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两个月，再回到古镇时，竟得到老介故去的噩耗。
　　 老介是死在医院的。至死古镇的大夫们也没给老介的病下一个肯定的、可以信赖的结论。据说在弥留的一段日子里，老介一直发低烧，最后乃至说胡话。他几乎吃遍了药典上记载的所有关于退烧的药，但烧依旧不见退，胡话反倒说得更令人悚然，直到长吁一口气，再没吸进去。
　　 老介撒手时，只有老介的太太在旁守候，她几乎是二十四小时不离医院地看护老介。听他深情的回忆，听他呻吟，听他发烧时说胡话，听他像孩子一样地抽泣。女人实在听不下去时，就躲在院子里去，站在一株落尽繁华的树下偷偷抹泪。
　　 她觉得很孤单，且伤心。
　　 老介的太太是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丢下两个班的孩子一直悉心照顾行为古怪的老介，这是何等伟大的爱。
　　
　　 老介和我的相处较有分寸。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相识得比较晚，另一方面，我是外地来的，且在这个秦砖汉瓦的古镇人眼里有些许名气。一个有些名气的外地人与本土文化的渗透融合会迟缓许多，这似乎就成了老介与我更深交往的无形隔膜。
　　 活着，有时可能就得经历无端的尴尬，因此也便有了无端的累。
　　 老介在古镇文化馆戏剧室工作，算是一位专业编剧。我所在的文联与戏剧室同在一幢灰色的小二楼里。上厕所时彼此常能碰面，一边站着或蹲着解手，一边望着窗外，伴随着身体紧张的缓释，时有些关于天气变化、菜价涨落之类的感受交换，寒来暑往，时光便在这种别致的“交换”中，年复一年地流过去了。至今想来，大概厕所就是我与老介交往的发轫之地。
　　 我跟戏剧室的几个长衫短褂的编剧们都混得很熟，闲着的时候我常过去给他们敬烟，听他们煽情，听他们亢奋地讲一些男女风流韵事及街上流行的逗人笑话。老介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趣事，而且他讲得故事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加上他有戏班子的底子，讲出来头头是道，处处胜人一筹。有时候，我也附着众人开怀一笑，老介便愈加讲得眉飞色舞。我知道，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些扯淡的事，无非是对彼此编剧中尴尬的一种安慰和调侃罢了。有时，我想，如果没有了这种调侃，他们又会是怎样一种样子呢？
　　 老介最初在古镇的剧团工作，是位拉二胡的琴师。据说他二胡拉得委实不错，一收一放、一捻一揉都极具情调，投入得很。常常能把男人拉得无端得翘首天空，魂游天外，手里的烟火不觉烧了自家的衣袖；让女人们听得声泪俱下，忘乎所以，手中刚觅回的小鸡早被攥得窒息而死。但我来到古镇后一次也没听过他拉琴，所以也无缘领受老介另一面动人的形象。倒是在文化馆搬迁时见过他确乎有一把黑漆铮亮的二胡，只是一根老弦早已断了，胡乱地绕在琴柄上。好在时下二胡拉得好不好，已不再是什么敬业大事了。我想，这也大概是老介后来放弃拉二胡的原因之一。
　　 老介从小生活在古镇旧城区的一条麻石巷里。在古镇一说起麻石巷，都说那儿的人古旧得很。因此新城区的人都不愿在旧城区的麻石巷落脚。耐人寻味的是，麻石巷的人也似乎不愿搬到新城区住，一任挤在隔巷相望的斜仄的两溜鸽笼般的矮屋里。
　　 巷口就是主街，旧城区小市民多，小贩也多，于是，麻石巷便有无边的红火，三教九流，五行八门，各色人等都挤聚在街道两侧。麻石巷不亚于一个酱缸，人在那里沤得时间久远了，便能酿出许多故事来。
　　 麻石巷的热闹是很有些历史的。据说原来巷底便是“人市”，旁边三丈开外再无人烟，过去做过处决死囚的刑场，故而昼喧夜静便成了麻石巷的传统。夜晚，磷磷的鬼火和萧索的树声便打消了孩子再玩下去的热兴，大人们自然省了许多幽远的吆喝。日里则不然，这一带的热闹就异于别处。无论喜怒哀乐还是生老病死，在这古镇里都被老百姓炒得蓬蓬勃勃：寿衣店里的花圈，扎彩人，妆老衣裳；医院药铺的各色图典招牌，腆着大肚招摇闹市的孕妇，捂着腮帮进出牙医铺的老人；收废品的杂碎地摊儿，双手抱抄傲慢而正色的司镑；嵌在对面居民区深处的戏园子，花哩胡哨的剧目招牌，出出进进的票友和送外卖的小贩，露天污水窖的陈杂气味；挂着红蓝幌子的回汉馆子:污服与鲜衣交错，脂粉共秽气氤氤，着实一幅浮世图。
