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是正义的天使]
　　 这个世界叫我们愤怒的事情很多，有些被我们关注着，有些被我们忽略着。
　　 在自己无能为力时，我们求助于社会的良知，在社会的良知也同样无助的时候，我们只好企希望于政府，当政府也毫无力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除了自救别无办法。
　　 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仅在遭遇道德的门槛时会尴尬，即便是遭遇法律，也同样叫人尴尬。我们有时会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显见的不公平却得不到纠正，给与公平的待遇。
　　 我也以为任何的事，都只需要摆放在法律的天平下就可以得到解决，可能不完美，但是能尽量趋于公平。
　　 多年前，我从事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我不想提及那些艰辛的过往。因为在总理终于发话要把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些辛苦的三年时光并没有白费。
　　 相比呐喊，我更注重实际。曾经是拿起笔头披露社会的灰暗，呼唤社会的公平。但是，当这些白纸黑字被人拿来当抹布一样擦油腻腻的餐桌，被行色匆匆的路人看完随手扔到垃圾桶中的时候，我知道，呼唤良知的文字在这个还处于温饱线上挣扎的大多数而言，是有些滑稽而可笑的。
　　 于是我把自己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能够在实际中一点点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总好过苍白的呐喊。
　　 三年里，走访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且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的大部分工厂。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我只能在实际的工作中不断补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好在那时，与我一起为农民工实施无偿援助的人很多，而其中不乏法律界的精英人士。
　　 这些工作，远远比坐在家里的书桌上写一些以为很有力度的文字来得实际。因为我可以看见那些民工的劳动生存条件得到了实在的改善，那些被拖欠的工资重新回到民工们的手中，那些因工致残的民工们拿到赔偿，这些在我眼前发生的，被自己亲自参与过的事实，是比文字发表在报纸然后被那些高贵的群体随手扔进废纸篓要来得舒畅许多的。
　　 可是，我最终还是离开了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努力去争取权益过的一些工厂，在渐渐的搬离中国，去往可以榨取更低廉劳动力的国家，比如越南。当那些失去工作的工友给我打来电话，痛斥我的行为，那些哭喊的声音几乎叫我觉得自己如同刽子手般，我忽然怀疑起自己工作的意义，我是为了使得他们能够在法律的范畴之内获得公平平等，可是我的努力却是最终叫他们失去自己的工作。在极度的困惑中，我离开了这份自己无比热爱的工作，告别了那些曾把自己叫姐妹的工友们。
　　 政府是不欢迎的，因为我们使得他们失去了一些炫耀的政绩，工友是不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可能失去那些工作，工厂是不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记得一个玩具工厂的香港经理告诉我，如果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在中国建厂的意义，在其他的国家有着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更优厚的招商条件。在一个靠输出原材料和劳动力为主的国家里，谈人权谈民主谈自由平等，不觉得荒唐吗？
　　 我有一千个可以批驳他的理由，但是在实际的生产状况面前，我保持了沉默。也叫我第一次很深刻地体会什么是原始积累的残酷。
　　 所以我以为急切该被去关注的，有时是适得其反，并不能在当时的有限条件下取得自己以为可以达到的效果。当自以为的那些正义不能为自己被援助的对象带来实际效用的时候，当这些正义正成为威胁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的时候，我选择了退出。尽管在今天，我为自己的退出后悔过，我并没有在当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工作策略和要求，如果我肯把那些福利待遇依据实际情况而重新谈判，重新制定出适宜当时劳工条件的有关福利劳动强度，那么我可能还在这个无偿援助工作中继续着。
　　 这些绝对弱势中的人们，其实更需要社会力量的长期持续关注，关注他们可能在实际中并不能直接体现为对自己生存空间的帮助，但是在长远来看，只有提升了整个社会底层劳动工作着的生存空间和质量，其他的人群才能得到持续可靠的发展空间。
　　 弱势群体，有绝对弱势和相对弱势。谁都有可能成为相对的弱势，因为总有强势集团出现在各种利益的纷争中。而绝对的弱势，是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没有能力为自己取得合法正当的权益的。
　　 在这个社会绝对弱势群体还占据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必将更少关注相对弱势群体。这些相对弱势群体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具体情况下才沦为弱势，他们可以依靠法律和自身的能力获得平衡。而真正的绝对弱势群体，却是依靠自己或者这个群体的能力根本无法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人。
　　 当一些人义愤填膺为相对弱势群体悲鸣呐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关注那些你觉得已经麻木了，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见怪不怪了的绝对弱势群体。难道同情是靠新鲜与刺激才能激发出来的吗？难道同情弱者是需要分是否危及到自己利益才会呼吁的吗？
