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5年，诞生了一个田园诗人，他写下了最有价值的田园风光，让诗歌的百花园中增添了新内容，他以自己曲折的人生，书写了一个理想的古代士大夫的人生轨迹。
　　 他的一生是浪漫的，又是传奇的。每个阶段，都书写了不同的人生范式。
　　 他的童年，是贫寒寂寞的。他才九岁时，父亲就撒手西去了，人生之三大不幸之一——幼年丧父，让他过早地品味了人世间的苍凉，他只得与母妹三人相依为命。好在外祖父孟嘉对他甚好，常常接济他，常把他接到家里生活。外祖父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他。孟嘉是当时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而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他的个性、修养，无不有着外祖父的影子。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他在外祖父家如饥似渴地读书，《老子》《庄子》给了他道家思想，《六经》给了他儒家思想，让他既能“达则兼济天下”，又能“穷则独善其身”。
　　 他的青壮年乃至不惑之年，过着士大夫常用的生活模式：时隐时仕。那时的他，起初对官场还不太适应。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然而，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当然受人轻视，他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来他对官场有所认识。公元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野心勃勃地幻想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看清了桓玄的真面目，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再次辞职回家。他在家乡躬耕自资，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是的，他有太多的失望和悲慨，有太多的痛苦与徘徊。之后他对官场认识更深入。刘裕攻下建康后，陶渊明投入其幕下。刘裕在建康的前期，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曾因此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不久，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刘裕的这些所作所为，使陶渊明感到失望，于是辞职隐居。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才八十一天，就碰到浔阳郡派遣属吏下来巡视，那属吏要他束带迎之，他非常生气，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挂印去职。他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至辞彭泽县令结束，从此与官场彻底决裂。这十三年，他很想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他尝试过、失望过，却不料最终走向了绝望。他赋《归去来兮辞》，决心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陶渊明在41——44岁时，是彻底走向归隐的第一个阶段。此时，他的经济基础尚好，因此他的诗对田园风光表现了欣喜的态度。后来他的诗在内容上走向深刻，在诗中出现了劳动的字眼，真正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希望劳动人民生活得好一些，但现实生活却是残酷无情的，他的短暂的官场生涯让他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他写下了散文《桃花源记》，文中描绘了一个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世界。桃花源中，是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这里的人民，真淳、和平、宁静、幸福，热爱劳动。
　　 陶渊明在45——63岁时，是归隐田园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他生活贫困，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心情也异常苦闷，也进一步缩短了与劳动人民的距离。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固穷守节，老而益坚。他写下《五柳先生传》以明志。他在文中用了一百多字，以五柳先生自比，表达了他不同流俗的性格，生动地诠释了他的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陶渊明，也成了理想的古代士大夫。
　　 公元427年9月中旬，陶渊明给自己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他在诗中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看得那样自然。公元427年11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他用尽一生描绘了恬静的田园风光，他热情歌颂了劳动的可贵，也反映了农村的凋落与社会的黑暗。他既是一个带有田园色彩的士大夫，又是一个理想的古代士大夫，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