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5月11号，专程到市人民医院去看表姐夫。前几日县医院做医生的侄儿电话里说，他看了姑夫的片子，估计不太好，介绍到市医院确诊。我记挂着，便找机会着急着慌地搭车出来，到医院里找到了他住院的病房。表姐守在病房，表姐夫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还是挤出笑容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我说正好有事情到市里，顺便看看。把专程说成顺便，也是想别太让他担心自己。但看到他那时而痛苦的样子，还是忍不住也跟着痛苦起来。表哥来了，我们一起说了些祝愿康复的话告别了姐夫，心里知道这也许就是最后一面。到外边表哥说起表姐夫的病来，说已经开始用止疼药，医院也没什么办法了，过几天就得回家养着了。我说也只能这样，只要少些痛苦，也好。
　　 想到他快走了，没想到在我从成都回来的途中，正好到县里的时候，接到了表哥电话。其实从电话里显示出表哥的电话号码，我就知道一定是表姐夫的事，果然，电话一通，他就说让侄儿讲话。侄儿说父亲没了，原来想不在，不说了；听说在县里，就请一声。我说行行，我一定赶过去给姐夫送行。当时还在乡下，一时没有交通，妹夫就开着摩托三轮，跑到了县里。按礼程到表姐家里烧纸送礼献花圈，次日又参加了葬礼，亲眼看着表姐夫的棺材放进深深的土里，这才恍然大悟：表姐夫死了，入土为安了。可他才68岁呢。
　　 记得表姐夫，最早是文革时候。那时候我是小孩子，他是大队的文书。他是父亲做大队干部的时候亲自为外甥女挑选的对象。亲戚，自然有亲戚的感情。但当时那个年月，他在表面上还不得不与“四不清”的父亲划清界限。其实这种界限在乡下划开也难。某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大队部做菌肥的地方住，他与一帮积极分子们弄完“大字报”后天色已晚，就留宿在我的被窝里。记得他穿着个大花裤头，钻进被窝就睡着了。后来他被选到公社做秘书，我到了公社也会去他的办公室，有时候有事，有时候没事，看到的他都很忙碌。我招工的那一年，因为岁数差一点，只好让他在过去据实填写的表格上把年龄改大了一岁。这也许是让我终身都应当感激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从乡村里走出来做个吃国家饭的哪怕是工人，也是莫大的荣耀。
　　 工作以后有一年跟着父亲春节去看过他。那时他是县里的局长，他的几个孩子也还小。而他和表姐，每个春节都会到我们家里看望舅舅。我要是过年能回家，总能看到他越来越胖的脸上堆满的笑容。父亲说，你表姐夫是个聪明的人，就是胆子小些，人还是好的。后来的一些岁月里，好多消息接踵而至：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才脱险，又去北京找到当年的“医疗队”做了“搭桥”手术。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正是这次成功的手术，埋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大危机。直到后来才发现，他因手术用血被传染上了至今医学无法医治的“丙肝”。他长期染病，局长自然不能做了，只好当了书记，只好早早离开了实际工作岗位。也因此，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像其他同时代的局长们那样得到很好的安排。3男2女，只有一个被安排了工作，其他都是自己找的职业。
　　 本来就这样也可以维持下去的，没想到，前年唯一安排了工作的大儿子的一场车祸，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儿子在车祸里遭重伤，县里市里医院都说没有抢救价值，但他和姐姐坚持不放弃，经过几个月的维持治疗，儿子终于睁开了眼睛，认出了爹妈，可是，由此表姐与表姐夫也被基本拖垮了。为了继续照料好需要康复的儿子，他就要先保持自己的健康。由此，他听别人介绍，进行了好几个疗程的干扰素治疗；也因此，他的身体在被干扰素治疗病毒的时候，机体也遭到了根本破坏。就在他结束干扰素治疗后不久，发现身体多处疼痛。不幸的事情终于降临于他，肝癌已经骨转移，生命到了最后时候。这时候他不得不再一次躺在病床上。
　　 68岁，在今天来说还不算老。但是表姐夫不得不忍痛与这个世界告别，而且是在极大的痛苦之中。除了身体的疼痛，我想还有不舍的对伤残儿子的担忧。或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也会后悔对儿子不弃不离的救治吧，如果让他早些去了，也不会有今天离开世界时候的无力担忧吧。
　　 在葬礼后的宴会上，我跟姐姐说，多保重。姐夫远去了，人间的所有苦痛都与他无关了，留下的，只有活着的人“享受”了。
　　 至今眼前还浮现着表姐夫的模样，笑着的，痛苦的，昂扬的，暗淡的。他最后的面庞虽然我没有看清，我也知道，他不会瞑目的，他还有许多未尽事业没有实现。
　　 老天爷啊，真是好人不长寿吗，这是什么道理啊！
　　
　　 201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