　　 所以在小冷静的事件上，无论我有多难过，难道就该比我对那些被拐卖的儿童和那些黑砖窑的童工还有他们那些含着血泪的母亲们更迫切更关注吗。
　　 其实这个世界的弱势群体从来不存在谁比谁更迫切，谁更该被关注，在困境中的人，他们的迫切程度是一样的。而人所能提供的帮助却是极其有限的，能在一个范畴领域中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就是值得肯定的。
　　 而所有的援助与关注都是自觉意义上产生的，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人的不援助和不关注进行谴责。只要他的行为是符合法律的，也并不违背道德，那么就没有被责难的理由。
　　 实施援助与关注，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成了正义与良知的代言人，不是取得了对另一些人进行谴责的权利，如果援助和关注只是被用来作为谴责他人的武器，那么这样的援助与关注和善良无关，和慈善无关，甚至和正义无关。
　　 谁也成不了正义的天使，有的只是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做一些能帮助到别人的事情而已。
　　
　　 [谁还需要那条扬起的皮鞭抽打在脊背上]
　　 子夜在登上南下的火车时，给我发来短信，我记得其中的一句是：广播里要求乘车的旅客注意安全，自觉排成三队等候上车，而实际拥挤的人群早已经排成了九队。
　　 西客站里的拥挤，我没有去想，我的脑子中却闪现着刚刚把铁轨染红的那个花季少女。她在这个雪舞纷飞的季节，独自舞出了一抹红，红得叫人心悸。所有人的悲愤都比不得那两个心神俱碎的父母，所有的哀痛都无法抚平这两位老人内心的伤痕。
　　 我们该责怪什么？这个落后的铁路运输？这混乱不堪的车站管理？这个蚂蚁国度的泱泱之众？
　　 就是不久之前，去年11月７日，郑州一个幼小的生命在放学乘坐公交车时，被拥挤的人群挤入车底，被轧身亡。
　　 如果说，这两件事相似，我以为是对死者的不公。可是，同样拥挤不堪的人群，同样软弱无力的个体，都是再没有鲜活的生命。
　　 是谁把人群中的你我他变成了弱势群体？
　　 其实，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拥挤，因为我们也曾或者还是这拥挤的队伍中主动或者被动的参与者。其实我们都曾经是隐形的杀手，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拥挤的人群里谁会被无辜地夺走生命。
　　 我不想在这篇文字里探讨事发地管理者的责任问题，因为责任事故必将被追究，而法律的制裁也该以事实为根据，对责任人作出相应的惩罚。
　　 在众怒之中，如何不犯？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得到答案。依从一种舆论导向，偏执于一种理论观点，是否会对事件的制止和防患有作用，我是很怀疑的。这种怀疑是和个人对少女死亡事件的同情与对责任人的鞭挞并不矛盾的。
　　 每个月的11日，是北京的“排队日”。我不知道世界其他的国家或者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日子，而非中国北京独创。这样日子的提出，是因为北京08年到来的奥运会，我不知道奥运会结束之后，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就会结束。用首都文明办主任张慧光的说法：北京将每月11日确定为自觉排队日，意为两人以上就应像“11”一样顺序排列。希望杜绝公共场所乱拥乱挤、城市交通乱行乱停等不文明行为，为奥运会创造文明有序的环境。
　　 如果谁告诉我，在中国人群密集的地方，他没有被拥挤的人群推搡过，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他在说谎。很多年前一些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会跟看大熊猫一样看着我们本该自觉排队有序的情况下却混乱不堪地拥挤着互相争抢的壮观景象。那些呆久了的外国人逐渐的不再新奇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几乎无所不在。厕所要抢，否则就会尿裤子，买票要抢，否则就进不了门，上车要抢，否则就没车可坐。如果你不抢，有时反而会被当怪物看，于是你有时也被迫着去抢。抢习惯了，也就自然了。
　　 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在他德文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文尾他叹道：“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素质低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就在于习惯。当我们逐渐习惯的时候，一切都成为了自然。而当我们把这种自然当成了天经地义，对其产生的后果推卸责任，漠视这种习惯下的生命的缺失，那么这是比经济的落后，管理的不善更可怕的顽疾。
　　 如果一个公共的场所，需要依靠别人的强制管理，需要别人的严厉监督才能遵守秩序，才能把排队当成一种必需不得不做的事，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叫人觉得尴尬无奈又可笑的事。这与日本人扬起的皮鞭有何本质的差异？
　　 一个有序的环境，是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就这基本的常识却不是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自觉自愿去遵循的。
　　 冷静的事，我们除了追究车站管理者的责任，难道就不该反省一下吗？这好像与对管理不善者的谴责声讨并不矛盾，只是为了切实减少这样的悲剧产生，仅此而已。
　　 如果冷静在天堂，她是会怪这个车站还是更怪那股把她推挤下铁轨的人潮？这是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只是，我们如果能在良好的车站管理中再自觉排队等候上车，小冷静在天堂是否会更欣慰？
　　 也但愿，我们并不太需要那一条鞭子吧。
　　 但愿这个世界不再有哭泣的母亲，不再有无辜夺去生命的花季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