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敬畏——读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随感】
　　 上周收到友人快递来的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并且来电邀请我下周四下午出席他们的书评会，还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先生也将出席。我与这个书评团体神交已经有28年了，所以恭谨不如从命了。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小说完整地读了一遍，信手写下了这些不成熟的随感。
　　 一拿到这本红彤彤封面的新书《蛙》，我就开始疑惑，作者何以“蛙”为书名？通读了全书那些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方才领悟，“蛙”这个书名极具隐喻的意味。“蛙”可通解为“娃”和“娲”。“蛙”，是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娃”就是人们用以延续香火的娃娃了；“娲”就是女娲了，女娲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她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炼五色石补天，并捏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蛙》的书名，其实就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样式，文学就是人学。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就是一部以“人”为主题的小说。《蛙》里的那些人物与故事，是说给那些关心中国人这60年来的生活，说给那些热爱生命的，具有一点点对生命被无端的毁灭，尚有同情和悲悯之心的人听的。
　　 小说主人公“姑姑”是位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姑姑”在年轻时她曾是计划生育国策的坚定的支持和执行者；人到老年时她面对超生现象却眼开眼闭。小说艺术地阐释了“姑姑”年老时的忏悔与脆弱，对“姑姑”这个人物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人性剖析。她是英雄，又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作品通过“姑姑”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她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小说跨越的时段非常漫长。小说不仅详细描述了计划生育国策执行初期的一个个让人痛彻心扉的故事，更给了小说一个60年时间的跨度。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这种尴尬的现状和困境，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在金钱的诱惑下发生了不少变化：昔日的算命先生以“牛蛙公司”为幌子暗中经营着肮脏的“代孕公司”，不惜用陈眉等被火烧伤的女人当代孕女。在作者的笔下，有了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们依然逃脱不掉传统思想的桎梏，为传宗接代，在暗中进行代孕的交易。在作者笔下，某种理性的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用代孕谋利已经带有半黑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悲情故事，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作者之所以写这些故事，我以为，他并不是想去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以此来表现其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精神乃至灵魂的影响。
　　 但就小说主题的开掘，我还是觉得对于“生育”的主题来说，显得不够深刻。计划生育政策受到的最大阻力，实质上就是重男轻女。不把性别岐视放在一个重要位置来谈生育，而仅止于感叹“生命”或者“罪感”，是很难看到悲剧的原因的。我们能够说，一个坚持一定要生一个男孩，不肯堕胎的妇女，比一个为了公职与前途，让妻子去堕胎的男人“伟大”得多吗？计划生育中的妇女的悲剧性在于，她们的身体始终是“传统”与“政策”的战场。前者让她们的身体为家族利益服务，后来让她们的身体为国家利益服务。她们自身并无选择权也无发言权，而必须承受过度生育或者流产带来的巨大身体伤害。这或许就是她们悲剧与宿命的缘由。最后那个话剧是很深刻，被遗弃过的，被烧毁了面容的，被当作代孕妈妈的，又被抢走了孩子的陈眉，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因为她不是在想要一个“男孩”，而是在寻找她的“孩子”，这分明是出于母亲的天性与真正深刻的爱。
　　 在小说中，作者力求用幽默与轻松的笔调去写那些让人心情沉重的故事，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以朴素、简洁的语言，尽可能地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当然，相比莫言的其他小说，《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蛙》对人性的剖析与批判也比他先前的小说更为深刻。通读小说，能感觉到作家虽在写家乡的故事，但跳出了故事的本身，已经站在人类或人性的角度去写人。
　　 掩卷深思，我在想：有先哲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却想说，我们不思考，上帝也许会发怒。都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现在看来，生也是不容易的。对于生命，对于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大自然，我们都必须有敬畏之心。对于那些悲情故事，光有悲悯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漫长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缓冲力量，对于社会生活、人们命运的巨大影响。
　　
　　 【我读叶辛】
　　 十七年前的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至今还回荡在我们耳边：“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08年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来自上海长宁、黄浦、静安、徐汇四个区工人文化宫的200多名读书爱好者，欢聚在地处中山公园附近的长宁区工人文化宫，冒着酷暑来参加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作品评论会。这次评论会，是我与朋友们筹备了两个月的成果。
　　 我认识叶辛，是20多年前从阅读了他那极具震撼力的反映知青悲惨生活、揭示血统论罪恶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开始的。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成为了我负责的全市读书活动推荐书目的专家组成员，去年年底我们俩又同时出现在上海市读书活动25周年25个先进人物的名单里，共同的知青经历，现在又同时在从事与读书相关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朋友了。这次评论会，我和朋友们准备工作是非常充分的，我们从100多篇来稿中，挑选了27篇有质量的评论文章汇编成册，有七位读书爱好者面对面地与叶辛交流了自己读了《孽债》Ⅱ的体会，加上两个区领导讲话与我的总结发言，令叶辛感动不已。叶辛说：“现代小说的历史不过才100年左右的历史，我们不能够说不写大人物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孙悟空不是大人物，贾宝玉也不是大人物，但是，这没有妨碍《西游记》与《红楼梦》成为不朽的名著。小说应该从小处着眼，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所谓以一滴水来反映太阳的光辉就是这个道理。写作也没有诀窍，无非是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大学语文老师教的那些方法，作家往往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人物，让作品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1968年12月21日算起，今年是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当年严酷的生活是现实社会最好的再教育材料，可以引发许多有意义的话题。”
　　 在叶辛作品《孽债》Ⅱ评论会的主席台上，我当着场下200多个读书爱好者的面，笑着对叶辛说，我是你的超级粉丝哦。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关注叶辛，也非常喜欢叶辛的作品，这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众多上海作家中与众不同的一位。他是一位长期关注知青题材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无病呻吟，更没有拳头加枕头的东西。无论是十七年前的《孽债》、去年的《上海日记》，还是今年元旦发表的《孽债》第二部，他作品投注的目光令人敬重。叶辛作品的背景，横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关注着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命运，他的《孽债》和《孽债2》，反映了两代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的青春岁月，着力表现了特定社会背静下城市人躁动中的生存状态，呼唤着人性中真善美的回归，读来让人回肠荡气。
　　 两部《孽债》，一把辛酸泪，满纸真情言，作品通过催人泪下的寻亲故事与险乎子不认亲的悲剧，让我们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名句：谁之过？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罪恶，那么，两部《孽债》所反映的人间悲剧，能够升华为一种精神财富，成为我们推动体制改革的声声警钟，那么，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下一代的付出，才不会是白白流淌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