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有幸收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文水人王学礼先生编著并馈赠的《我们的孙谦》一书，顿时心生敬意——仰望大师远去的背影，追忆梳理大师的精神文化遗产，在大力倡导弘扬优秀文化的今天，堪称功德无量的大事一桩，端的是可喜可贺啊。
　　 孙谦，作为鼎鼎大名的电影剧作家，山西“山药蛋”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风风雨雨大半个世纪，同赵树理一样，同样的成就非凡，同样的曾经备受争议，饱经坎坷。读到相关文字，每每让人感慨系之。
　　 从一个仅念了四年初小便辍学务农的穷人家孩子，到抗日战争烽火岁月中的一名小战士，并最终成为一个创作出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等数百万字的“人民作家”，尤其是一个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竟有十六部被拍成电影——虽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却也被业界公认为“是电影剧本成活率最高的少数个别编剧之一”，足以让人叹服和钦慕的了。倘若没有在基层、在农村长期跌打滚爬的深入体察，没有对生动复杂社会生活的设身处地的亲历参与，没有对电影艺术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能够有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光荣人家》、《农家乐》、《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丰收》、《夏天的故事》、《谁是凶手》、《谁是被抛弃的人》、《伤疤的故事》、《一天一夜》、《万水千山》等，到八十年代与马峰合作的《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等一系列被成功搬上荧幕的电影作品吗？孙先生真不愧为一个含金量十足、当之无愧的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代宗师啊！
　　 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一个抗战时期即投身革命事业的老资格文化工作者，受时代和作家本身所处地位的局限，在其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固然有相当比例的顺应时代要求、歌功颂德、“高台教化”之作，但他“为时代写作，为农民立传”的情怀一以贯之，初衷未改。面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连绵不断的极“左”思潮，他同被公认为山西“山药蛋”文学流派宗师的赵树理大师惊人地相似，始终未曾背弃作家的良知，未曾因脊梁骨缺钙而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因贪恋个人实惠、高官厚禄而去赶时髦、违良心，去玩“假大空”的那一套。从他五十年代的小说《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有这样一个女人》，到电影《谁是被抛弃的人》，对老干部喜新厌旧、遗弃发妻丑恶行为的谴责；1957年前后写的杂文《会爆炸的食品》、《橡胶树的厄运》等，发表于《山西日报》的杂文《言大必空》对故里文水父母官的直言批评；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甚嚣尘上时节，他直言，“就是胡说八道，生产那么多粮食，骗谁去呀，最后还不是苦了老百姓。”——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就因了他的独立思考意识，他的直言不讳，他一再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批判、降级、处分。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建国以来，从批判教条主义、概念化、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写个人命运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大否定，哪一次运动我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光明磊落，直言无忌，宁当啄木鸟，鄙弃变色龙，处处显示出他忧国忧民、与人民休戚相关的热血情怀与铮然风骨。这在犬儒遍野、黑白颠倒、假大空盛行的年代，该是多么难得啊！
　　 偶读新浪博文，有几段话，“中国的文人，不狂即狷，不独即伪，不偏即庸，不媚即愤，不怨即哀，给人的形象，都是智商和情商不平衡，在某些方面提不起裤子。综合人格难以保证品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一切的一切，最后文本说话。但大师之派，君临天下，不是在书里，不是在碑文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在演讲台上，他才是。一句话，王国维说的，境界到了。”用以验证赵树理和孙谦这样的大师，可谓恰到好处。可不是吗？品读中国当代史，在经历了从解放伊始即起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到反右，直到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劫难——多少难以数计的有着独立见地的正直知识分子，一直处于被批判、被驯化的尴尬境地！而能够如松柏般历经雨雪风霜而永褒生命本色，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操守去面对严峻现实，执笔为文，境界非凡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人中至宝，委实让人钦慕、仰望啊！
　　 人格制约作品。人格决定境界。回望历史的天空，多少风云人物，已成过眼烟云。仰望大师的背影，斯人已远矣。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岂只是那些上百万字的丰厚作品，那些彪炳千秋的作品和栩栩如生的文学与荧幕典型形象？文学艺术界，唯有那些自尊、自重，永远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代人民立言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淘洗，历久而弥新，并将放射出永久的生命的熠熠光华。而且可以断言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堪称民族精魂与脊梁的大师们，才将愈来愈显示出他们民族瑰宝所独具的灿烂光辉。而这，才正是大师们留给后人的最丰厚的弥足珍贵的遗产。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难道这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2012-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