　　 我想作为麻石巷的宿户，老介最终走上耍笔杆这条路是有道理的。
　　 老介的家就在麻石巷的巷底。因此他从小泡在戏园子里，替一个拉胡琴的端水倒茶，所获报酬就是能让他蹲在身后听戏。久而久之，拉胡琴的看老介伶俐，一日便问他想不想学拉二胡，老介喜出望外，从此戏园子跑得更欢了。看惯了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也听熟了戏文中的孝悌忠节义，老介心里便常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后来，高中没念完，他就被文工团看中，开始了他真正的“艺术”生涯。竹枝似的五根手指在琴弦上滑动，穿了白底儿黑帮布鞋的脚也便平添了无穷灵气，在各种土的木的戏台上踏拍不已。拉断了多少根琴弦，踏破了几多双布鞋，老介记不得，直到“小介”被叫成“老介”后的某一个早晨，老介才如梦方醒，着实吃了一惊——不知从啥时起，文工团的成员调的调，走的走，唱戏的唱戏，唱歌的唱歌，从政的从政，都往省城里去了，环顾周围和自己一起进文工团的那些师姐师兄师弟忽拉一下子都不在了，其中虽然大名气的没有，小有名气的却也玩得挺溜——吃惊之后便愤愤不平，愤愤不平之余便生出一种十分的不屑：
　　 “哼，他们算个鸟……”
　　 老介嗓子沙，从不唱。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喝醉了酒。
　　 老介的几个酒友我也是认识的，他们常到文化馆来找老介喝酒去。他们聚在一起，能从中午一直喝到半夜，喝到酣处，时有“艺术”之争，对当代文艺界的名角、名作颇多微辞，而老介这时却一脸的宽容，主张“认了”，听其自然，千言万语汇为一句：“喝酒——干！”于是，老介是他们这帮酒友中最先醉的一个。我经常看见老介喝得踉踉跄跄沿古镇的街面走，边走边唱《林冲出奔》中的段子，身后翻飞的是飘落的黄叶，凝成一幅萧瑟的背景。
　　 古镇的熟人见了，便说：瞧，老介又喝高了……
　　 一位朋友跟我透露，老介的第一任妻子可是个美人儿，镇文工团名旦兼报幕员，虽然土生土长，可是一口京腔，愣没土味儿！她要一飘上台，整个戏园子便立即鸦雀无声。那双凤眼朝黑压压的人群中只要一盼，连坐在最远处墙角的票友都觉得是看着自己了，立马心头鹿撞、意驰神飞得兜不住缰绳。每当这时节，老介便拉得格外卖力，脑袋虽晃着悠着，眼却始终盯着台中，脚踏着戏拍，手中的弓收放洒脱，将一出戏文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段唱下来，老介早将一杯香茗献上，里面照例暗放了不少冰糖。女演员轻启朱唇，慢慢饮下，照例浅浅一笑，一声“谢谢介哥”不亚于一杯原度烧酒，晕得老介摸北不着。昏则婚矣，刚结婚倒也欢好，台上我拉你唱，台下你疼我爱，小俩口郎才女貌着实让团里老少眼热不已。然而好景不长，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女的就离家到南方做了生意，寻找自己的梦想去了，她不想一辈子跟一个晃脑摇头拉二胡的男人扯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过去太天真了，随后就在古镇办理了离婚手续，将儿子丢给了老介——伊人要南行，带个孩子不方便。
　　 离婚的当天，老介就一个人到小镇外的虾蟆湾钓鱼去了。
　　 老介有什么难过的事，就独自一人到虾蟆湾钓鱼。瞅着鱼漂在水中一扎一扎的，他的心也就像有无数个小鱼钩挠一样，不知什么滋味儿。
　　 女人走了，老介的日子过得随便起来。只要兜里有钱，就拉着儿子的手，到巷口的小饭馆里，要一个过油肉，切半盘马板肠，一碟腌咸菜，四两老烧酒。吃饭的时候，照例要很父亲地嘱咐儿子：好好学习，给老子活出个人样来。儿子满嘴的肉噙着咽不下，望着老介发红的眼，“嗯”一声不再言语。老介自斟自饮，等盘里的包子被儿子吃得剩下一个的时候，他的四两酒也见底儿了，于是老介起身，算账，然后一手拄着儿子的头，一手掐着包子，边走边吃，向麻石巷深处蹒跚而去……
