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和其他任何古代经典的不同在于，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一横代表的“阳爻”和两短横代表的“阴爻”组合成的卦，学术界称为“符号系统”；另一部分由文字组成，叫“文字系统”。这种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组成的“经书”，在中国是唯一的，我估计外国可能也没有。
　　 易经的卦象，也就是所谓符号系统，一般的说法是为伏羲氏所做。历史上是否真有伏羲其人，还有待于考，不过易经产生于伏羲的渔猎时期是可信的。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中国经历了燧人氏，有巢氏的原始时期，然后到了伏羲时期，进入了有组织的渔猎社会时代，再往后，有神农氏出现，于是渔猎社会转向农耕社会，黄帝也此时出现。经过几场大战，黄帝统一黄河流域，黄帝的一个大臣仓颉创造了文字，至此中国才算有了文字来记录各种事物，故而黄帝也被尊为中国的人文始祖。易经形成的伏羲时代，是没有文字的，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八卦也不可能有文字注解。从伏羲到黄帝，几千年过去了，这期间八卦的图形，作用途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没有文字，所以对这些个由阴阳两爻组成的卦的注释即使有，也只能是停留在口耳相传的地步。从黄帝起，经尧舜、夏桀、商汤，直到周的建立，这中间对《易》有没有文字注释，不得而知，起码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易经》六十四卦基本在文王以前就应该是完成了的，而不是文王将伏羲的八个单卦演变成六十四卦，学术界对此已经基本没有什么争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易经的挂爻辞的确是在周完成的，从挂爻辞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明显看出来。不过不太可能是文王一人而为，一般认为是经文王，周公等几代人的努力才成就的
　　 古人是怎么想到阴、阳爻的这种画法呢？众说纷纭，但是占主导意见的有两种。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人只能根据日常生活来刻画所见所闻，用能见到物件图形来描述眼见心想。所以第一种说法是：房屋的大梁是笔直的，且作用最大，承担房屋上面全部重量，故而取屋梁的样子来画出了阳爻：笔直一条线；屋顶两侧的椽子是构成屋顶的基本，椽子样子是弯曲成人字形的，就像笔直的大梁被折断弯曲的形状，而且椽子是靠大梁才得以稳固，要依靠大梁，所以就将椽子的形状稍加改动，用两条短线来画，这就是阴爻。我比较赞成下面的第二种说法。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的信息的记录和传可能主要靠递靠“结绳记事”来完成，复杂的信息靠几个绳结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人们就想到这样规定：比如以手肘到手腕为一个长度单位，打一个结，代表一个基础符号（阳爻）；将这个长度单位分两半，中间再打一个结（将阳爻断开为两半），代表另一个基础符号，这个被分成两部分的单位就被称作做阴爻。部落或人群之间规定好：阴阳爻不同的组合代表行动的可行（吉）还是不可行（凶）....，多个组合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的事情。于是爻和由爻组成的卦就的形成了，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易”。然后呢，正如前所述，挂爻辞也慢慢的跟着形成，到文王哪里一锤定音。
　　 从“易”到《周易》，从没有文字的符号组成到有文字（即挂爻辞）注释的经典，这中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演变肯定不是某一天突然完成的，应该是有个缓慢的过程，可惜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还没有发现。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原来面目到底怎样，不得而知了。我们可以假定以文王为代表，认为《周易》的挂爻辞是他老人家所做，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易”的卦象被创造出来以后的主要用途当然是占筮，有了简单的文字之后，负责占筮的官员肯定会对这些卦象进行解说形式的记录，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这些记录一代传一代，到了文王手里，可能是卷帙浩繁，杂乱无章，于是文王决定对它进行整理，根据他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以自己的经历，经验所形成的观念而对“易”的注释进行增删，重新注释来确定挂爻辞，于是“易”就成了《易经》。后面对“易经”注释的人，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没有停止过。
