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中学教师戴凤英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电视，生怕漏掉一个镜头。英格兰和德国都是强队，也许，一眨眼，一粒球就射进门了，精彩的瞬间就流失了。从这两个队一开踢，她就紧紧地咬住电视不放。看一夜世界杯，凌晨五点才入睡，第二天中午起来，吃毕饭，给家属院看大门的朱秀兰叙说昨晚那个队赢了球那个队输了球。朱秀兰说，戴姨，你心脏不好，不能天天晚上熬夜。戴凤英说，我没有吃过鸦片，不知道鸦片是啥味道，我看，吃鸦片也没有看球赛过瘾。朱秀兰吭地笑了：鸦片吃多了伤人哩。戴凤英斜视了一眼朱秀兰。农村人，没文化，还和她谈什么足球？戴凤英不再和朱秀兰着嘴，她一拧身出了院门。她要到环城公园去，在那里，也许她能碰见和她有共同语言的球迷。
　　 戴凤英逮住电视的目光始终像弦一样紧绷着。她先是一愣，愣了几秒。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她如同被雕住了一般，好象思维停滞了，人生止步了，整个世界消逝了。她揉了揉眼睛。继而，将手中的茶杯向茶几上一墩，站起来，尖声大叫：球进了！英格兰队球进了！当她确信，她的眼睛并没有给她传达错误的信息之时，她跌坐在沙发上，握紧拳头捣蒜似的在茶几上捶打。裁判怎么没有吹哨子？是他故意的，还是没有看见？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在世界人面前，英格兰队竟然蒙受这样的冤屈？戴凤英心理上本来就倾向英格兰，情感的砝码压在英格兰的天平上。年轻的时候，她就喜欢读十九世纪英国的戏剧和小说。英国出了那么那么多大科学家，为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增加了那么多玫宝，她对英国的钦佩是由衷的。英格兰队的蒙冤似乎就是她的羞耻。戴凤英坐卧不宁了。她能感觉到，球场上，英格兰队的小伙子们情感上被砍了一刀——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戴凤英心里一酸，眼泪涌上来了，双眼模糊了——球场上没有人，没有球，只有两种色泽——粗暴的黑色柔弱的白色交织在一起，使她眼花缭乱。戴凤英看不下去了。她关了电视，起身回到了卧室，澡也没有冲，上了床。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流着流着，竟然啜泣了——她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冤屈，真是太冤屈了！
　　 戴凤英在心中呐喊了一声之后，噙住了泪水。当她第一次体验到冤屈是怎么回事之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此刻，她是清醒的。
　　 冤枉！我是冤枉的！
　　 警察带走罗锋时，罗锋仰起头，喊了两声。罗锋的妻子双手按在砖墙上，腰拱起来，嚎啕大哭。罗锋的母亲跟在罗锋和警察的后面。一缕灰白的头发在灰白的太阳光中飘动。突然，老太太冲到警察前边去，跪倒在地，抱住警察的腿，锐声喊道：没有！我儿子没有……老太太的喊声似乎被地面吸走了，只剩下很粗的喘息。另外一名警察把老太太拎起来，拎在了一边。女人如同一团烂棉絮被丢在了院子里。站在四楼阳台上的戴凤英眼看着罗锋被楼房的墙角埋没了。她进了房间，呆呆地看着窗外：披上了新叶的杨树的枝条在窗玻璃上摆动着，对面的楼房是一种淡灰的色泽，巷子里，人的脚步声杂乱无章。她把目光收回来了，长方形的木窗仿佛枷锁一样戴在她的脖子上。门和窗子是关着的，她记得清清楚楚。她关窗子时还向窗外瞟了一眼，门的暗锁碰上后发出的简单而明了的响声依然在耳际飘荡。
　　 你从哪里进来的？她问罗锋。
　　 从门里。罗锋说。
　　 门和窗子是关着的！她叫了一声之后又仿佛是给自己说，门和窗子是关着的。
　　 不，门没有关。罗锋说。
　　 你不要狡辩了。她再一次强调，门和窗子是关着的。她坚定的语气仿佛是给自己增添自信。关上门和窗户不只是她的行为方式，也是她潜意识的一部分。
