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阎纲先生
　　
　　 咸阳日报记者：杨波海 赵鹏
　　 阎老师：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您是一位秉性耿直、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咸阳日报《天南海北咸阳情》栏目能够采访您，是我们作为晚辈新闻人的荣幸。请您就以下问题接受书面采访。
　　 问：听说您早年曾在故乡礼泉县生活过，请你谈谈对故乡的记忆？
　　 答：我一出生，父亲就将我和振维哥一家四口迁入西安城。父亲在陕西省民教馆做事。父亲经常带领全家到鲁迅誉为“古调独弹”的易俗社看戏，张寒晖给我兄弟俩教唱《松花江上》。五岁多时，抗战爆发，举家又迁回醴泉县城老家。在家乡参加自乐班活动，说唱念打（打板）样样胜任。1946年只身又去西安上初三、上高一，1949年初，因陕北战事紧张回县，1949年5月，全国还没解放，我参加解放军一野十一军十师宣传队，鼓动我做出这一选择的是解放区的文艺演出，是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特别是贺敬之参与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
　　 我一边为演出伴奏，一边不停地扭头盯着台下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为喜儿报仇！”上了刺刀的钢枪森林般地一举一落，闪耀着一道道寒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声浪催我泪水直淌。
　　 我参加宣传队进行演出活动，为时很短，后又到西安继续念高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一边上学，一边被西安邮电工会宣传队邀去跑演出。一天，县委副书记，一个同父亲有过交往、原醴泉县地下武装头领王育英，捎话要我回县工作，我就又回来了。
　　 回县后，百废待举，人们一阵忙碌、一阵欢乐，县城内到处是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地头上议论最多的是新编秦腔《穷人恨》、《血泪仇》，机关团体一有机会就举办舞会。大家跳的是解放区的交际舞，据说毛主席在延安跳的就是这种交际舞。舞场上的积极分子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王育英。
　　 王育英上小学时是父亲的学生，上西安一中时是我家的座上客，“西安事变”后回昭中当音乐教员，大唱《松花江上》和《黄河大合唱》，大作革命宣传，“向鬼子头上砍去！”他领导一支地下武装活跃于县城周围，是个热血澎湃、热情洋溢的外向型的人。现在解放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经常出现在有群众的地方，不管谁叫他“王书记！”他都迎上去同他们拉家常，“王书记”三个字在人们心目中意味着“快乐共产党”。王书记跳舞才有意思呢，还是那身灰色解放服，腰上一条宽皮带，皮带上别的六轮小手枪，扭动起腰肢来，屁股后面的手枪像解放军冲锋时腰上的小水壶一样剧烈地摆动，看起来很美，特别带劲。
　　 到处是宣传，村村有歌声，解放区新的文艺满足了百姓的娱乐需求，同时激发了求知追新的革命热情。所以，尽快培训人数不能太少的文艺积极分子，特别是在教师中间培养人才，成为人民政府一件迫切的任务。１９５０年年初的“醴泉县寒假教师学习会”应时而生，它的任务主要是从政治上纯洁教师队伍，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活跃全县的文娱生活，让解放区的天永远明朗。王书记叫我即刻前去报到。由于我戏曲、唱歌、乐器（包括打击乐）样样能行，而且参加过自乐班和剧团的巡回演出，并且在解放军宣传队里受过感染和教育，所以我在学习会上很吃香，许多活动要我参与。我给学员们教简谱、教唱歌，导演秧歌剧，其实，真正的导演是王书记。我们在公众场合演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民众觉得很新鲜。
　　 醴泉啊醴泉，醴泉人同属于关中地区的性格特征。关中地域性格的典型代表，我以为是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桄桄乱弹、陕西梆子：秦腔！秦腔，慷慨悲歌，繁音激越，热耳酸心，“秦之声”也。听一听王宝钏，柔肠百转而性情刚烈，“三击掌别了父女情”，爱就爱它个虽九死犹未悔，苦守寒窑，咋说也不进你相府门，十八年，不简单！王宝钏成了陕西女人的形象使者，陕西人的骄傲和偶像。秦腔的哭音惊天动地，不信你试试，在寥天地里运足气、大吼一段任哲中的《周仁回府》吧，那对奉成东“卖主求荣”的控诉与仇恨，那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那视死如归的决绝而又缱绻不绝如缕，石破天惊，能不教人想起硬骨头的“关中冷娃”？