　　 汉代学者们将五行引入八卦星宿，天干地支等引入卦象，即符号系统，感悟了一番后，将这个符号系统越弄越复杂，玄妙，于是所谓的卦象派形成，后世将之归为“术数”；宋儒们基于孔圣人的“易传”，利用挂爻辞，又专门开拓了适合儒家思想的“义理”。义理派对文王所确定的挂爻辞都没有进行改动，而是在这些挂爻辞的意思基础上，感悟后自己的发挥，这些发挥当然主要是在义理的发挥，使儒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现代的外国学者用电脑程序对六十四卦进行排演，不管挂爻辞是怎么说，得出了更多的令人惊诧的结论。与术数派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还真不能说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对，因为六十卦象出现的太早，没有原创的说明和规定，所以，既然文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时代，经历重写挂爻辞，孔子能做“十翼”，那么汉儒，宋儒，老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当然也能望着那六十个图形发呆，突然，说不定有所感悟，推演出自己的“易经”来。这绝对不是口无遮拦的信口开河，只要稍微翻一翻古代和现代人对“易经”所做的大量注疏，就能明显的发现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看到的《易经》基本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周文王时期所确定下来的，由卦象和卦、爻辞组成的“周易”；另一部分是孔子读“周易”的心得体会，由孔子的弟子们记录下来，共十个部分，所以也被成为“十翼”，更为普遍的称呼是“易传”。“周易”和“易传”被后世儒家合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易经》，理所当然的被推崇为儒家“群经之首”。可以这么认为：“易经”之所以这么被重视，除了它本身的玄妙外，还得益于孔子。孔子喜爱易经，并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老人家读“易”入迷，以至于“韦编三绝”，并与弟子们完成了“易传”，儒家开创圣人这么喜欢、重视“易经”，后世弟子当然效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儒家认为易经是群经之首是有道理的，因为易经给人太多的想象和解释空间，这个空间如此之大，历经几千年，仍显得空空如也，光是那个“符号系统”给人的想象力就没个完。正因为如此，从有了易经开始，关于它的注释，解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任何人只要读了此经，稍有所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发挥的空间。
　　 今天，易经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有两面，一面是算命的，迷信；另一面是觉得太深奥，故而敬而远之，或者是有点兴趣，但是被天文数字般多的注疏弄点头昏脑胀，如坠云里雾里，无可适从。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易经，原因是“算命”这个词跟迷信连在一起，成见已形成，大门一关，就此“百毒不侵”。后一种呢，我看这正是易经的魅力所在。其实完全不必畏惧，易经是所有已知古代经典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就能毫无顾忌的去读易经了：既然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有那么多人去注释易经，还形成众多派别，那就说明易经有太多的“空子”可钻，有兴趣的人就都会对自己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能？所以到后来，就有了以汉儒为主的“象数”派和以宋儒为主的“义理”派，可能还要加上“电脑派”。
　　 魏晋有个叫王弼的，对挂爻辞中的关于做人处事的正理和孔子的“易传”很是推崇，认为“象数”所标识的占筮是次要的，《易经》更应该显示的是儒家的大道理，于是跟在孔圣后面，也大大地发挥起来。他反对占筮到了如此地步，注释“易传”，只注释“彖”、“象”、“文言”，“系词传”、“序卦”，“说卦”统统不理，原因个能孔子在这些里面提到了占筮，比如系词传中就有用蓍草占筮的方法叙述。到了宋朝，以程颐为代表的宋儒“义理”派更是将儒家学说在《易经》中发挥到了极致。“义理”派对卦象没有兴趣，他们基本上只做一件工作：将卦象和挂爻辞用儒家学说来说明，发挥。所以读程颐的易经注疏，就会发现，重复的太多，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读原本《易经》，同时来读程颐的注疏，说老实话，真是如同喝一口甘泉再嚼一口蜡。不过宋儒中朱熹是很实际的人物，他是象数，义理二者不偏废其一，所以一直受到后世好“易”者们的推崇，现在人们占筮，遇到变爻后的解卦方法，大部分还是采用朱熹的意见。
　　 《易经》六十四卦变化奥妙，每一卦，每一爻也都“生生不息”，这可能是读“易经”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就卦象而言，原有的卦辞，爻辞不可能全部说的明白透彻，就连“易传”也没有做到穷尽（从以后的如汪洋大海般的注疏就能证明）。于是，结合卦象，占筮来重新解释补充挂爻辞，理所当然的兴起。从朱熹到现代，这可能是究竟“易经”的主要“派别”
