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处在喧嚣、浮躁和迷惘中的现代都市中人，大都向往怀念古时候那种小国寡民式或世外桃园式田园生活。那时候，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耕女织、丰衣足食，正像庄子描绘的那样，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那是何等的安闲自得和满足无忧的一种生活状态啊，现代人再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感觉了。说也怪，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物质在丰富，文明在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地在上升，然而，人们却总觉得，生存环境似乎愈来愈艰难，生活质量似乎越来越恶化，人对生活追求的满足感似乎总觉着每况愈下。于是乎，一边是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一边是人的生存压力日益沉重，现代人便无可逃脱地深深陷入于价值困惑的精神烦恼之中。
　　
　　 不难理解，这是一种“发展综合症”。物质文明愈发达，人的精神欲求就越强烈，人对生活的欲望和理想的提升总是要快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虽然还没有数学家或社会学家能够精确计算出这二者之间究竟是呈算术级数还是呈几何级数的相关增长，但社会直觉告诉人们，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价值的相对发展确实呈现出一种“剪刀差”现象：文明愈发展，人们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愈大，对生活的不满足感就愈强烈。其实，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很简单：社会开放了，人的自由流动，商品的快速流通，信息文化的广泛交流，很快打破了那种相对封闭、隔离的传统生活状态，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物质和文化差异。这种文明的差异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必然造成处在不同生活水平下的人们对于生活价值的不同追求和社会心理的极大不平衡。
　　
　　 价值的困惑，根源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面临的主要是生产效率的低下及其物质的贫乏，因此，如何快速发展，便成为社会基本主题。发展科技，提升劳动效率，开发利用资源，推动市场高效资源配置，丰富社会物质和文化产品等等，便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而在发达国家，这一切社会基本问题都已基本解决，人们开始考虑的社会问题则主要是如何发展问题：发展不是越快越好，而是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科学开发资源并保护资源的再生，怎样保护环境，怎样缓解工业化、和市场化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巨大压力，从而为人们创造既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质量又有舒缓、宽松、安全、自尊的社会生活环境等问题。因此，从横向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异和不少的价值冲突。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兴起的后现代化思潮看来，发展有什么好？人们在对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市场化的价值反思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不少的西方人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却想在不发达、甚至还保留有原始状态的东方社会来寻求传统价值的回归。在他们看来，你越落后、越贫穷、生活方式越原始蒙昧，就越具有审美价值，好像在寻找一种在动物园看猴子的感觉。例如，对于充分享受两性平等、婚姻自主、性爱自由的西方男女，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往往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他们怎会看到和听到在这种传统大家庭中老人的叹息女人的泪、男人的重负和对孩子自由成长的沉重压抑。他们会像欣赏考古发现或像欣赏古典戏曲一样，欣赏其中包含的社会标本意义和戏剧性悲剧美。这也就是近些年一些以暴露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或愚昧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所以在西方极其卖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价值反差和价值冲突，同样也发生在当今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地上。在初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社会差异造成的价值反差同样强烈鲜明：农村人刚刚解决温饱生存问题，城里人却是在想如何解决吃饱撑的种种问题，怎么锻炼、怎么减肥、怎么防止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三高问题；农村人想进城居住、工作，城里人却有不少人想搬到乡下去住或向往回归田园生活；更主要的还在于城乡社会当前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且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生活观念。人们仿佛站在一个四面开放的十字路口，有人向前走，也有人朝回走；有人向左走，也有人向右走；更有人满面困惑和迷惘地绕着圈子走；咋一看，当今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充满着价值困惑、价值冲突和价值混乱。
　　
　　 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世完全开放的国际背景下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出现社会分层的多元结构及其多元文化价值趋向，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小国寡民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人们走南闯北，见识多了，加上传播媒体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提供了五花八枚的价值参照，人的平衡心态被彻底打破了。于是，人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吃着这锅，想着那锅的生活欲望便必然被极大地刺激了起来。人们不再安于现状了，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条件了，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理想去追求更为美好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了。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活力的确是增强了，但同时，社会的管理难度和国家驾驭社会经济发展的难度也大大地增强了。一方面，国家对于人们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和多元的价值取向必须宽容，人们根据国际社会最文明、最先进的价值准则来要求政府也是无可非议的；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根据国家现有国力和经济条件来制定社会政策和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所以，当今之世，无论是百姓做人，还是当局为政，确实要比当年闭关锁国状态下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