　　 她侧身睡着。她睡得很沉，象一块石头沉进水潭一样沉。当他撩起被子把腿伸进她的被窝里的时候，她猛然间醒来了，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门和窗子是关着的。他是怎么进来的？她的第一个动作是：伸手去拉电灯开关。随着电灯开关干脆的响声，他从黑暗中跳出来了，她惊诧地叫了一声：罗锋！她刚醒来时并没有喊叫，她之所以叫出声来，是因为既可怕又惊讶：罗锋就住在隔壁单元，和她是同一楼层。可以说，墙那边的那一张床就是罗锋的，他怎么上了我的床？她瞪着罗锋。罗锋像躲避刺目的电灯光似的躲避着她那愠怒的目光。罗锋似乎于一刹那间明白了，他慌张地叫了一声：我的妈呀！还没等她伸手去推罗锋，罗锋跌到床下面去了。罗锋爬起来要走。她一把拽住了他。她已不顾忌她只穿一件小背心一件小裤头了，她已不顾忌她那年轻、白皙、丰满的、几乎全裸的身体在罗锋面前一览无余了。罗锋跪在了她跟前。她穿上了衣服。她只是想叫罗锋说清楚，他是怎么闯进她的房间的？按照罗锋的说法，院子里一片漆黑，他是错把二单元当作三单元了。罗锋说，他是凌晨一点四十分回到西安市的。他回农村老家去看望年迈有病的祖母，火车晚点了，不然，他十二点钟以前完全可以到家的。下了火车，已没有公交车，他走了四站路，到了和平路的家属院。他疲惫不堪，醉了酒似的懵懵懂懂地推开了戴凤英的门。他还以为是妻子忘记了关上门。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又不想惊动母亲就摸黑进了房间摸黑上了床。罗锋是给她这么说的，到了派出所也是这么交代的。
　　 罗锋的话，她一句也不能相信。她只相信，门和窗子是关着的。罗锋不是翻窗而入就是撬门而进。凌晨两点多，窜进她的卧室，不是图谋不轨，是什么？你以为我离婚了，是个单身女人，谁都可以接纳？你得是想强奸我？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坏念头？戴凤英横扫了罗锋一眼说，你起来。罗锋站起来了。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放罗锋走呢？还是扭送她到派出所？
　　 戴凤英的前夫和罗锋的父亲都在古城五一剧团。罗锋的父亲是板胡手。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她和前夫还一同去吊唁过。前夫和《红灯记》中唱李铁梅的那个女孩儿相好后被她发觉了，他们很快地离了婚。从此，她和五一剧团里的人割断了联系。在她的印象中，罗锋是一个腼腆、内向的小伙子。她不知道他在什么单位上班。罗锋在家属院一旦碰见她总是甜甜地叫她嫂嫂。她觉得，罗锋不该叫她嫂嫂的。也许，他还比她大呢。她忍不住问罗锋属相。罗锋说他是属狗的。原来，罗锋小她一岁。她从心理上接纳了这个不沾边的弟弟——在她的心目中，罗锋是一个英俊、可爱而又可靠的男人。下一次，碰见罗锋，她主动给罗锋打招呼。她还和罗锋一起去护城河畔散过几次步。她万万没有想到，罗锋会做出这样下流的事。她迟疑了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她的思维剧烈的波动着。她咬咬牙，挥了挥手，叫罗锋走。罗锋怯怯地看了她一眼，知道了她不会为难他之时，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她再一次挥了挥手。罗锋把要说的，也许是感激之类的话咽下去了。罗锋走了。她跟着罗锋走出了卧室，他凝视着罗锋的背影，眼看着他走出了狭窄的过道，眼看着他拉开门，走出了她的视线。躺在床上，她依稀听见罗锋走上隔壁单元的楼梯时踩出的疲惫的声响。
　　 戴凤英再也睡不着了。她一定要弄清楚，罗锋是怎么走进她的卧室的。既然，门和窗子都关着，她可以进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进她的房间如入无人之地，这怎么了得？罗锋不只是威胁着她的身体，他将毁坏她的名誉。她将名誉看得如同命一样重。既然罗峰不给她说实话，她也就给罗锋不留情面了。
　　 第二天中午，戴凤英走进了和平路派出所。
