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置疑，王蒙先生的确是一个聪明人，可以说是当前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被豢养起来的作家的一个典型的标本，集油滑、世故、市侩、自负于一身。以他的精明和处世哲学，别说不会像洪峰那样沿街乞讨，便是像陈村那样自伤自怜也不会有，他有的只能是得意、满足、骄矜和清高，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这样的人如果不当作家，至少也能做到相当一级的官僚，说不定比文化部长的级别还要高呢。然而王蒙先生不幸的是选择了文学，这种选择在满足了他的才子欲之后，也制约了他的仕途经济。这也可能与他年轻时有太多的聪明无用武之地而又急欲发挥出来有关，乃至于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青春万岁》这样的作品，急头巴脑地要证明自己。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其结果是正好赶上老毛突然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全国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来了一次大清洗，巨浪滔滔，泥沙俱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王蒙终于演出了一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闹剧，因文字罹祸，被发配到了边远的新疆去劳动改造。
　　
　　 文革以后，王蒙因祸得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重新捡起了那支曾经给他惹祸的笔，瞅准风向，开始大展其才华。当时他的那些发泄积郁已久的愤懑和痛苦的作品如《蝴蝶》、《布礼》等，虽然是在步《伤痕》和《班主任》的后尘，但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大气候是相适应的，与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也是合拍的，因而受到热捧；而他的另一些作品如《风筝飘带》、《春之声》等，也确实在形式上给当时贫乏单调的文坛带来了一些新气象，杨柳新枝，小曲别唱，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也使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如今尘埃落定后，我们再看他当年的这些东西，就会发现，其作品中流露出的一己的愤怒要大于对整个民族命运反思，其所谓的幽默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发泄而已，而一些所谓的新手法，莫不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有些甚至在西方都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但因为十年文革的闭塞，我们无从接受到这方面的信息，因而王蒙移花借木，便使人有种开风气之先的错觉。至于后来他的那几篇曾惹起过争议的《围墙》和《坚硬的稀粥》等小说，说穿了不过是在用小说的形式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已，尤其是《坚硬的稀粥》简直是一种献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小骂大帮忙的作品，都成为了他仕途晋身的一个重要法码。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王蒙对青年评论家王彬彬的嘲弄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王彬彬曾经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的作家》，对中国作家的世故、精明、圆滑作了讽刺，指出其在人格和品质上存在的缺陷，市俗的聪明阻碍了形而上的思考，使作家们的作品无法达到高的精神境界。这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触动了王蒙先生那根过敏感的神经，或者说击中了王先生不足为外人道的某些隐疾吧。以至于接二连三地发表作品，对这位“文学青年”进行冷嘲热讽，他先是在《新民晚报》上发表《黑马与黑驹》一文，居高临下面露不屑地把王彬彬指为“一篇文章也发表不了”的“文学青年”，身上积郁了太多的力比多无处发泄，所以才靠骂名人来为自己扬名等等，接着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沪上絮语录》，凭空捏造王彬彬指责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壮烈牺牲”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俨然一派长者严师形象，表现出一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蛮横与霸道，全无半点大家风范，倒是愈彰显出一副十足的欺行霸市的市侩嘴脸。
　　
　　 最近又看了几篇在报纸上连载的《王蒙自传》，使我对王蒙其人的聪明与世故更多了几分了解。本来嘛，这么匆匆忙忙地就为自己树碑立传固是一种聪明人才有的行为，而行文中又时时表露出得意、自饰、骄矜、自负更是聪明有加的行为。其中有几段描写自己当上文化部长前后的感受，可以说是把一个市井之人攀龙附凤后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说他曾感慨法国总理希拉克未当总理前作为文化人来访华时自己与希拉克曾有过一次晤面，那场面是何等的平常稀松，尔后希拉克当上了法国总理，再访华时场面又是如何的不同，而自己也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只可远观而不能近玩焉了。这前后情形的描写，真是把一个长年依附于官场和权势中的人物的嘴脸表现得真是精彩十足，形神兼备。在他的自传，似乎是随意流露出的种种对权力阶层的敬畏和仰羡，更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形象生动的写照。尢其是对他曾有过提拔之恩的胡乔木，他更是百般逢迎，极尽讨好之能，以乔公呼之，媚态可掬呀。而行文中无时无处不在的自我炫耀和标榜，更是让人对其人格不能不表示怀疑。比如他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一些老作家老诗人，如丁玲、艾青甚至周扬等，动辄就进行嘲弄，奚落，而对于同辈人，则无不拉来为其陪衬，以表现自己的高人一筹、不同凡俗。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洋洋自得与舍我其谁的作派，只能让世人愈觉得可笑。
　　
　　 《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想来老先生也是有感而发的。纵观古今古外的文学史上的人物，那些太世故太油滑的人，虽然也能留下一些可读可赏的东西，但终归是末流，难登大雅之堂，也并不值得后辈敬仰。相反，倒是那些从苦难和困苦中打捞出来的文字，才更有价值，更能代表一个民族灵魂的高度，因此托尔斯泰的抛弃贵族生活，帕斯捷尔纳克在四面楚歌中的坚守，鲁迅的被通缉，索尔仁尼琴的被流放，才更有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他们的文字都是那些躲在安乐窝中，朝随马尘，暮扣朱门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人虽然在世俗生活中也许是愚者，但在精神世界里却是一盏高悬于整个民族之上的明灯。
　　
　　 从王蒙先生的一生行止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我认为，也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聪明，阻碍了他在文学上的发展，使他的精神境界只以在现实的泥潭中打转却无法得到真正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聪明之于王蒙先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