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向岛的长篇小说《抛锚》，是一种穿越流畅的阅读快感。这不但因为作者总是通过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去完成对生活的审美表达和感性书写，从而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色度个性的文本，更因为他力图突破当代权力博弈下官场人物命运沉浮“类型化”的窠臼和范式，而试图从人“历史存在”的向度，去展示个体的“历时态”和群体“共时态”交织氤氲下人的生存的无奈和疲惫，从文化心理的深层去开掘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从而让我们聆听到小说回归生活，回归现实主义的涛声足音。
　　
　　 如果说，小说是一种选择的艺术，体现着作家艺术思维的视角和创作行为的自觉，那么《抛锚》将故事置于网络文化背景下无疑是一种智慧的设定。《抛锚》的故事并不错综复杂，亦不惊心动魄。尽管读者可以对作品中的两个主人公葛宝生与瞿锐的婚外恋从道德的层面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判，然而，拂去“传统”和“虚伪”的浮尘，他们暂短的相识和相爱是真挚而又刻骨铭心的。问题在于，当这个本属于个人隐私的偶然燃烧一旦经两个涉世不深的青春生命晒于网络之上的时候，就被极度地放大，而与官场权力搏杀的残酷和冷峻，人事纠葛的晦涩和幽暗，命运的沉浮和悲欢纠缠在一起，从而在长宁市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一直觊觎水利局长位置的殷书记的跃跃欲试到居于常宁市权力顶峰的穆书记的投鼠忌器；从被网络“绯闻”涂抹的人代会代表光怪陆离的目光到小罗落井下石的庸俗炎凉；从马渊的道貌岸然到赵苗的飞短流长，而旋流的中心就是那一组被晒上网络的照片。所有的人物因为各自利益的牵系而跟着网络高速旋转，而对人际关系做着多色的调整，而心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权力拥有者因此而对“拔出萝卜带出泥”怀着无言的恐惧和忧虑；权力欲望者因为终于因为有了一个击倒政敌的机会而弹冠相庆；情感呵护者因为心中“偶像”的坍塌而心灵饱受折磨。表面上看来，紧锣密鼓地查处葛宝生似乎与“反腐”有关，其实不过是一场借“反腐”而掩盖“腐败”的闹剧而已。所以，从文本意义上说，它既不同于时下很走红的以揭露官场“腐败”为价值选择的作品，也不同于打上所谓“正义与邪恶”斗争标签的“反腐”作品，作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人的本真存在，人性的复杂和多样的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更着意于从文化的维度去探究人的灵魂王国鲜为人知的奥秘。
　　
　　 在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叙事中，人性的丰富性总是通过作家所塑造的人物而得以质感的外化。所谓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说，文学就是人性之学。按照孟子的观点，人性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人的“食色”之性。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打着动物性的痕迹。一个是人的礼仪之性，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二者统一于人物的性格特征中。什么是性格？性格就是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不断反复出现而积淀的习惯。作家的责任之一，就是把人性的复杂和多面通过形象展示出来。由于人性的共同属性，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才能承担复杂社会矛盾，而由于人性的个性表现，人物又总是在作品中保持自己的个性本色。
　　
　　 按照时下流行的审美标准，向岛笔下的葛宝生和瞿锐显然不属于世俗目光下那种涂上时代油彩的“正面”人物或者“英雄”形象。然而，作为“诗意存在”和“思想存在”的人，他们是真实的；作为作家倾注情感和笔墨而塑造的艺术形象，他们是丰满的，是与先前作品中的所谓“腐败”人物毫不重复的“这个”。葛宝生政坛生涯是从为渭阳县委副书记苏琦抄写旨在击倒康县长的“告状信”起步的，而他得以在水利局长任上享受权力的光环，也同他为穆书记的儿子出国留学送去1万欧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人物身上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官场的“腐气”。这些，与他充分运用生活给予的机遇而创造出引人瞩目的政绩，与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对真爱的向往、对在官场腐败的氤氲中仍然坚守着人格底线的高新的悲悯、对市侩而又庸俗的陈立新的厌恶，矛盾而又协调地构成他立体的性格体系。相比之下，有过两次婚姻挫折的瞿锐就要单纯得多了。她走进葛宝生情感世界的惟一缘由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能够给她受伤的心灵带来抚慰的男人；葛宝生喜欢瞿锐，也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幽深的背景，会给自己在权力较量中增添什么筹码，而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和单纯，使他那种在官场人事走马中的疲惫和在妻子孙菊英那里无法获得的“男人”的“无奈”找到了一个栖息的港湾和释放的栖居地。