　　 月亮沉下去了，麻石街黑黢黢的，房脊檐牙在暗夜中裸露着狰狞，直盯着深蓝色的天空。麻石巷只有满足的酣声和不眠者的叹息，编织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梦。只有无数的蚊蝇象朝圣的香客一样，聚集在巷口黄晕的路灯下。
　　 文工团易名为县剧团，多少有些名正言顺。原团里的不少年老的柱子已人老珠黄，豁牙露风，相继作古了；年轻的名角儿或跳槽，或到古镇新崛起的几座酒楼里唱通俗歌曲敛钱去了，只有团长还挂着名儿，偶尔到团里掸掸尘封的办公室，翻翻报纸，或者逢年过节，临时招兵买马作些官方的例演。其余的大半时间，剧团里阒无人声。唯有几个年近古稀的老者，在剧团大门外的石墩上拄杖晨昏，遥想当年的过关斩将，唏嘘岁月的沧桑无情……
　　 也就是在这时，老介凭着多年的戏路和人缘，弃琴修文跑到古镇文化馆做起了编剧。
　　 老介当编剧写过什么剧，我一时竟想不起来。隐约感到像模像样的剧还没写出来。抑或写出过，领导、编审、同事、导演，酸甜苦辣咸，众口难调，再加上机关里几个帮闲扯淡的人那么一搅和，可能有戏也没戏了。好在写不好的人还大有人在，我不行，你也寡淡，彼此山不显，水不露，无事便相安。何况时下真正有戏的剧又有几何呢，歌皇帝，颂太后，公主格格没得写了，又兴涂抹太监，名曰以古讽今，大有今不如古不如复古之嫌。因此，写不写意思不大，“喝不喝先倒上，跳不跳先抱上”，戏戏耍耍，混着瞧！
　　 然而老介就偏有一种毛驴脾气——大约是戏看得多了。
　　 流年某秋的一天，将下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听到一种怯生生的敲门声。推门一看，老介站在门外。脑门上汗津津的，一副黑框近视镜耷拉在鼻翼上，鼻梁两侧各有一个深红的印痕；腋下夹一个牛皮纸袋。高而瘦削的身子被傍晚的余光拉成狭长的一张印象派画儿铺在地上。
　　 老介是送稿来的，而且这回竟是小说。我问，你不是“编剧”吗，怎么又想起弄小说来？
　　 老介笑了笑：“嘿嘿，早先捣鼓过一点。她，她看了，说让兄弟你给指条道儿。”其时，我才知道，当编剧后的老介又结婚了，女人是个小学的语文老师。女教师是个大龄姑娘，两个人过去都没遭遇过真正的爱情，这回彼此遇到了真货，感天动地，很是缠绵。
　　 当天夜里，我看了老介的小说稿。还别说，文字是粗了点，内容却是干货。名不见经传的卑琐人物给他写活了。狗日的老介，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是麻石巷的底蕴发酵，还是那老姑娘的爱情催化？总之，我想老介是时来运转了。
　　 老介喝酒的时候少了，虽然走路仍有些前跄，但毕竟清醒的时候多了。他抛开“编剧”而创作小说，竟然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在省地级刊物发表了两篇小说，一个剧本，其中一篇小说已被省城一个电影导演看中，准备要改编成电影呢。
　　 新女人对老介很是崇拜，常在课堂上常拿他的文章作范文兴奋地教育她的弟子。老介的儿子穿戴也便利落了起来。老介很兴奋，额头的褶子里满是璀灿星光.
　　 一日遇到老介，我说，老哥写的东西很有些新生代的意思，看来要登堂入室了。
　　 老介很疲备又极认真地说：“缓一缓，哪天我一定请客。这几天腰疼得厉害，差点没累吐血……”
　　 周围的同事听了笑着说:“要挺住呵，老介，你的老姑娘还等你讨本钱呢！”
　　 “嘿嘿，嘿嘿嘿……”老介笑了——一脸的幸福。
　　
　　 谁知老介竟死了。且是在鸿运即将当头的时候。
　　 再过一年撒手西去，老介有可能称得上是名人的早殇，在古镇的史册上怎么也得有一笔的，而现在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普通人之死了。
　　 他的酒友们相约:等电影拍成后，一定得到坟上给老介烧一瓶茅台，一爿电影拷贝。
　　 我说，还有我的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