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两岸同胞骨肉相连。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浅浅的一湾海峡，阻断了同祖同根的两岸人民正常的往来，屈指一算，楚河汉界一划就是甲子六旬。如今两岸“三通”，祖辈、父辈们六十年难圆的梦，我们仅仅用一个打盹的功夫，就梦想成真，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2012年6月26日至7月3日，我们一家四口跟随旅游团赴台旅游，也是一次圆梦之旅，借此，我们去探望了在台湾从未谋面过的舅舅、舅妈两位老人。
　　 1948年内战形势吃紧，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眼看江南半壁江山不保，蒋介石集团事先做好了退居孤岛台湾的准备。我内人的一位亲舅舅，当时在浙江大学教书，迫于压力，就无奈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到了台湾。这一别，就与大陆的亲人两岸分隔，渺无音讯。
　　 舅舅离开大陆的那一年才二十九岁，风华正茂，他虽尚未成家，但有了热恋的对象，从此一别，就是天各一方。重情重义的一对恋人，苦苦守望着那段坚贞的爱情，期待重逢聚首的那一天。然而，望断天涯路，无缘再见心上人。就这样，一直孤身在台相望的舅舅，等了整整二十多年，希望泡影才破灭，变成了绝望，直到他五十岁那年，才与现在的舅妈相识、相恋，成了家。
　　 舅舅到台湾后，在台湾大学教书，后来又转到“台糖”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并在台南市定居至今。
　　 说起舅舅和舅妈的婚姻，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舅舅认识舅妈的那一年，舅妈三十岁，舅舅五十岁，两人整整相差二十岁。文质彬彬而又帅气的舅舅，看上去并不出老，但在朋友介绍认识时，舅舅有意隐瞒年纪少报了五岁，而舅妈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却多报了五岁。一多一少，两人的年纪相差就只有十岁了。阴差阳错的虚报年龄，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舅舅现在已经是93岁高龄了，日常起居就靠73岁的舅妈照料，这一对老夫少妻的婚姻，也算得上是相濡以沫，共度白头了。
　　 舅舅在台湾，中年得子，后生一女。儿子很有出息，现在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儿媳是台湾交通大学的副教授，两人在高科技研究领域和教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儿媳因研究成果突出，还被评为2011年第4届“台湾杰出女科学家新秀奖”。他们经常往返于世界和大陆各地，两岸的学术交流也频繁参加，这是父辈不能企及的。
　　 由于表弟、表弟媳已经在2011年底到义乌来省过亲，留有联系地址和电话，因此我们到台湾拜访他们，也方便了许多。
　　 6月27日晚，旅游团的行程安排是入住新竹日月光饭店，表弟夫妇俩当晚就赶到饭店和我们见了面。因为他们次日早晨5点就要搭飞机到英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所以也就没时间一起陪同我们到台南市去见舅舅了。好在旅游行程安排会经过台南，我们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一路玩过了日月潭和阿里山，我们到了嘉义市。我们向台湾导游提出要到台南去探亲，因为当晚旅游团的下榻饭店在高雄，台南是必经之地。导游说离团自行活动要请示大陆旅行社同意，并报台湾观光局备案。我们请她尽快帮忙办理。经过导游的沟通，不久就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导游可能考虑到车子到台南下高速麻烦，她建议我们从嘉义直接坐高铁到台南，探亲好后再从台南坐高铁到高雄。
　　 于是我们有了一段在台湾的自由行。
　　 我们打的到了嘉义高铁站，很快就登上了开往台南的高铁。乘坐台湾高铁，感觉非常平稳舒适，沿途窗外一派田园风光，一览无余。台湾的嘉南平原，是原先台湾比较的富庶地区，现在依然有大片的农田。不到二十分钟的运行，我们就到了台南高铁站。下了高铁，车站有免费的公交车可以坐到市内。在公交车上，我们问询同车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女士长期在日本生活，回台湾探亲，对台南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她还是解答了我们许多问题，她还说她的一位姐姐和姐夫就在大陆浙江；先生很热情，他主动递给我们一张名片，我接过一看，是一位台湾《太平洋日报》驻大台南市的特派员，姓杜。他说他刚刚从北京回来，并说：“在台湾如果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他指点了我们目的地的下车站点，令我们倍感亲切和温馨。
　　 舅舅家就在离公交站点不远的亚伯饭店边上，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那一刻，真是十分的激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岳母一家，有一段漫长的故事。舅舅和岳母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后来迁居浙江嘉兴，祖上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据相关资料考证，舅舅的祖父徐宝治是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的进士，清同治初年，官至金华知府；舅舅的母亲李绮先也出自名门，是明代李时珍的后裔，其父是清朝后期的宫廷御医。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舅舅的父亲徐学钧在义乌中学教书，就在这个时候，生下了我岳母，由于当时战火连绵，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加之子女又多（岳母有11个兄妹）无力抚养，就把年幼的女儿（我岳母），寄养在原义乌中学北面不远的一个村庄—孟店（今为义乌市北苑街道楼店),成为一孟姓人家的养女。舅舅在赴台湾前夕，兄妹匆匆见过一面，但这一别，从此就再无缘相见了。
