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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爷爷24岁，爷爷是名军人。1938年，我对着这几个字眼足足愣上了五分钟，我很想从中看出点战火硝烟的味道。可是除了白纸黑字什么也没有。我实在是很懊恼，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呢？我忿忿地扔下笔，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爷爷是不抽烟的，但他喝酒。
　　 1938年4月，春寒刚过，微风拂面还带有丝丝凉意的一个日子，爷爷赤着膊蹲在北城内一带墙根下大碗地喝着酒。我按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提醒过他，那天是4月6号，刚过清明。他毫不犹豫地向我吼道：“放屁，纸上的东西能有活人记得准。”我不敢反驳，因为我想听他的故事。爷爷说那天还没到清明，他记得和他喝一桶酒的14个人都互相嘱咐，回来的人一定要替回不来的上坟。爷爷还说村西防震他爷爷的坟就是他给上的。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6岁。当爷爷说到防震他爷爷的时候我很得意地嚷着：我知道，防震他爷爷叫杨烈士。爷爷的回答又是一个放屁。爷爷是个温和的人，生气的时候当着人家的面骂人放屁是他唯一的缺点。
　　 1938年4月X日，包括防震他爷爷在内的14个人相互嘱咐给先人上坟的时候，我爷爷大碗地和着酒，不时冲每个嘱咐他的人说一声“放屁”。24岁的我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38年那场著名的战役。38年4月6日，台儿庄战役，国民党第五军团第31师池峰城部歼敌一万，缴获枪支万余。早在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就问过我，“你将来要做历史先生的，你知道咱们这头死了多少人？”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爷爷叹了口气。爷爷很少叹气，他只有想起这个问题才叹气。而且叹过气后他就要提起我大爷来，“你大爷也应该是烈士。”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总是游离不定，好象是怕我奶奶听到。而奶奶却每次都听的到，我似乎听到她嘴里还嘟囔了一句什么。
　　 24岁的爷爷光着膀子喝完酒，脸已经胀的通红，他把大碗往地下一掼，就势弯腰拾起鬼头刀很豪气地一摆手说：“走”。防震他爷爷刚给一个同伴画了一遍他家祖坟的草图，这时赶紧拎起刀，在跟上我爷爷之前还笨拙地紧了紧裤腰带。我对爷爷的故事很有些疑问，大冷的天为什么要光膀子，何况他们都是军人。爷爷对我的问题很是不屑，“什么军人？狗屁！我是军官－－大刀队队长－－上面发了委任状的”爷爷两眼放着光，“不是怕伤到自己人吗？还大学生，狗屁！我们何止光着膀子，大伙全一色剃了光头。”我恍然大悟。爷爷一行15个人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向北门进发了。城墙外的撕杀声震天动地。而这15人的一队却静的出奇，就是落脚也极轻。爷爷说他当时觉得每一步都似乎踩在了自己的心上。伴随着步子，心也在“砰砰”地跳。
　　 我每每闭上眼睛想让脑海里浮现那天昏地暗的撕杀。而我不争气的脑子起先总是一片空白。渐渐地，一溜圆圆亮亮的东西竟不请自来，它们歪歪扭扭地行进着，象是一条蛇。我努力去看才发现那是由一个个趣青的头皮组成的队伍，这队伍渐行渐远，而后又是一片空白。
　　 我对爷爷关于那场战争日期的记忆，以及他们出发前有违军人形象的疑问都释然了。而一个更为深沉滞重的问题又困扰了我，24岁光着膀子的爷爷是否会想到24岁的我会穿上一种叫做西装的东西站在讲台上把他描述为英雄。事实足以证明我的智商不配做大学生。不幸的是我还是做了，甚而至于现在竟还做了老师。我不知道上天这样安排对我的学生是否负责。可不谦虚地说在学生眼里我绝对是个好老师。因为在对学生的“民意调查”中我得的评语是“博学”。想来对于爷爷的光膀子和剃光头我的博学只是小儿科而已。爷爷当年躺在死人堆里翻着白眼，握刀的手不停地颤抖着。正是他的光膀子和光头救了他一命。下一队的自己人把他死人堆里抢了回来。
