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正是“文革”深入开展的时期，许多老干部都纷纷被关进“牛棚”或到“五·七干校”进行“改造”。江苏省在这个方面搞得更为激进，为了“清理阶级队伍”，省会南京，凡是出身有“问题”或者自身思想、言论有“问题”的人，都要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苏北是江苏省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从省城全家搬到这里“接受改造”的也相对较多一些。在故乡时，我就接触了这样的“反革命”，但是，可以说，他是我在故乡时的挚友，又是我的老师。几十年来，与他相交往五年的历历往事，令我终生不能忘怀。
　　 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正是读书的年龄，因父亲在解放前曾给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做过事，被定为“政治历史不清分子”（其实父亲的问题已经多次“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了），我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儿子也必须承认自己是“政治历史不清分子”的后代而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就在这个时期，我与这位从六朝古都南京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不期而遇，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叫何杰，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南京大学毕业生（我曾亲眼看到他的大学毕业证，校长——陈毅），他是回族人，1米70多的个子，戴着1800度的近视眼镜，着一身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当时他已经38岁了，浑身一股书卷气。他爱唱歌，会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据说，他是因为在工作中与同事谈话，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如苏联”（当时的苏联已经被毛泽东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并与之断交），被同事“出卖”了，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些都写在他下放到农村的档案里）。他的妻子叫张稚亭，也是南京大学毕业生（是他的下一届同学），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张觉醒（小名“大毛”，当时13岁），一个叫何毛妹（当时8、9岁），她们都是受到丈夫和父亲的株连同时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张稚亭是南京第23中学的化学教师，到农村以后，由于她本人没有“问题”，农村又缺乏教师，于是被安排在当时的公社中学继续当老师。两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便在农村的小学里读书。
　　 何杰先生在农村着实的吃了不少苦头，他，一个近视了1800度的知识分子，摘下眼镜简直就是盲人，况且，在大都市里长大的人，确实“五谷不分”，但是，农村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重的活都派他去干，记得，赤日炎炎的三伏天，他要光着脚挽起裤腿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到沤得发臭而且冒泡的大粪池子去翻农肥，每翻刨一下，又脏又臭又烫的大粪汤都要溅得满身，腿站在大粪池子里滚烫，上身在“七月流火”的阳光下晒得冒油，衣服全被汗水湿透裹在身上。旁边的树荫下还有人在监视着他们——不得偷懒。冬季农闲季节，农村要修建农田水利工程，何杰是首当其冲要被派往水利工程工地的，那披星戴月的劳累和艰苦就更不用说了。每逢劳动休息之余，还要开批斗会，他要和“地富反坏右”一起站在会场中间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并且还必须“低头认罪”。尽管那些贫下中农根本不知道他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也要胡言乱语的“批判”一番才能罢休，一旦“交代问题”不合贫下中农的“口味”，便有橫目怒视、拳脚相加的危险。
　　 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会一阵阵酸楚，我想他当时可真是欲哭无泪啊！
　　 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农村是没有谁愿意与他接触的。我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不好”，平时，那些贫下中农的子弟也与我向远，也就只能与何杰先生在一起谈谈“革命理想”了。其实我与何杰先生并没有谈什么“革命理想”，只是经常向他介绍一些苏北农村的生活习俗，农村生活的常识，和我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仅有的一点生活、生产知识。而在他那里，我却学到的许许多多的书本知识，在那整天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我却得到了巨大的收获，大多数同龄人都把初高中的时光虚度了，我却学到了当时连想也没想到后来对我的人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文化知识，等于是他给我补习了五年的功课。五年里，我常常与他彻夜长谈，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增长了我奋发向上的信心。在他那里，我还学会了如何对待残酷的人生，如何面对现实生活意志和品格。他确确实实是我难得的老师。
　　 可惜，我与他的相交往以我全家搬迁到异地他乡谋生而宣告结束了。
　　 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从苏北迁徙到黑龙江农村“政治避难”，从此我告别了让我终身受益的老师——何杰先生。我临走的前一天夜晚到他家里说：“我们要走了......”，他沉默了半天，又从他的旧书箱子里找出一本地图仔细的看看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讷莫尔河”，接着他拿出50斤（5张）全国粮票塞进我的手里，说：“带上吧，路上用得着的”。我看他表情很痛苦，想到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也没推辞就收下了。我与他就这样默默地分别了。分别后的日子，我与他各自还比较艰难的，他比我要更苦一些，我们只通过两封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许多青年一起参加了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想不到的是，许多同试者名落孙山，我却一举考上了大学，进了正正规规的大学学堂，得以进一步学习和提高自己，直至走上工作岗位，至今已有三十有七年矣！
　　 八十年代初，我携妻儿回故乡去，一脚踏进故乡的土地，头一件事就是寻找何杰先生的踪迹。得知他业已平反昭雪，全家已经返回省城南京，心里虽有些失落，却也有无限的安慰。后来，我也曾到南京“新街口”（1注）一带（我知道他下放前是在新街口居住）去寻觅过他，但终无结果。后来听说，张稚亭老师已经去世了，他的两个女儿也该早就成家立业了吧！他们也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的这位老师——何杰先生，你如果还活在人间，也该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我经常站在北国边陲的讷莫尔河岸边向南中国的天空眺望,遥遥的为你祈祷、祝福！
　　 我的“现行反革命”老师——何杰先生，您的晚年过的好吗？你的学生、挚友在遥远的地方思念着您！您给我的全国粮票至今还有一张（10斤）在我手里啊！
　　 何杰先生——我的老师，今生我还能见你一面吗？
　　
　　 （本文绝无虚构）
　　
　　 2009年7月30日
　　 写于黑龙江齐齐哈尔讷河
　　
　　 注1：新街口，是南京市里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另注：如果张觉醒、何毛妹及其子女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希望能转告何杰先生。并代我向他问好，祝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