　　 在义乌教书的父母后来调离义乌，到诸暨，嘉兴等地去工作了。义乌孟店的养父母虽然自己的子女也多（四男两女），但对她视同己出，小心呵护，恩重如山。“文革”时期，国内大搞政治运动，义乌养父母，因为女儿有个台湾的亲哥哥，担心受到政治牵连，成了一块讳莫如深的“心病”。有一年，嘉兴的亲人前来认亲，由于心存顾虑，也就没有相认。自从那时起，岳母就失去了与骨肉亲人的联系，时间长达数十年，虽说后来也曾几次到嘉兴寻找失散的亲人，但世事变迁，物似人非，每次都是无果而返，直到几年前，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嘉兴市的嘉善县找到了两位哥哥和一位妹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姐姐，并得到了台湾哥哥的信息和联系地址。但亲生父母早已亡故，连坟茔都无处找寻。其余几位离散的兄妹，至今仍无下落。襁褓别离，白头相见，世事沧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敲开舅舅的家门，舅舅和舅妈见到大陆亲人来探望，非常高兴。93岁高龄的舅舅，脑子已经有些失忆，许多人生的经历，记忆已经朦胧淡化。但我们说到是大陆义乌来的，是你妹妹的女儿、女婿来看望时，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喜。他说：“义乌我有个小妹妹，我爸爸在义乌教过书。”我们看他说话虽然有些木讷，断断续续，但还算清晰。
　　 舅妈的身体很好，她陪我们观看了楼上楼下的各个房间，腿脚显得很轻巧。她拿出上次儿子、儿媳到大陆义乌探亲时拍摄的像集以及舅舅一家的一些珍贵历史照片，让我们翻看，浓浓的亲情，溢于言表。随后又领我们到附近地方去走走看看。
　　 舅舅家附近原先是台南的一个火车站，如今已经不停靠车辆，不过依然有普通的列车通过。小小的车站，现在变成了一处古旧的景观，许多棵年久的老榕树，依旧郁郁葱葱，成为附近居民歇息乘凉的场所。车站的候车室，也改变成了一家雅致的音乐咖啡吧，是一个适合淡淡怀旧的好地方。舅妈见到熟人就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大陆来的亲戚，街坊邻里热情地向我们问候和致意，让我们感到亲切和温暖。舅舅家是一座边栋两间两层半的房子，独门独院，看样子已居住了多年。舅妈笑笑说：“以前算是小别墅，现在不好看了。”现在一般只有舅舅、舅妈和一个女儿居住，居住条件不算太好，但清清爽爽也过得去。舅妈介绍说：“你舅舅那年从‘台糖研究所’退休，领的只是一次性退休金，那些钱早就花光了，现在靠的是一点房租收入维持日常开支。”我们问她有多少？她说每月大致只有一万多新台币。我算了一下，大约是人民币3000块左右。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子过的也是比较拮据的。我想，在大陆像舅舅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退休金起码每月也得有个五六千人民币吧？而他退休前就职的“台糖”，也是台湾著名的“国有”企业，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对于撤退到台湾的那批退休老人，并非厚待。
　　 舅妈性格很开朗，也很健谈。她回忆起当年和舅舅的相识相恋、成家，在我们晚辈面前也不忌讳。她说：“舅舅那么晚才成家，就是想多攒钱点，回到大陆去，可是怎么能回得去呢？”说到这句话，我依稀看见舅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她告诉我们，舅舅当年给大陆的亲人寄过钱，但一点回音都没有，就打消的念头。直到八十年代末，台湾当局开放了大陆原籍人员探亲政策，舅舅才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并回到大陆探亲过一次。舅妈是台湾本省人，但对祖国大陆怀有很深的感情，她反复说，还是大陆好，看你们日子过得都不错。她感慨地说道：“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儿子、儿媳都很有出息。我们自己是无所谓的，都老了，过过日子也用不了多少，够花就行。”
　　 晚上，我们陪同两位老人到市区的饭店吃了一顿晚餐。席间，凝视舅舅风烛残年的摸样，心底不由生出些许悲凉。估计这次见面，既是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见到舅舅、舅妈了。而我的岳母，也没有可能与台湾的舅舅兄妹相会，他们都渐渐老去，走不了远门了。
　　 我们离开台南上车时，两位老人站在路边目送我们，依依惜别之情令人动容。看到风中舅舅苍老的身影，我们感慨万千，心头涌动的伤感，幽幽的弥漫着。我不知道，九旬高龄的舅舅，那萦绕了一辈子的乡愁，是否释怀？而此时我的耳畔却回响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那首《乡愁》诗歌来。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挥手告别两位老人，我想到，每个人的命运，许多时候其实是与祖国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的，如若遇到社会动乱，兵荒马乱的年代，难免遭遇颠沛流离，亲人离散的境况。我的岳母、舅舅一家的人生经历，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海峡两岸人民都渴望和平，期待祖国早日统一，使得浅浅的一湾海峡，不再是阻隔两岸亲人之间感情联系的惊涛骇浪，而是一条绿绸般的纽带，一架彩虹般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