　　 38年24岁的爷爷应该知道24的我的样子，他可比“博学”的我智商要高，不然在上阵杀小鬼子之前他怎么就知道光膀子剃光头呢？相比之下大奶奶的智商就难免显现出某种朴素的味道。她主动承担了刺探日军军情之后就抱起我大爷每天往返与城区和孙庄之间。我大爷当时还不到两岁，本来已被寄放在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家中。因为此前大奶奶遵照爷爷的命令正执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为大刀队队员剃头。其实我大奶奶并不会剃头，我爷爷才会。可身为领导的爷爷要不时参加一些抗敌动员会。无奈之下我爷爷只好把手艺传给大奶奶。据说这次传艺还出现了个小插曲。动剃刀可不是个简单的活计，没有实物以供练习很难让人把握分寸。可是到哪去找个实物呢？最终自告奋勇的就是防震他爷爷，因为我爷爷曾许诺介绍他入党。当年防震他爷爷临坐上椅子后又加了个条件，他要当大刀队的副队长。我爷爷很不耐烦地一把摁住他的脑袋说：“少他妈放屁，不就一个副队长吗？老子准了。”就这样，爷爷边讲解边示范剃光了防震他爷爷的左半个脑袋。我大奶奶眼都没眨一下抓起剃刀又剃光了右半个，当然，因为初练留下伤痕若干处。以次推理，我行文中恐怕有些不实之处。我以上所说的脑海中的一队头皮就难免失实。其中有个头皮应该是暗淡的，最起码也应该有些暗斑吧！
　　 防震他爷爷做实物是相当成功的。大奶奶在爷爷头上动刀的时候就没出任何差错。这说明大奶奶有极强的领悟事物以达到运用目的的能力。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与智商毫无关系。我也并不是为我大爷抱不平，毕竟智商的高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也直接决定了我大爷命运的无法改变。但是对于爷爷提到我大爷应不应该评为烈士的问题倒与智商没有多大关系，这只能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其关键是在于国家或是说人们能接受的作为烈士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年龄，以我大爷为例，他就义时不到两岁，这就很让人为难。两岁不到的孩子能为抗日作出什么贡献呢？你看，我又不自觉地提出了第二个条件，即是否对国家或民族的正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按我爷爷的说法我大爷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愿意对此给予肯定。
　　 然而我也还是要说因为大奶奶的智商问题我大爷的就义实在有点冤枉，更何况认定我大爷为烈士时至今日仍只是我的一相情愿。人嘛，好死不如赖活着。抗日是正义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自然也是两岁不到的我大爷的事业。如果我一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到显的我太小气，甚至说败坏了我们家族的荣誉。而事实是我大爷的就义并没有给我们家族带来荣誉，那我的牢骚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38年4月X日的前一天晚间，具体时分不详。大奶奶的智商使她臆料了日军对于妇孺的宽容。在她看来，她自己高大的有些像男人的身材确实是存在某种潜在的危险性，而我大爷的存在是会削弱这种危险性的。于是我大爷的厄运便在睡在我大奶奶怀里，沉在梦中的时候悄然来临了。地点应该是在孙庄拐上枣泗路的岔道口。大奶奶撩开两条长腿快速走动的同时上身一定保持的相当平稳。否则我大爷不会睡得那么香，不然小鬼子的刺刀从他身上洞穿而过的时候他至少应该哼那么一声吧！而他就那样沉在梦中死去了。
　　 我很怀疑自己的心理有些阴暗，因为好多时候我竟替我大爷能那样死去感到庆幸。冤是冤了一点，在那个年代死恐怕并不是什么恐怖的字眼。那样的死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的智商让我想象是一阵枪栓声阻止了大奶奶的脚步，明晃晃的刺刀映照着冷清的月光晃到了她的眼。她的第一反映应该是紧紧地抱住我大爷。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又让我陷入了矛盾之中。如果是个局外人，在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我绝对会选择大义，而身陷其中这事还真让人挠头。我希望拦住大奶奶的鬼子中有个会说中国话的。早在38年的台儿庄战场，对于游荡在暗夜里的一队鬼子兵，我的希望无疑只能是个奢望。于是我又寄希望于“假鬼子”，这类人物有一种比较通俗的称谓－－汉奸。为了我大爷－一个两岁不到的孩子的一条命我竟希望有人做汉奸。如果我的学生知道我有这种想法，他们大概会送我两个字－－－龌龊。可我得申明一点，亲情可是正义和智商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还是历史将我的矛盾碾的粉碎。我只有愤恨地听着爷爷说到大奶奶用“回娘家”三个字来回答了她根本没能听懂的日本话。负责问话的鬼子似乎并不期望得到回答，刺刀一挺，我大爷就被刺穿了。刺刀的余威还一直洞穿了大奶奶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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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我父亲24岁，24岁的父亲较之当年的抗日英雄我爷爷更加英武。因为父亲每天都穿军装，扎武装带。于是相形之下，爷爷显得很是猥亵，尤其当他习惯了弯腰低头之后。
