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多锦先生2010年岁末推出了现代叙事诗《父亲的高粱》，东建先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应该说，批评有其积极的意义。从文学史上看，凡经过交锋猛批的，大都留下了经典；凡赞歌一片的，像浩然的作品，今天算什么呢？
　　 但这篇文章从评论本身，也还是有一些想当然、武断的成分，比如作品太过滞后于时代，比如“时空精神”和“时空错位”。布洛的“距离说”认为艺术创造者与作品既要有切身感而不是冷眼旁观，又要带有一定距离，浩然在当时应该是有“时空精神”的，或许是把握住了时代的“核”的，恰恰因跟得太紧导致了作品的残缺。八部样板戏，主人公全是没个爱情、没个伴的，不是男光棍就是女光棍，因为一出现那个伴革命就不彻底了，——这是什么逻辑？因此说“时空精神”一说并不尽然，《张居正》有什么时空精神?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乾隆皇帝》有什么时空精神？我们没经历过解放战争就不能写解放战争的题材？问题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写得好一样成为经典，金庸你不叫他写武侠你叫他写什么去？
　　 选题还是冷却下来、隔开点距离的好，越是有些距离越是能看清事物全貌，贴着墙只能看见墙，写汶川大地震的诗数千万计，有几首好的？又有多少诗人真正去追问人生的意义?追问天道人心?反思物质主义的虚无？很多经验证明，灾难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有一种滞后效应，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回过神来”，对灾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反思。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比时代更本质的是生命，生命是有角有楞的，不应该被时代抹平。而时尚性的东西多数时候是个骗子，目下流行劫持了文学，控制了文学。热衷于表现现实实际是功利的，肤浅的,流行文化可能只是时代的陪葬品,一个诗人只想用自己的心，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很多诗人一辈子呆在乡下，照样作品流传；美国女诗人狄金森25岁就弃绝社交闭门不出，法国的普鲁斯特一生没离开过生活的小镇，照样成为大家。反而是那些跟得太紧的人，具备“时空精神”的人，早早被社会主导的价值观所覆盖、所遮蔽，一事无成。
　　 作家是什么？诗人是什么？那些达官贵人、世俗小吏、商贾农人、贩夫走卒，都是供他们研究的，你要研究他，你要端详他，你要看清他，你就得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别凑得太近，离他们远一点。“时代的语言从来就不是诗的诗的语言（艾布拉姆斯语）”，文学是人学，只要能写出永恒的人性就够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曾认为：“根植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得文学。作家要不屈服于市场的压力，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广告。”我认为他说的无疑是正确的。
　　 针对朱多锦先生的《父亲的高粱》，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不是坏事。有人说这是算回头帐，其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我曾经进行过反驳。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出现了人祸，政府会出面道歉，进行国家赔偿，而我们反右、文革整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国家又做了什么？国人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思考，缺少最多的就是反思，而没有反思就不知道苦难的深层根源，那些不能回避不能漠然视之、至今还在流血的创伤，我们都轻易的“一切向前看”了。刘绍棠先生说这是我们的母亲脸上长了疮，会好起来的；王蒙先生说这是母亲打孩子，母亲也心疼；而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很早就看出其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而信以为真的人倒是轻松愉快的。他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就算手上沾了血，也不当作血。”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诗人是社会的良心，《父亲的高粱》的深层意义就在这里。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很慢，它既不同于一篇演讲也不同于一篇社论，但对人的心灵的浸润是长远的，《父亲的高粱》也是这样，你现在不认可并不等于将来不认可，并不等于后辈人不认可；你今天的作品被认为滞后于时代30年，而相对于长远的将来，只要作品还在，30年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当某一天重新梳理20世纪文学史的时候，书写这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也许会有《父亲的高粱》的位置，因为从诗的方面看那儿几乎是一个空白，从这一点来说《父亲的高粱》又具备了一定的超前性。
　　 东建在朱多锦先生《父亲的高粱》研讨会上，谈到了把握时代精神的“核”，回来后他电话告诉我整理出了这篇文章，准备贴到博客上。文章虽然有些不顾文学创作规律的伪先锋的意味，虽然在延伸上附带了一些其它内容，在措辞、语气上为认可朱多锦先生作品的人所不容，但并无别的用意；觉得还是学理认识上的不同，内容相同，推理相逆，有些帽子扣到他头上显然也是不恰当的。至于诗写作的高低，我认为，过上几十年，谁能剩下谁就是真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