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珍藏的日子(上)
　　
　　 有一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既不是结婚纪念日，也不是传统节日，而是在这个日子里埋藏了一个秘密。
　　 阴历7月16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本身这个日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对我来说，却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今年的生日过的刺激，也过得狼狈，更过得值得回味。
　　 我的老家在南水北调渠首，今年8月17日，也就是阴历7月16日，是我们举家动迁的日子。那天天很热，太阳一露面就像下了一团火。乡亲们都在公路边上等，等着搬迁车队进村入户。
　　 “到这个时间了，车队还没来？急死人！”有人抱怨。
　　 “说是八点进村入户，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干部们也不催催！”也有人接腔。
　　 负责移民搬迁的干部也纷纷在路边找人，对号入座。他们陪着笑脸，给移民们说些安慰的话，其实他们也急。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也在议论着车队什么时候来。
　　 “给咱们通知的是八点，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一个干部说。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移民车队按编号进村，现在他们正在路上走着，车队的车速在严格控制着。”另一位干部“咕咚”“咕咚”喝了两口矿泉水说。
　　 到了上午11点钟的时候，搬运家具的货车终于露面了，长长的一队，从车头看不到车尾。
　　 干部们按事先拟定的车号开始组织对号，吆喝声，汽车鸣笛声，指挥车上的喇叭声此起彼伏。
　　 我领到了车，进到了驾驶室里给司机引路，并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开始组织人马往车上装东西。
　　 汽车停到了事先平整过的平台上，各类物品事先已经打点好了，电视、电脑、冰箱等等已经装箱，被子衣服都经过了认真的打包，锅碗瓢盆、针头线脑都细心地放在一个袋子里，不光我们是这样，移民们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大家担心的是到了新地方，吃喝拉撒都要从零开始，有了一点底蕴，也许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有打点好的东西全码在残垣断壁的院子里，用塑料袋蒙着，以防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停稳后，男人们在前面打头阵，把笨重物品一样一样地朝车上送，再一样一样小心翼翼地放好，甄国红爬上爬下指挥着，他光着黑黝黝的脊梁，大嗓门都喊哑了，他站在卡车上，像一尊铁塔，又像一个出色的指挥家。女人和老人跟在后面来来往往朝车跟前运东西，放那些笨重的东西，还得他们上前搭一把手。若在往常，调皮的孩子们像泥鳅一样，早不知道溜到哪个角落里捉迷藏了。今天却出奇的乖蹇，他们拎着书包、玩具、滑冰鞋，等着车上的人给他们的东西找位置。那只看门的大黄狗蹲在草稞下的阴凉处，吐着舌头，迷惑地看着我们，生怕我们把它丢下不管。
　　 那天天很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文明人在烈火考验面前也不得不撕下了文明的伪装，男人们都光着上身，穿着裤头，即便披件衣服在身，也很快被汗水浸得能拧出水来。粗犷的骂娘声、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和远处汽车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给热烈的气氛又增添了一份热闹和烦躁。
　　 作为一家之主的我，除了忙得像陀螺一般，还要礼节性地招呼前来帮忙的亲戚邻居和帮扶队员，给他们撒烟、送水、开啤酒等，在这样的场合下，有其他什么细节和异常，我根本无暇顾及了，只知道甄国红的老婆芬芬穿着白色凉鞋跟在妻子后面，帮我们搬家什。她头上、身上满是汗水，但我所能做到的，除了让她几瓶水外，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
　　 午饭是一份特别的午餐，矿泉水、啤酒、馒头、大蒜是招待客人最丰盛的“野宴”了。那时太阳肆无忌惮地炙烤着大地，吞噬着丹水河畔的万物苍生。平房、偏房全被扒掉了，房前屋后的树木也事先全被砍掉了，想找一片绿荫那简直就是妄想。帐篷更不能进，棚顶那厚厚的棉布吸足了太阳光的温度，把太阳的能量裹进了帐篷里，里面就是蒸笼，是火炉。四周无一丝凉风，头顶除了毒辣辣的太阳外，无一丝云朵，远处的地垄眨着耀眼的白光，能把留下来的篱笆燃成灰烬。
　　 我们都只好在一个墙头的墙根处蹲下来，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拉家常。当然，最多的话题就是搬迁后相互宽慰对方的话语。
　　 “兄弟，到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报个平安！”甄国红沙哑着嗓子说。
