怕我们一哄而散。我们带着窃喜后的懊恼，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摇曳的烛光里，五六十个脑袋埋在书中，愤愤地数落学校里的无情与苛刻。毕业离校前夕的晚上，我们围着圈坐着草坪里，手举蜡烛，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站在圆圈中央，与我们作最后的演讲和告别。我们流着泪，全然忘了蜡泪灼在手上的疼痛。
　　 而今，恩师们云鬓已改，昔日同窗亦各自一方。多年后的一个傍晚，在我工作的地方碰到初中班主任，我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坐下长谈。我们感叹着时光的消逝，他仍记得我，大概是因为他曾经对我有过太高的期盼，而我的不争气又让他痛心不己。而我提及班上的或某届某班的一些同学时，他的脸上一片茫然，含糊地答道：“带了太多的学生，印象是模模糊糊一片，只记得很多双眼睛，很多张脸，要正确地拼接起来，很难了。”我相信这是实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使干。”蜡炬流泪，是一种物理现象，春蚕吐丝，只是一种生命行为，而那些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着的老师们呢？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甚至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们的生活起居，是否也是出自一种职业的本能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这种不言，这种别无他图的对工作的执着，将一批又一批的懵懂少年培育成人，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才。感谢老师，还有在人生路上给我们教诲的人们！他们才是照亮我们人生道路的蜡烛！
　　 烛光仍在闪烁，女儿仍在嬉笑。问你呵，烛光！你能否照亮女儿的一生？能否照亮祖国的下一代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