　　 戴凤英没有想到，罗锋以强奸罪判了刑。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只想教训一下罗锋。她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她只能以错就错了。
　　 就在罗锋去服刑的那一年，戴凤英从和平路搬到了南郊的李家村。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过罗锋。
　　 第二次婚姻失败后，戴凤英一个人过日子。
　　 戴凤英患上心脏病已有十多年了。医生再三叮咛她；要控制情绪，不能激动。在她不犯病的时候。常常将医生的话丢在了脑后。为了裁判给英格兰队错判的那一粒球，她竟然激动得不能自己，由狂躁不安到心生闷气。
　　 上了床，她怎么也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多，服了两粒安定片才慢慢入睡了。
　　 她是被憋醒来的。胸口堵得慌，憋得喘不过气，她从睡梦中醒来了。她大汗淋漓，手脚冰凉。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的意识是清醒的。她知道，心脏病犯了。急救药就在床头柜上，她的手臂动了动，却够不着。生命仿佛近在咫尺，她却抓不住，她跌倒在死亡的边缘了。在十分恐惧中，她又是一身冷汗。大限到了。冤枉啊？冤枉的是自己？是英格兰队？还是罗峰？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她突然想起了罗锋。假如罗锋真的强奸了她……可是，没有假如。把罗锋送进监狱以后，她就后悔了——那天晚上，她糊里糊涂和罗锋做一回爱，天能塌下来吗？她太看重自己的漂亮了。她太看重自己的名誉了，因此，她把自己生活的门窗关得很紧。她明明白白地给罗锋背上了强奸的罪名。在罗锋被关进牢房的日子里，在她单身独处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想起过罗锋。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她渴望过男人强壮的手臂，渴望和心仪的男人做爱。多少个美好的夜晚被她孤寂地浪费了。她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日子加起来只有五年，在这五年里做爱的次数屈指可数。青春消逝之后，留下来的只有惋惜和叹息了。
　　 其实，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女人。过了五十三岁，她还没有绝经；她的肉体、神经和腺体还没有萎缩，内心里常常激荡着，渴望着。她一个人站在洗澡间，面对自己的裸体，并不觉得自己老：皮肤还是那么白皙、细腻，硕大的乳房松驰了些，但下垂得不是很厉害，她的下身隆得很起的地方并没有塌下去多少。今夜晚，这具曾经十分美妙的肉体将灰飞烟灭，她的渴望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她心慌得厉害。再没有比目睹着自己即将要死去而不愿意死更可怕的事情了——这种清醒是十分痛苦的。戴凤英泪水潸然而下。她闭上眼，等待着最后的那一瞬间到来。她想伸手把毛巾被扯过来盖在身上——由于睡不着。半夜里，她起来冲了一次澡，从洗手间出来，一丝不挂地躺下睡着了。她的死去将毫无尊严可言的——她不知道，谁将第一个目睹她的裸体——失去了生命的肉体和被人踩踏了无数次的地板和布上了灰尘的墙壁没有什么两样——不知羞耻，丑陋无比。不行！她必须盖上毛巾被。她睁开了眼睛，试图将手伸出去。可是，手臂是僵硬的，不听使唤。这时候，从窗户中透进来的亮光将一个人送到了她的眼前头——她看得清清楚楚，是人，并不是幻觉，也不是影子。门和窗户是关着的，他是怎么进来的？那个人一步一步向她的床跟前走来了……她感觉到，他开始解衣服纽扣，接下来便是脱裤子，接下来，她将接受惩罚——生命垂危之际，还要遭人强暴。也许，这个男人是性虐待狂或性变态者，不然，他不会破门入户来强暴一个年过六十的女人的。