　　 《易经》到底说了些什么，让后人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读《易经》，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将自己的思维调整到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所见物象没有现代那么复杂，大概日月星辰，打雷下雨，木头车，农耕工具等为主，各种动物与人毗邻，见惯了，所以挂爻辞也大都拿这些东西说事儿。万万不可用现代脑经思维来模拟古时候的情景，不然会把自己弄的头稀昏的。当然，卦象和挂爻辞必须同时来读，舍其一也都将不知所云。
　　 从挂爻辞中的“吉凶悔吝”等词语，基本可以说，卦是因占卜而产生，但是这几个词绝不仅仅代表占卜。《易经》实际上是上古人对天地万物的原始认识记录。“易”的第一种解释是“变”，怎么变？它告诉我们的是世间万物，事情都是在变化之中的。在《易经》中，卦与卦之间的变化告诉我们：当一个事件完成后，另一个与之不同，但有因果关系的另一个事件会接踵而至，比如开始的乾卦和坤卦完成，也就是天地形成，阴阳得以交合，万物初形成，于是屯卦出现。为什么会从一个卦变到另一个卦，“易传”中的“序卦”传给予了说明，可以启发你的思维。具体到每一个卦中，变化就更是明显：从初爻开始，经二，三，四，五，到上爻，并不是就这么定下来不动了，而是从下往上的运动，一个卦实际上就是一个宇宙天地的循环：上面的爻将逐渐离开，下面的爻往上走，空出来的位置，将由新的爻补充进来。以坤卦为例，阴代表阴寒之象，六个阴爻，说明寒至坚冰，第一爻，也就是初六，刚刚进入坤卦，所以爻辞说：“履霜，坚冰至”，刚开始进入，只是踩到霜，跟着再往上走，还有五个阴爻，阴寒之极，那可就“坚冰至”了。这就是“系词传”总结的“生生不息谓之易”。每走一步，到一个境地，或者将要怎么做，如果做了会怎么样，不做又怎么样，这些都是时刻在变化之中的，是凶是吉，是悔是吝，如何趋利避凶，挂爻辞都给于了说明，这里面大量存在的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所以将《易经》只看成是占筮所做，是大失偏颇的。
　　 正是《易经》这种时时刻刻的“变”让人兴趣无穷。所以孔子说“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其实孔子这段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信息：读“易”万万不可以一天到晚强迫自己埋在“经”中，那样很可能不到两个时辰就会头昏脑胀，从而一个字也读不进去。读读停停，闲下来，就拿起来“观其象，而玩其辞”。“玩”有时候会意想不到的好处：一是“温故而知新”；二是在头脑清醒时，说不定会有令你兴奋的，与众不同的“悟”出现，那你很可能就此“入圣”的哦！（哈哈）
　　 不管是悟义理还是占吉凶，“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易经》能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
　　
　　
　　
　　 《浅述易与述》
　　 对于《易经》，有“三易”之分的说法，按照“易”出现的时间早晚顺序分为：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另一种说法是将归藏、连山和周易称为“三易”，可惜归藏和连山都没有任何文字留下，就不说它了）。
　　 伏羲易最早。伏羲时代文字尚未出现，故伏羲易只有卦象，即由阴阳爻组成的卦（一说是伏羲只创了三爻卦，六爻卦是文王在羑里的牢里将八卦两两相加合成，演绎成了八爻卦，共六十四卦；另一说是伏羲时代易经演绎成了六爻卦）；
　　 文王易出现于周朝，相传是文王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的时候，琢磨伏羲易，给伏羲易配上了挂爻辞，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
　　 孔子对文王易进行注解，发挥，和弟子们写成了“易传”，这就是孔子易。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文本就是文王易与孔子易合成的。
　　 这三个“易”的说法是胡适先提出，他的那个研究“易”层层剥皮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把“易传”剥去，再剥去文王易，然后从伏羲最原始的没有文字的处境去考虑问题....。太有道理了。
　　 一般来说，自西汉以来，对于易经的研究和应用，有四条路。
　　 第一条沿袭孔子的义理，象数（占筮）并重这条路子，也就是在探究易理（易经挂爻辞所表达的哲学内涵）的基础上糅合进儒家学说，并发挥之，这就是“义理”。对占卜也是敬重有加，常习之。朱熹算是后世承袭孔老夫子的路子的代表人物。其占筮方法的特点是没有九宫，五行，天干地支等参与。据后来出土的帛书《易传》记载，春秋时期占筮的方法还不少，由占筮官员掌握，孔子用的是“周梁山占法”，即用筮草占筮，只看卦象和卦爻辞的解说，其方法在“易传”的“系词传”里写的很清楚，十八次演绎后，得到了一个六爻卦（即《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一个），然后根据卦象，再根据挂爻的说辞，进行进行解读，碰上变爻等又会有所谓之卦的出现，之卦就是给出事情发展到后面可能的趋向。对于结果，则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殷《易》有 “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洪范》说到规定，即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孔子所说的“亦必从其多者而已”与此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