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灵魂》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任秋风从部队转业回家时，亲眼目睹了妻子的背叛，遂将精力转向另一个战场——商战。他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并在商学院三枝花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帝国。之后，在无止境欲望的驱使下，他走上了盲目扩张的道路，并终因资金链的断裂而使庞大的商业帝国在顷刻间轰然倒塌。小说在现代背景下，围绕商业竞争这个金钱、权力角逐的主战场，深入描写了人性的挣扎、畸变和追求，并发出了召唤灵魂回归的深情呼唤。
　　 与以往长篇小说创作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将整体背景转移到了现代都市，整个故事基本围绕商战来写。单从题材讲，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会想到一个词：转型，而且多少都会对李佩甫的“转型”怀着点好奇和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部作品使李佩甫成功完成了从官场到商场、从农村到都市的转型，也未尝不可。但基于题材对作品进行归类划分，从来就是一种便宜而讨巧的做法。李佩甫作品的题材范围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农村，《学习微笑》、《城市白皮书》、《挺立潮头》等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而《城的灯》中有很大篇幅是描写部队生活的。我认为对李佩甫来说，不论什么题材，对他来讲，都是他深入剖析人性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入口。李佩甫的作品，有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那就是深入探究人的精神世界，他关注的重点是人性中丑恶的东西是如何生长出来的，人性的弱点或局限究竟在什么地方，而近年来，他更致力于探究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如何才能更好地生长。因此，很多评论家习惯于单纯以权力为主题词来解读李佩甫的小说，这其实是评论家的惯性、懒惰或人云亦云。
　　 《等等灵魂》写的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建立和坍塌，讲述的是有关“堕落”和“救赎”的故事，传达的是作者对于人的本体性存在处境的认识。李佩甫多次表述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当人们从物质的匮乏中走出之后，精神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患精神疾病。所以，他的小说要关注人精神上的失落，要写人的精神成长史，他提供给读者的是一部“精神病相报告”。
　　 那么，何以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精神问题会成为主要问题呢？这种精神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说，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是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这么一种动物，追求无限的灵魂总是在受有限的肉体的制约，于是无意义的焦虑、虚无的焦虑成为人的存在的本体焦虑，人的精神问题即由此产生。应该说，精神问题，或者说人类存在的精神困境是先天存在的，只是为生存忙碌着的人无暇顾及这些问题而已。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为生存忙碌，就是在对抗死亡这毁灭性虚无的打击。但不管贫富，人最终都无法逃脱这种打击。在此情况下，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很多人于是开始回避虚无，从具体的可以把握的事件中寻求寄托，要么求名，要么求利，要么求权，要么随缘不变，一无所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可归结为求得自我实现。在求得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如果行为对他人有所助益，那是行善；如果对他人多有侵犯，那就是作恶了。而这善善恶恶的一切行为，都是灵魂在虚无的舞台上尽情的舞蹈。李佩甫作品着力描写的，其实就是灵魂凌虚的舞蹈。这种舞蹈尽管看起来来千姿百态，但其本质是一样的。自古以来，文化艺术或哲学宗教，要着力解决的其实都是这同一个问题。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待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他认为：“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文明虽然在不断进步，“但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李佩甫写作的努力，也正在于建立这么一个象征系统，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一种解释。这也就是李佩甫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即他总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从我们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出发，深入思考我们的精神问题，探究我们的灵魂状况，并做出深刻有力的艺术表达。
　　 我们说，李佩甫是一个在不断叩问人类本体存在处境作家，他的写作有一种宗教情怀作为支撑。所谓宗教情怀并非对于某种特定宗教的笃信，它只是表明，作家在有意识地追问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问题，对人的终极关切成为他关心的重点。毫无疑问，宗教是注重终极问题的；而艺术，从根本上讲，也要追究到终极问题上去。也许正因如此，艺术和宗教才成为“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的文化的主要代表。李佩甫此前的两部主要作品——《羊的门》和《城的灯》——名字就来自于基督教的《圣经》，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李佩甫确实在追问终极问题，并多少接受了基督教对于人的存在本体处境的认识。“原罪”是基督教是基本的概念。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原罪”是以亚当的“堕落”为象征的，其特征是不信、狂妄和纵欲。不信是背离或脱离上帝的意志；狂妄是不信的另一面，即转向自己并把自我抬高为自己的世界的中心；纵欲是“把整个实在拉到自我里边来的无限制的欲望”。我们看到，《等等灵魂》中，任秋风不顾实际建立商业帝国、修建世界第一高楼的举动，正是狂妄的表现；而他以女人为药治疗失眠的行为，正是纵欲的表现。保罗·蒂里希把“堕落”说成是“从本质向生存转化”，也就是人作为有限生存同本质存在疏远或隔离的感觉，以此强调“堕落”在人学上的普遍重要性。所谓“堕落”并不是“从前有一次”发生的事件，而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处境。任秋风的这种“堕落”其实并非只与其品格、修养相关的个人问题，作为一种象征，它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存在处境。在《等等灵魂》中，我们看到，不只是任秋风，苗青青、江雪、邹志刚、老刀、胡梅花、胡跃进，以及郭老大、老千、薛行长等，都是在贪婪地追求着权、钱、色，都处在“从本质向生存转化”的“堕落”过程中。