　　 “可不是，以前咱们是左邻右舍，后来你们挪到了后面，这一次咱们相距就更远了！”母亲插了一句话。
　　 “真谢谢你，这么热的天，让你们受苦了，心里真过意不去！”我这样说，并不是客套，而是实话。
　　 “你这就见外了，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我到你那里讨酒喝！”甄国红说。
　　 “那是一定的！你不去，我打电话骂你！”我说。
　　 “好啊！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咱弟兄还要在一起喝酒，一醉方休！”甄国红动情地说。
　　 四面不时传来叮叮梆梆的声音，也有狗叫，有的家里还在拼命赶着装车，生怕落在别人后面。
　　 那厢墙根处，妻和芬芬蹲在一起吃饭，妻和芬芬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瞅着我，大概我在搬东西的过程中，脸上或头上粘了什么不雅的东西，成了她们取笑的众矢之的，这时候连喘口气都艰难，我当然不会理会那么多了，至于芬芬的眼神里还包含有什么内容，我不得而知。
　　 “今天是我们掌柜的生日，大家都来为他凑兴，真有意思！”妻瞅着我挤眉弄眼。
　　 “喔？这么巧？那可得让他多吃一点！”芬芬说，也向我瞟了一眼，她话里的内容，我当然清楚，但好像又不完全知道。
　　 饭后，我们冒着酷暑仍旧装车，因为车队将在下午五点出发，那时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尽管心里有些酸溜溜的，尽管有恋恋不舍的感觉，我还是要依然而然地踏上远征的路。
　　 这里我哭过、笑过，打过、闹过，这里留着我的歌，留着我的爱，留着我的辛酸，地下的祖先让我在这里有了栖身之地，我也在这里养育儿女留下了下一代丹江人……但为了南水北调，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这里的父老乡亲都能做出让步与奉献，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还有一道程序就是带上爷爷奶奶坟头上的土，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用刚刚买来的塑料壶装一壶泉眼里清丝丝的家乡水，这也是少不掉的，这在平时看来最平常的，却是移民搬迁时最神圣的一个环节。妻把装土的袋子递给我，我郑重其事地把它放进了驾驶室里，妻拎上水放在身边，她要把它带到客车上随她一起……
　　 狗汪汪叫了两声，它仿佛预感到什么，父亲走过去，解下它的绳头，它懂事似的仰着脸看着父亲，不时伸出舌头舔父亲的裤腿……
　　 一切就绪，我们长出了一口气，甄国红和另外两位帮忙的到泉上洗去了，我坐在废砖上，想喘口气，顺便静下心来再多看一眼芬芬，然而却没见了她的踪影。
　　 她到哪里去了呢？
　　 我心烦意乱，开始胡思乱想。她在这里忙碌时，我顾不得多想什么，现在不见她，却觉得有些空落落的，但我的心事能向谁说呢？谁又知道呢？
　　 我正疑惑，却见远处飘来一朵云，是她！那身姿，那走路的样子，那双白色凉鞋，不是她又是谁呢？
　　 她的刘海被汗水粘在额头上，像是刚刚洗过头一样。她抱着一盆月季花，走到妻子跟前放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好妹妹，今年春上从村头的月季上剪了枝插在盆子里的，花儿是红黄间杂的，好看，你们到了新地方，门前没点花花绿绿的，好像没生机。如果不见外的话，请收下！”
　　 我知道，这话是说给妻子的，却是让我听的。
　　 “那谢谢姐了！到了新地我就给它浇水，看见它，我会想你的！”妻子感动了，双手接住了这盆鲜花——她当然不知道花的背后的文章——知道内情的除了芬芬之外就是我。
　　 芬芬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问，“放客车上？”
　　 “不，放货车上随我一起去吧！”我不知道怎样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
　　 芬芬盯着我，脸上带着笑，那笑如春风，似春雨，柔柔绵绵中带着一丝凉意。我无奈地冲她笑笑，机械地说，“谢谢！”
　　 我们打起了背包，没走的亲人们簇拥着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上，芬芬拉着妻子，走在身后，说个没完没了。
　　 临时停车场内的汽车分几处有序地停在那里：东边停着各类送行的小车，南边是按序的大客车，接着是几两救护车和服务车，货车则在最西边。
　　 芬芬送妻赶到了南边的移民区内，全家老少在妻子带领下去了南区。我则在西边找我的货车，因为我要押车，甄国红帮我认车号。
　　 我上了车，甄国红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条好烟，硬塞给我，说，“看不中你把他扔到垃圾场内！”我向他客套，他沙哑着喉咙说了一句，“一路保重“，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另一边走去。
　　 送行的鞭炮响起来，开道的警笛响起来，引路的小车走过，客车走过，货车也开始一辆跟着一辆，我伸着头向窗外看，再看一眼巍巍青山，再看一眼家乡的黑土地，我伸着胳膊向窗外招手，向前来为我们送行的老乡们招手，也向她——芬芬招手。
　　 她靠在一个电线杆子上，冲着我莞尔一笑，那笑凄美、无奈，那笑，定格在我辛酸的记忆里……