这个世界就这么反常，前几天，她在《古都晚报》上读过一则消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遭人强暴后大出血，差一点死亡。也许，在这个男人的眼里，她并不老。随着这个男人进入她的身体她就命归阴曹了。至此，她还是百思不解，门和窗子是关着的，他是怎么进来的？她挣扎着伸出了手臂。床跟前的男人并没有扑向他的裸体，而是走到了墙跟前去按电日光灯的开关。白得发腻的电灯光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房间里的图景：一个身胚高大的男人。一个全裸的上了年纪的女人。这个男人一看，她的手臂指向了床头柜，似乎即刻明白了什么，他从床头柜上拿来了一瓶硝酸甘油，倒出来二粒，倒在了他的手心。他弯下腰，一只手臂从她的脖颈下伸过去，把她的头颅向上抬了抬，将那二粒药给她按进了嘴里。等那男人把她放平，端起热水瓶给她的水杯倒水时，她的手脚能动了——这药含服几十秒钟就能起作用。她扯过来毛巾被盖住了裸体。她瞅了这个男人一眼。这个男人给她递过来八粒速效救心丸，她嚼碎，用开水冲服了下去。大约十多分钟以后，她又吞服了两片倍他乐克、两片消心痛。她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按在左手腕的脉博上，数了数，每分钟跳动六十三次。心跳正常了。她多次犯过病。她知道，只要度过这一瞬间，生命就可以继续。关键就在这一瞬间，这一瞬间决定着她的生和死。等她恢复正常以后，才抬眼注视站在床跟前的男人：大约四十六、七岁，脸上的线条刚毅而冷峻，眉毛很浓，胡子可能几天没有刮了，面目看起来有点脏。他的眼睛不大，放出的光是温和的。这个男人是上苍派来救她一命的！她得救了。可是，她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
　　 大姐，要不要去医院，这个男人先开了口。
　　 不需要了，危险时间过去了，天明了再说吧。她说。
　　 我母亲就是这病，我知道犯了病吃啥药。这个男人说得很诚恳。
　　 还是没有说感激的话，她又看了看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站着没有动。她以为，这个男人是在等待着她。她断然蹬掉了身上的毛巾被。电灯光下，是她白花花的裸体。她的身子抬了抬，向床里头挪了挪。她空出了半截枕头。既然我的命都是这个男人搭救的，我还在乎什么？只要他乐意，只要他不嫌我老，我就……几十年来，你不就是盼望着一个硕壮的、带点野性的男人吗？到了这般年纪，还虚伪什么？然而，站在床跟前的这个男人一眼也没有看她，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他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表示不。她愠怒了，骤然产生了年龄给予的自卑感，她觉得，他的拒绝羞辱了她，她愠怒地瞪着他。这个男人并没有在意她的表情，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了一只手机一只手表。手机和手表是她放在客厅里的茶几上的。她刹那间明白了。你是来……没有等她把“偷”字说出口，这个男人点了点头。门和窗子是关着的。他是怎么进来的？她想了想，觉得无法开口问他。
　　 这个男人拧身走了。她将毛巾被朝身上一裹，下了床，趿上鞋，撵出了卧室。她凝视着这个男人走出了长长的过道，男人没有回头，步子不慌不忙，他拉开了门，走出了房间。这个男人结实的背影久久不肯消失。
　　 黎明前的房间复归了寂静。
　　 回到了卧室，她拿起了床上的手机，又放下，走进客厅，拿起座机上的听筒，拨通了报警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民警，女民警只听见了她的喘息声，于是，很礼貌地问她报什么案。她只说了一个“贼”字，对着听筒，放声哭了。她的哭声不尖，却象唢呐一样伤感。这声音经过空旷的房间的反射，在寂静的黎明特别清晰。女民警连“喂”了几声之后，她放下了听筒，走进了卧室，趴在床上，依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