　　 1968年爷爷54岁，54岁刚过知天命的年纪，走路正当硬朗的时候。况且54岁的爷爷正干着和我今天相同的职业－－教师。想来作为人民教师的爷爷走起路来本应该是昂首挺胸的。可54岁的人民教师－－我爷爷走起路来却要弯腰低头。因为30年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爷爷突然变成了特务。
　　 虽然后来爷爷告诉我他弯腰低头的可怜相是装出来的，其实他心里乐观着呢，可我心里却总不是个滋味。爷爷的特务称号应该归功于防震他奶奶。我以一个大学生的智商分析，她或许是对当年大奶奶割破了她家男人头皮的泄愤，或是对她男人死在战场而我爷爷却能回来从而导致的不平衡心理引起的报复。你可能会猜到爷爷又骂了我一声“放屁”。紧接着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他跟防震他奶奶开了一个玩笑。
　　 68年防震他奶奶的一口牙莫名其妙地坏掉了。后经我爷爷分析是当时大家大量吃槐花造成的。那天54岁的爷爷笑容可掬地坐在山上的破庙里，西斜的太阳挤过破败的门框落在他依然趣青的头皮上。他对面坐着全村15个孩子，其中就有8岁的防震。所以当防震他奶奶出现在庙门口时，那个半大小子猛地站起来扑了过去，嘴里还嚷着：“奶，我饿。”防震他奶奶就是因为牙疼才来找我爷爷的。事实也证明她确实找对了，不然我们那个死气沉沉的村子就丧失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笑话。防震他奶奶一巴掌扇在孙子的光脑壳上，骂了声“滚！”爷爷说那天他正歆享即逝的阳光，所以防震他奶奶的到来打搅了他在那个年月唯一的乐趣。他决定捉弄一下那个吸着嘴的小脚老太太。爷爷眯着眼听完防震他奶奶口齿不清的病情叙述，清了清嗓子，很郑重地向她传授了一个秘方：草屋顶经冬的马齿笕在蒜臼里掺上明矾捣碎，敷在牙龈部。爷爷为了使小老太太信服补充说，药方是他从《本草纲目》上看来的。
　　 防震他奶奶当真爬到自家的屋脊。当时半截庄子的人都涌了去看西洋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天晚上村里就响起了防震他奶奶嘹亮的叫骂声，当然是提名道姓的。爷爷说他早作好了挨骂的准备，因为在胡诹出那个秘方之后他自己心里也有点不塌实。但他完全没料到那小老太太会骂得那么恶毒，她竟骂我爷爷是国民党。在那个年月有什么骂辞会比一个隐身的国民党更让人胆战心惊呢？然而这只是灾难的开始，第二天爷爷弯腰低头挪进山腰破庙后发现防震退学了。
　　 对爷爷的批斗会开在镇上供销社门前。爷爷清楚地记得他被人从后面拽着胳膊提溜了一下，屁股很自觉地就撅起来了。我不识趣地插嘴说那叫“坐飞机”被爷爷狠瞪了一眼。我知道他是想借威严来掩饰接下来的尴尬，因为坐过飞机之后爷爷就要跪在防震面前喊爹了。我爷爷以“隐藏在群众中的叛徒”的罪名被勒令回答如何暴虐地摧残人民的牙齿并剥夺其孩子的受教育权的。我爷爷恭敬地回答了问题。另外因为细节上的描述引的全会场的人笑翻了天。然后大会进入下一程序，将叛徒我爷爷牵到防震面前跪下恳请他回去上学。8岁的防震拖着鼻涕说：“你就是喊我爹我也不上学了。”于是群情激愤，会场沸腾了。愤怒的口号被挥舞的手臂搅的纷乱，“喊爹！喊爹！”的声浪此起彼伏。我爷爷把脖子上的牌子甩到身后很利索地跪倒在防震面前说：“爹，明天回去上学吧！”结果狗日的防震吓的大哭。
　　 天近正午的时候开始游街。爷爷很诧异革命群众高呼了一个上午的口号竟依然能精力饱满。诧异归诧异，他却为自己做好了预防措施。爷爷说他很为那个年代的革命热情所倾倒，万众一心哪！要是当年也能如此，几声口号还不把小鬼子给吓蒙了？被革命精神倾倒的爷爷那天带上自制的写有“叛徒”的牌子第一个赶到了会场，在查看了地形之后进入供销社购得烧鸡一只。所以在短暂的诧异之后爷爷开始偷偷吃烧鸡，这样一来爷爷的弯腰低头倒成了一种绝妙的掩护。他先将揣在怀里的烧鸡一块块撕下，然后从牌子上塞出来，再将头猛地一低，一块鸡肉就送到嘴里去了。当时挨斗是要剃“阴阳头”的，而爷爷光了三十年的脑壳让革命群众颇费了些心思，最后应我爷爷主动提议用墨汁涂黑了他半个脑袋。所以在爷爷吃烧鸡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台上那个一半青一半黑的脑袋不停地点着，像是极真诚地俯首认罪。
　　 批斗会临近结束时下了一场雨，革命群众的热情很快被浇熄了。大人孩子都乱糟糟地往四下里跑散，很快偌大的镇上就只剩下54岁的爷爷8岁的防震。爷爷把牌子顶在头上，冲慌不择路的防震吼：“狗日的，过来”。防震是被革命群众接来的，我一直怀疑他那句使我爷爷难堪的话也是革命群众教的。那小子不是个带种的人，我爷爷话音没落那狗日的又吓哭了。爷爷一把把防震夹在腋下就大步走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