　　 我一阵哽咽，汗水掺着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我怕自己在送行的人面前，特别是在她面前失态，我尽力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忍不住把头扭向了车窗。
　　 模糊的我盯着模糊的车窗，模糊的车窗渐渐远离电线杆下模糊的她，模糊的她朝着我所坐的货车挥动着模糊的手……
　　 汽车上了公路，自然形成了一条长龙，司机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不紧不慢，移民车队经过，左边的半道上受到了交通限制，只有指挥车和应急车行驶，所以在移民车队行进途中一般不避车。
　　 司机是个好心人，他见我筋疲力尽，就提醒我闭上眼睛困一会儿。他的提醒真不多余，我真需要闭上眼睛养养神。
　　 想睡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思绪又跟着那盆摇曳在心头的月季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我和芬芬自小在乡下一所学校上学，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庄上的，但我们住的不远。有意思的是从上学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个班里，曾经的我们打过、骂过，向老师打过小报告。到了初二，她突然辍学了，当时只知道她不来上学了，至于什么原因，谁也没去追究过。
　　 在我印象中，徐芬芬是一个吸流着鼻涕的黄毛丫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日子都很苦，我们都是穿着破破烂烂的家织布衣服，她则更惨，冬天里穿着脚趾头露在外面的鞋子，小脚丫冻得通红通红的。她常被大孩子欺负，也被我欺负过，我们都喊她“地主小姐”，那时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很高，其他成分的低人一头。当时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中年民办女教师，叫多秋珍，她可能对徐芬芬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就把她孩子的半旧衣服和鞋子送给她，我们知道后，除了眼红就是鄙夷，暗地里说多老师用糖衣炮弹贿赂地主小姐。
　　 “生办法治治这个小地主！”甄国红说。他块头大，我们一起上学的孩子基本上都听他的。
　　 “她要报告老师怎么办？”有人问。
　　 “看她吸溜着鼻涕的窝囊样，她敢！”甄国红鼓劲。
　　 记得那年冬天上学的时候，天上还在飘着雪花，路上的雪似化非化，泥汪汪的，芬芬背着书包在前面走，走路小心翼翼的，我们几个男孩子跟在后面。当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英雄主义精神，我在邻居甄国红的怂恿和授意下，猛地窜上去，把芬芬抵倒在地，惹得和我一起的伙伴们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甄国红还带头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这件事终于被芬芬哭着报告了老师，我和甄国红分别受到了批评。但也就是那一次，同学们都说我是贾宝玉，芬芬是林黛玉，其实那时《红楼梦》还是禁书，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我们私下里听大人们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那时徐芬芬很瘦，个头也低，一脸菜青色。尤其是脖子上和手上的黑垢，让人看了恶心。所以我们还继续想对她恶作剧，但这时甄国红却退坡了，我们只知道，他父亲犯了错误，被抓起来了，至于什么错误，我们不知道。
　　 但谁也不敢对甄国红下手，因为他个头大，站在我们面前像铁塔。
　　 我们赶上了毛主席逝世的年代，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老师很多都沙哑着喉咙，红着眼睛，我们也跟着哭，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们，尖声尖气，好像是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谁不哭，显得谁没有水平似的，让同学们瞧不起。
　　 甄国红也哭，他哭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父亲也在那时死了，尸首在家里没有停放一天，就被抬出去埋在了后山上，他和他姐姐戴了孝，但始终没有放炮。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甄国红的父亲是一位教师，说是教师，却从未见他教过书，听大人们说是文教助理，经常见他戴个草帽到学校去，要么听课，要么在会上读报，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下放回家了，说是对他进行劳动改造。再后来，他得了病，身上肿肿的，甄国红的妈妈给他挖了很多苇根、茅根、葛根在墙头上晒着，可是到最后，他还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