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张克鹏共创作出版有《欲望狂热》（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吐玉滩》（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i]、《本是同根》（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和《热泪》（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四部长篇小说，其中前两部创作于世纪之交，后两部则是近年的新作。如果说前两部作品还带有上世纪小说创作特有的“做”的痕迹的话，后两部作品从结构、叙事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得更为成熟。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就题材而言，乡土文学的发育最为充分，这当然缘于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身现实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中国的乡土文学，无论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思想基础的鲁迅模式、土改文学模式，还是建立在神化乡土基础上的沈从文模式，我觉得本质上都隐藏着一种深深的现代化的焦虑。前者直接表现为对农村愚昧、落后的批判，或对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之努力的歌颂，而后者则缘于对现代文明的恐惧和抗拒。这种现代化的焦虑，在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中则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焦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被化约为脱贫致富的冲动和实践。表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成为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
　　
　　 张克鹏的小说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基本都是围绕豫北农村改革进程不同阶段的矛盾冲突展开的，如果我们把这几部作品连缀起来阅读的话，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北方农村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处在转型过程当中农民以及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基层官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当然随着作者视野的相对扩大，作品的表现范围也有所拓展。《欲望狂热》正如其书名所示，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后周光平、周红根等在欲望驱使下的奋斗和挣扎。“《吐玉滩》以黄河岸边一个小村由穷变富的奋斗历程、发展历程为创作框架，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深刻、细腻地描写了改革转型期不同人物的心理碰撞和命运变化。”[ii]而《本是同根》则将表现范围扩大到县域，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表现因发展观的不同而导致的碰撞冲突。这部作品应该说已经同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有了距离，石一宁先生因而说，“不妨认为，《本是同根》是一部政治小说，政治擘画、政治较量、政治成败等等成为小说表现的基本内容。但它所写的政治是基层的政治。”[iii]而《热泪》则围绕生态园的建设，将笔触伸向了更多领域，表现的重点也转向了人物的情感层面。应该说，张克鹏作品表现范围的拓宽固然与作者身份的变化和视野的不断开阔有关，但同时也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日益走向融合的现实。
　　
　　 尽管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很多，其中不少也都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但多数写作者对农村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认识的。而张克鹏则不同，他在因为写作取得一定成绩而破格进入县文化馆专职从事写作之前，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使他对农村、农民的认识相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都要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深入、更为真实。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克鹏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比其他作家能高出多少，而是说他提供了一个来自农民或基层干部内部的视角，使我们对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有更切实际的把握，因而作品所体现出的从物质到精神的种种诉求与当下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诉求是一致的。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克鹏的小说显示出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力量。
　　
　　 张克鹏的四部长篇小说中，如果说《欲望狂热》、《吐玉滩》主要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追求与实践的话，《本是同根》、《热泪》则对当下农村应如何发展做了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前两部作品表现的主要是善恶二元对立的矛盾的话，后两部作品对矛盾的揭示显然更为深刻而复杂。曾镇南曾这样评价《吐玉滩》：“《吐玉滩》让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太多的那种蛮荒和黑暗，愚昧和专权一统天下的农村故事，而是光明与黑暗交替，方生与已死搏斗，富裕与贫困消长变化，专权与民主移位换形的艺术描绘。是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真实发展的故事，是沉淀后的历史与文化，在现实生活的坐标上作出的具体反映。”[iv]到了《本是同根》，我们看到的已不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而是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对马天成、马之宗等，简单进行道德评判已经没有意义，甚至范嘉白、马之夏这样的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而《热泪》则揭示了在发展过程中因私欲膨胀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触及了人性中隐秘的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张克鹏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性确实在不断提高。
　　
　　 对张克鹏的前两部作品，此前已有多人谈及，我觉得相对而言，《本是同根》应该是四部作品中较好的一部。这部作品从最浅显的意义上讲，是作者对科学发展观如何在中国农村进行落实的深入思考和文学阐释。而且作者没有陷入图解政治的窠臼，而是通过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自己的文学表达。
　　
　　 在《本是同根》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具认识价值的要算马天成了。马天成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日和县副县长，并兼任“日和县改造山河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领导群众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深受百姓爱戴。应该说，在马天成这代领导人的内心，“与天斗”、“与地斗”甚至“与人斗”的“跃进”式思维已成为一种固定模式，从对群众朴素的情感出发进行决策已成为一种习惯。以道德代替科学，以感性代替理性，这是革命者转变为建设时期领导者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我国经济长期无法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是同根》所塑造的马天成这个形象，虽然只是一个县的领导，但却让我们通过他对老一代领导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真切的体会。应该说，马天成这个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其实对这个人物形象，作者处理得还是有些保守，不管是从人物的合理性来说，还是从塑造典型形象的意义上讲，把马天成处理成老县委书记或者老县长，似乎要更好、更有说服力一些。应该说，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的塑造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本是同根》塑造的另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是范嘉白。这是一个才能非常突出、也愿意做事的干部，他曾将贫困的将和村打造成“亿元村”。但个人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往往会被这样的官员当作自己贪污腐化的资本，他们觉得我为社会、为集体创作了这么多的财富，自己享受一些是完全应该的。作者在作品中对范嘉白有个形象的说法，他是一个既想当关羽又想当曹操的人物。在公有制的体制下，特别是当前监督机制和分配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范嘉白式的人物已经出现了很多。作者塑造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同样具有典型意义。
　　
　　 马之宗、马之玉、马之德、马之夏是《本是同根》塑造的一组“太子党”形象。其中前三位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升职的冲动，也多少会动用点个人关系，但总体是抱定了为人民多做事的宗旨的。而马之夏显然与他的三位堂兄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升官发财是他最大的愿望，他可以为抓歹徒连命都不要，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受贿嫖娼，追求个人享乐就是他生存的目的。这组人物形象的相互比照，总体上反映了革命者后代的真实工作和生活状况。
　　
　　 《热泪》简单说描写的是原尽忠、李扬、江清波三个身份、职业、个性截然不同的男人与前县委书记遗孀欧阳春梅的爱情故事。当然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当前农村改变发展模式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这部作品在歌颂纯真情感的同时，更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陈老虎等人写出了人性中黑暗的部分。张绍梅曾这样评论张克鹏的小说：“张克鹏的小说挖掘了民间个性扭结的形态中容纳着的一些不太‘忠厚’的东西，这就是智性品质。民间个体在长期的极度艰难的处境下逐渐体悟到，单单依靠善良、正直的本色品质并不足以使自己找到一条可靠的生存出路。民间个体在长期同权力阶层打交道的过程中，目睹着一幕幕权力闹剧，慢慢洞察到了对方那套统治伎俩的一些内容。他们也从中学会了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心计，形成了一种弱势处境下的特殊生存智慧。这些智性品质凝结着这块土地上的民间千百年来的处世经验。”[v]张克鹏的几乎所有作品对此都有充分的挖掘和反映，这当然得益于他长期农村切身的生活经验。但张绍梅所说的这种“民间智性品质”，尽管包含着大量损人得己的成份，总体上说还是一种不能称之为恶的民间生存智慧。然而，农民的这种狡黠、阴损，与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结合在一起，却一点点滋生出恶来。《热泪》中的新任支书陈老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农村的社会现实。
　　
　　 其实，对于张克鹏的小说，我们不妨将关注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他虽然写的是中国农村或基层的生活，但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反遇的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状况、心理世界的内在变化。曾镇南说张克鹏“以其锐利的目光深刻透视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内在变化——中国农村和农民质的变化”，我以为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