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应从什么年龄才开始产生的，反正每当我向人们叙述起发生在我四岁左右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时，人们常常都对我报以一种惊异的神态。
　　 我所以能对四岁左右的事情记忆犹新，并非我有什么超人的特异功能。也许完全缘于四岁那年那月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而已。我四岁那年，确切点说就是1968年前后，我的父母也许是因为生活和追求的缘故，在当时文艺趋于极为萧条而政治气氛极为浓烈的环境下，不得不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师兄师妹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颠簸流离同去“打班子”（合伙于某个文艺团体）谋求生计。之于他们那一度曾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和辛酸，父母一直不愿提起，而我至今也无法得知。不过，从他们打算由关中开始向西奔波的那一天起，在我的脑海里，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段久久难以挥去的清晰记忆。
　　 那天，我清晰地记着，我被姥娘(外婆)用一破布拧成的带子，牢牢地捆扎在她的背上，然后一手拎着行李，一手牵着大我两岁的二哥，步履蹒跚地带着我们挤上了“闷罐子”火车（对当时一种无座且慢的火车的谑称）“咣当咣当”的不知坐了多久，终于从明水（济南附近的一个车站）下了车，然后又坐上前来接我们的小舅所推得那个独轮车，在一连串轮轴“吱呦，吱呦”声音的陪伴下，披星戴月地一路走到朝霞初露，总算到达了姥娘的故里——章丘相公庄镇周家庄大队。不过，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来到这个村庄的那天起，对此后所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情，似乎就变得更加难以忘怀，而且还时常令我记忆犹新。
　　 我分明记得，我来到这里的那个时节正值秋季。按说，秋季应是人们丰收喜悦的季节，然而，从人们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他们有丝毫的喜悦之情。相反，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张张枯黄消瘦的脸面上写满了忧虑、无奈和苦笑的神情。我从村民只言片语的交谈中渐渐得知，原来，姥娘的家乡去年刚刚遭遇了一场旱灾，而今年的旱情却依旧持续，可以说一年的庄稼又几乎没有多少收成。但出人意料的是，也许由于干旱的缘故，这年的地瓜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产量。于是，地瓜便成了那个冬季的主要食物。在姥娘的饭桌上，每天都吃着用地瓜做成的饭菜。并且，这些饭菜的制作过程我也非常得熟悉。因为，我经常看到大姨背着一袋子夏天晒好的地瓜干倒在碾盘上，碾成面粉状然后用来熬粥喝。也常常看到，小舅从地窖里提上来一筐子的地瓜，然后交给两个小姨，洗刷之后，一部分搭上了蒸笼，一部分却被切成了丝状炒进锅里。起初，我对这种食物由于感到非常的新奇，因此还吃得有滋有味，但是，时间一长，这种新奇的口味就自然变得让我厌倦不堪。以致一到吃饭，我就鼻一把泪一把地哭着闹着拒绝进食。而每逢此刻，姥娘就总会用她那双忧郁的双眼瞅着大姨，然后叹口气说：“给他摊几张煎饼吧。”我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对地瓜这种食物有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和厌倦在心里。这种日子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来年的春夏。
　　 说到这年的春夏，阳光倒是经常显得格外的明媚。尤其白沟两岸的柳林，树枝不仅早早地吐露出了米黄的嫩芽，就连沟岸路旁那些挺拔耸立的白杨树，也不时纷纷飘撒着漫天迷人的花絮。在这个春夏，大概是我感到最开心自在的日子了。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常像小鸟似的欢快地穿梭在麦田和沟道。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立刻缠着小舅带领我们去砍柳枝。小舅把砍下的柳枝给我们每人先做一个咪咪哨，其余的就全部背回家里用来编织柳筐。有时候，两个小姨还挎着柳筐领着我们去麦地挑荠荠菜，或其他什么野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拿回家来叫大姨做给大家美餐一顿。但可惜的是，因为前两年的旱情延续，这年的灾情居然会变得进一步加剧。约莫到了这年的五六月里，机井早已抽不上水来，水库也干裂的像片片的鱼鳞一般；再瞧麦地已枯黄的像被一场大火熏燎过似的；沟底、河堤也看不见了野草、野菜散发出的那种青翠。只有白沟那片密集的柳林，偶尔会随风摇曳一下枝叶，才让人顿感还有一丝绿意和生机。但就这样的景象也没能维持多久。因为，随着旱情地不断加剧，生活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加残酷起来。
