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悟道前的修炼经历过乐与苦的极端，所以在悟道后的初转发轮所说之法中就说“……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舍此二边，有取中道，成明成智……”（《中阿含经》卷六十五），提出“不苦不乐”的修行方式。坚持中道，不执著始终贯穿在他以后的说法当中。“中道”的思想在后世被继续发扬光大。
　　 龙树菩萨“八不中道”的四句偈语中有一句是“不一不异”。“一”指将世上所有事物看成全都一样，没有一点差别；“异”指将世上一切事物看成全都不同，只有差别，对立，没有一点统一。“一”和“异”就是两个极端，如果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待世上的事物，必然会形成偏见，从而走向极端，走向极端就必然会陷入执着迷茫的泥潭，被无名烦恼所控制。
　　 持“异”，就是看待世上事物抱着着毫不相干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所有事物互相之间都没有联系，互相之间没有影响，整个世界就如一盘散沙。被佛教称为“外道”，却也是“沙门”之一的“顺世论”就是这种观点（据说是最早的唯物论者）。顺世论认为，世上万物是风火水土四大组成，人当然也是，没有灵魂，更谈不上什么地狱，天堂等。这四大组成后的事物，各自按照不可预测的偶然方式存在，一旦事物死亡，重归四大，以前存在过的人或别的什么事物，跟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提倡人生在世要及时享乐。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被孟子批为如同禽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就认为，别人是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体现了这种只承认“异”的思维方式，他们拒绝“一”，不承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制度，法律等，这些体现“一”的东西都是不能忍受的。
　　 持“一”，就是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必须是一样的，不能有什么差别。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不允许有其他思维的存在，认为世上万物只能以一种方式存在，一种他们认为的方式存在，人类历史，各种学科、思想的演变发展只能遵从一种模式来进行。在中国，秦统一天下后，禁百家，只允许法家思想存在，焚书坑儒。西汉初，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企图用儒家学说来解释，指导社会生活，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被贬到一边，于是形成了空前的注疏儒家经典的现象。可是只靠一家一派的思想，无论怎么注疏，添加新的解释内容都是徒劳的。这种造成了儒家不堪重负，勉为其难的尴尬局面，所以到了东汉末年，魏晋时期的玄学必然兴起——人们早就对只有一家一派的学说厌烦至极。到了隋唐，就有了儒道释三家同兴局面。再往后，虽然宋明理学势头强劲，但是其他学派仍有其应有的“地盘”，“三教圆融”依然是中国人文的独特之处。持“一”者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只能有一个思想，一个统治模式等等。但是人类社会不可能只在一种思想的情况下面存在，因为这必然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思想被禁锢必然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文明的倒退。这种情况再人类历史发展历史上一再出现，一战以后，一直到现在，这样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着的，这种令人窒息，难以忍受的情况，我们都经历过。
　　 面对变化万千的世界、错综复杂人类历史、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难以预料的人的感情精神世界，企图用一个学说，或者一个公式来得到全部答案，这样的极端思维只能导致遗憾而尴尬的失败。比如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公式，一度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铁律，可是，这些公式这能适合低速运动的物体，到了接近光速的高速状态，就会发生谬误；牛顿晚年一直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中计算，欲发明一个万能公式，用它来解释宇宙中一切问题，他当然没有成功的，因为走了极端。以为用一个学说，乃至一种思维模式，或一个公式，来解释、预测人类社会、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亦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这是极端的思维。
　　 记得一位哲学教授曾写过两句偈语（这位教授也是佛教居士）：凡是极端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都是极端的。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坚持“一”或“异”都是错误的。
　　 “不一不异”行中道，并不是不允许“一”和“异”并存，而是要远离这两个极端，有“一”才能有“异”，反则亦然。不同观点、不同思维方式始终是存在着的。万紫千红的世界和丰富多彩精神生活正是有了“一”和“异”的交融并存才得以展现和显现。持行中道，不执著，才能摆脱无明，不被无穷无尽的烦恼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