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李佩甫一次次写到与权力相关的故事，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并非权力本身，而是人何以会如此追逐权力，人性中何以因此生长出恶的东西。他要揭示的其实是人的普遍存在处境。保罗·利科认为“原罪”就是“我想”和“我能”之间的距离，人类的一切苦难即源出于此。走得快些、再快些，现在似乎整个社会都陷入到了对更快、更高、更大的无限止的追逐当中，于是，灵魂丢失了，“堕落”作为人类的普遍存在处境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但李佩甫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努力寻找到一条救赎之路。作品中，上官和小陶给我们提供了对抗“堕落”的道路，那就是“信”。如果“不信”和“狂妄”是一枚钱币的两面的话，那么“信”就是解决问题的一条最佳通道。相信人间有爱，相信人间有真情，想信人间有美好的东西，并为此做出努力，那么就一定能在人间发现爱、真情和美好，世界也才能因此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上官才会坚定地说：“我，一个弱女子，站在这里，要跟这个世界打一个赌。要跟我的人生，打一个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最美好、最纯洁的东西。我相信人类有最真挚、最纯粹的爱情。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信了，我也信。不然，我们还活什么？”“堕落”因“不信”而产生，那么，“信”，就是通向救赎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等等灵魂》是李佩甫目前思想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在《城市白皮书》中，他更多还是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上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城市，因而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城市病了”这样先验的结论。在《羊的门》中，他通过一个村子，向我们展示了“羊”——芸芸大众和“门”——统治者及其生长的土地，促使我们对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两部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与《羊的门》相比，《城的灯》有一个突破，就是作者开始努力寻找出路，让刘汉香以自身的牺牲化身为“城的灯”，照亮人们回归精神之城的道路。但《城的灯》的下半部，可能主要是在这样的宗教情怀的支配下完成的，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其实并没有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显得不够扎实，现实感不足，多少显得有些飘。而《等等灵魂》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它在看透了人性的弱点、人类生存处境的无奈之后，仍然以美好善良的情怀包容世界，并力求以自身的绵薄之力努力改变世界、消除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不像刘汉香那样具有宗教殉道的意味，小陶和上官尽管也像刘汉香一样“信”，但她们选择的是从实实在在的小事做起，开个花店，把美好的东西带给人间，开个书店或到山区支教，以文化民，遏止人性中恶的充分发育。应该说，如何对抗人性的弱点，如何消除人性的丑恶，如何使世界更为和谐美好，《等等灵魂》提供的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出路，它使我们在无神的年代，依然能“信”，能从身边具体的事物中发现生存的意义，能够在内心有种坚定的力量去对抗堕落，留住灵魂。
　　 《等等灵魂》保持了李佩甫小说的一贯特点，即语言的湿润和诗化，描写的精确和细微，表达的冷峻和深刻，但自《城的灯》以后，他的作品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让我们在人性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生长，在对人类存在处境无奈的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孕育，显示出了一种博大、宽容的情怀以及善良、美好的愿望。
　　 应该说，李佩甫的作品在人性的描写上已经非常深入了，他总是努力把人物的性格往极致上推。所以，他对生活在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精神和性格的揭示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境界。但对一流作家来说，仅仅考虑人性的善恶，仅仅考虑权力对人性的伤害、贫穷对人性的伤害、金钱对人性的伤害等等这些社会学层面的东西是不够的。现在很多作家在认识上似乎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把人性写得越恶越深刻；有些人则相反，认为文学应该有理想的情怀，要表达善。其实，所谓人性的善恶不过是一个陷阱，人性中的这一切，都是对抗无意义焦虑的手段，善恶本来就是同源的。一个真正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应该有直面虚无、叩问虚无、追究终极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人性善恶的陷阱，看到善恶其实都是从虚无的深渊里生长出来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有佛家所说的大慈悲在，有基督教所说的博爱在，作品就会有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就会圆融雄浑，否则，作家的境界就只能是尘世的境界，顶多是王者的境界，但不会是超凡脱俗的境界。李佩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要有悲悯、宽厚的情怀，他要做的似乎是要有更明确的追究终极问题的意识，要更多地思考那些权力、金钱、名誉背后的更深的东西。有了这样的境界，不管写什么人，读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都会觉得作者对他是非常理解、非常尊重的，都觉得作品写到了自己的心里。这就是大师的境界。
　　 另外需要说的一点是，在当今这个普遍放弃深度，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化效果的时代，李佩甫的写作捍卫了作家的荣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简单写实的倾向大行其道。这种写作在叙事上降低难度，在精神上取消向度，似乎把故事讲好，讲得离奇刺激，就是写作的全部。如此一来，成为一名作家的门槛就被降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连张钰也可以厚着脸皮说，当不了演员，就回家当美女作家。这样的话，作家有什么理由瞧不起一个女人自曝当二奶经历的写作，瞧不起木子美自曝性史的写作。如果只是写实，只是讲故事，只是写个人的经验，一个作家怎么能比得过阅人无数的妓女。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一个作家，还是应该有种责任感，有种担当精神，应该坚持有难度的表达，坚持自己的精神向度，对生命的安立提供帮助，对社会的和谐有所助益。李佩甫的创作，坚持以理想光芒照耀下的批判精神来透析社会、透析人性，坚持对语言表达的诗意追求，他以其多年的创作实践，坚定地捍卫了作家在这个时代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