　　 永生难忘的是，日子极为艰难地又熬到了这年的秋天，在原野和田地却早已看不到半点绿气。因为在那段时间，由于灾荒，上面下拨的那点救济粮断断续续地时有时无，人们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地把一切可以用来充饥的草根、树叶、树皮都几乎洗劫一空。虽说大人们时不时地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食物给我们填充，但那小肚子就从来没有鼓胀起过。为此，我们就只好偷偷地去走家串户，看能否再踅摸一点什么东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竟跟着村北头的七奶和另外几个老奶奶们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天，我漫无目的地摸揣到村北头的七奶家里，无意中忽然发现，七奶在和村里的几个常来常往的老奶奶正面对着一堵土墙磕头膜拜。她们嘴里还不时在念叨些什么，总之，小声地念一会，就歇息下来，紧接着便把从土墙下刨出来的一些湿土抓一把塞进嘴里，然后眯着双眼，鼓着腮帮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起先，我对她们的举动并无多大兴致，但是瞅着她们那不停蠕动着的腮帮，无形中便强烈地勾起了我的食欲。于是，当她们蹒跚着粽子似的小脚散去之后，我便偷偷摸摸地溜了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抡起小手，抓了两把就塞进嘴里。那土看上去虽说非常的油亮，但吃在嘴里却实在地渍牙，开始我还一点一点地嚼磨着吃，后来干脆就直接咽进了肚里。这顿“食物”尽管不怎么好吃，但我还是吃了个饱胀，可以说一整晚那小肚子都是沉甸甸地发胀。直到第二天晌午，那小肚子居然鼓胀的竟像个小皮球似的，加上我又不停地嚷嚷着难受，姥娘和舅姨们这下方都慌乱起来。他们赶紧把大队的赤脚医生叫来，那赤脚医生又是号脉，又是揉捏，又是用听诊器在我的腹胸不停地摆弄着，反正捣鼓了半天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还把她给弄得满头大汗。实在没辙，赤脚医生就对姥娘和舅姨说道：“这孩子该不会得了‘血吸虫’病吧！要是这样的话，那得赶快送往县医院才是。”一听与“血吸虫”有关，姥娘他们更是慌了神情。因为，几年前这种“血吸虫”病曾在南方一带非常流行，而在胶东一带也时有发生，每到发病期间，病症就是肚子发鼓发胀，曾有许多人为此丧生。小舅和大姨两人不敢耽搁，赶紧推起那辆独轮车子，急匆匆地把我送到了县城医院。
　　 按说“血吸虫”这种病症，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严防严控，几乎已经根绝。但据说，由于近两年旱灾的缘故，胶东一些受灾地区，又有所死灰复燃。为此，济南军区解放军医院总部还派出了若干医疗分队奔赴灾区巡回检查。那天下午，等我们到达县城医院的时候，据说，我已呈半昏迷状态。县医院接诊后，将此作为特殊病例迅速地向巡回到此的解放军医疗分队做了汇报。医疗分队的医生们对我的病症也感到十分地蹊跷和棘手，加上当时县级医院的医疗设施十分简陋也不齐备，医生对我的病情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便火速连夜将我送到了济南解放军医院救治中心。经过系列的透视、化验，医生们终于弄明白了我的病由，原来是误食了一种所谓的“观音土”而引发的铅中毒……
　　 一个多月之后，当我康复重新回到姥娘家时，就听姥娘告诉我说，七奶和另外几个老奶奶前段时间已相继不在人世。
　　 不过，她说这话的用意则完全是为了告诫我以后再也不敢随意顽皮。当然，顽皮的确是收敛了，但是，在我如此幼小的年龄里所经历的许多老年人都不曾经历过的这些遭遇，至今令我常常耿怀于心。
　　 即便如此，我却并不因此怨叹自己生不逢时，相反，倒常把这一切当做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磨砺。
　　 尽管那段岁月早已变得十分遥远，但岁月所铭刻在一个幼小心灵里的那些欢乐和苦难，却不时勾起我对那年那月那事所带来的那种特殊情感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