他们虽然相逢在偶然的场合，而导致他们坠入爱河的则是两个人被压抑了很久的人性复苏，是因为他们都希望过一种从生理到心理相互温暖的属人的生活，而和“权”与“情”、“灵与肉”的交易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激情遭遇无论如何都是炽热和温馨的。如果不是一夜间的网络曝光，他们的情感旋律也许会是另外一种风景。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也许就离开了作家塑造形象的初衷。而这一场“风流倜傥”的触礁搁浅，以致尽管瞿锐不顾世俗的责难而一如既往地守望的时候，葛宝生却永远不可能再度“雄起”，无疑给人物的命运蒙上了悲剧的苍凉。诚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把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撕破了给读者看。
　　
　　 我始终认为，作品中故事和人物的环境，说到底就是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在《抛锚》中，葛宝生人性的复苏和幻灭、他与瞿锐情感画面的撕裂，正是因为他在官场陷入太深。当他不是以一种正常的秩序和程序，而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成本投入走向权力顶峰时，就注定了他的人性体系附加了诸多的“非人”的元素。它不仅使主人公的人生航舟埋下了倾覆的隐患，尤其使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缠绕的社会关系变得复杂而又多变。他最终被穆书记抛弃，及至在作为律师的书记夫人那里遭到冷遇，只不过是他作为官场“腐败”陪葬品的一种必然。如果说，穆书记在长宁市政坛“地震”中走向身败名裂，那么，葛宝生不过是扮演了这种“稳定”表象掩盖下的“震颤”的一个“先兆”的角色。他作为男人属性的丧失，归根结底是因为价值世界的溃塌。作家的这种开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剥离浮世加在人物身上的“非人”元素而回归到人的本体，是《抛锚》带给读者的一个鲜亮的看点。它是通过以葛宝生为核心的群体共时态的演绎而得以层次有序的展开的。在被停职接受“调查”的日子里，葛宝生有过苦闷，有过沉沦。然而，与之相伴的是对回归“人”的本体存在的分享。那些长期被官场风云挤压到一个狭小角落的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角色认知，使他终于感觉到了浮华的“虚幻”而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真实和淡然。不仅仅是葛宝生，瞿锐即使在两人无法回到燃烧梦境原初时浸满泪花的厮守，孙菊英在经历了心灵和情感的折磨而重新给予丈夫的抚慰；葛兰青春的生命因为一场巨变而走向成熟；孙莉英在祈求姐夫原谅时情感的瞬间迸发，都把作家笔下人的“类存在”表现得淋漓酣畅。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狄德罗所说：“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也许是出于叙事的需要和故事的排列组合，作者对马渊这个人物赋予了较多的笔墨。马渊虽然以“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走进葛宝生生活漩涡，然而，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是一个“既非天使，也非畜生”（巴斯卡尔语）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早年对爱情的幻灭，长期处于官场边缘的尴尬，赋予了他权欲与嫉妒、报复与狭隘的多重性格。这一切，都因为介入葛宝生的“绯闻”事件而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不可遏止的暴露无遗。与其说，他对于曾经作为葛宝生权力象征的奥迪车的垂涎，毋宁说那是他对于现存官场生态下“等级”理念的一种逆反；与其说他对瞿锐面对“调查组”的诘问而毫无惧色的颓然，毋宁说他对葛宝生与一个女人相爱从心灵底层生出的嫉妒；与其说他与杨小凤双双葬身大水是一种畸形情感的沉没，毋宁说是他为人性的苏醒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作家是这样刻画马渊微妙的心理演变的：“马渊发现身上有一种东西苏醒了，他原来一直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身上压根儿就没有那种元素似的……那种元素不但完好地藏在他的身上，而且一旦释放出来，简直就跟火山爆发一样。”因此，作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马渊，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而成为一个“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托尔斯泰语）的立体。
　　
　　 耐人寻味的是，在作家笔下，葛宝生与马渊的命运落幕几乎是殊途同归，一个在绝望的瞬间葬身水底，一个在疲惫的旅途被生活的战车挤压成碎片。而葛宝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一缕意识蓝光：“这下……安定了”，无论如何都是发人深思的。说是人生的宿命也好，说是对漫漫生命卷册的理性认知也好，留给读者的，也许是作家关于“空”的顿悟和澄明。
　　
　　 这样，向岛终于以一个全新的文本，一群全新的人物，实现了他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个性诠释，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