　　 我们醴泉人，较之近在咫尺的帝都人来，生性还要耿直，说话还要硬气。所以，醴泉人唱的秦腔，和中路梆子的气质韵味不尽相同。我们唱的是西路梆子，发音更重，咬字更狠，情绪更激烈、更悲壮，甚至撕心裂肺。再如醴泉的锣鼓家伙，像我们城关的“连三锤”和城东的“一窝风”，敲将起来简直没命了，鼓锤似有千钧重，乱锤锤得震天响，天快要塌下来了。特别是敲到激烈兴奋处，精神抖薮，元气淋漓，光着膀子让两扇筛子一般大的镲钹在空中飞舞起来，一撞一开花，咄咄逼人：“你们谁敢来呀……”。
　　 醴泉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在本县作家邹志安、郑彦英、地属乾县却近在咫尺的程海、杨争光以及咸阳王海的作品里有所体现。
　　 69岁的2001年9月，我随咸阳电视台王遂社的“《阎纲回乡》摄制组”，回了趟生我养我的家，心跳不已。我登上九嵕山巅的昭陵，在陈列昭陵六骏的庑廊废墟寻寻觅觅，一块块残碎的唐砖，一遍遍入神地翻看，“试将磨洗认前朝。”大家让我说几句话表露此时的心境，他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好，我念四句话，是咸阳某年以镶入‘我爱咸阳’四字命题口占的即兴诗……”站在千年老龄的断碑残砖上，我用标准的醴泉口语大嗓门、慢节奏地吟咏道：
　　 我本嵕山郎信爱走四方
　　 思乡近咸郡郡在水之阳
　　 就在这嵕山脚下，改朝换代，走过了几辈辈“嵕山郎”啊！他们憨实地做人，拼命地求生，死命地干活，倔犟地守护，终日劬劳，生生息息。我是他们的后代。
　　 九嵕山的脚下，就是我的根。
　　 问：您是怎样走上文艺评论和文学创作道路的？
　　 我的文化之旅，像一条吸纳溪水的小河，穿过我积淀沉厚的家，流向坎坷人生的终点。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国。家保存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大堆芜杂的史料，真正有生命力的，只剩下刻骨铭心的血肉亲情，再就是潜化于灵府的民间文化。
　　 这也是“地域文化”！它铸造人的灵魂，规范着一方水土。
　　 蒋介石利用这种民间化的传统文化，倡导“新生活运动”，通过戏曲等大众文艺形式推行其“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实，“四维”、“八德”，同“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与“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同根同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民间文化悄然兴起的复古行动迅速传播开来，他们的口号，就是成立于世纪初的西安“易俗社”宣扬的“移风易俗”。不过，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面前，复古行动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被利用，但是被广泛地利用着。驳杂多元的文化，积淀于民间，充斥于宣传，无时不在包围着民众。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爷爷灌输给我的，戏曲演述给我的，野语村言浸渍予我的，大体不过就是这种文化甜食、文化苦果，它多情如恋人，纠缠如怨鬼，其影响几乎是终生的。
　　 秦腔艺术的浸润，善恶忠奸的教化，像乳汁一样滋养着一根小草，另外还有音乐的诱惑。
　　 戏曲舞台所给予我的，一水儿的美学熏陶。那集传统的说唱艺术、造型艺术、舞蹈艺术和不尽的诗意于一身的深远的意境，那造型美与语言美巧妙的水乳交融，动作的节律和唱腔的婉转的琴瑟谐和，那依托于写意的、抽象半抽象的出神入化，以及取消背景或将背景简约到极限、利用全部舞台空间施展技艺使观众如临其境的惟妙惟肖，都达到相当完美的艺术高度。
　　 戏曲，成了我幼年的艺术学校，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和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总之，戏曲艺术美轮美奂，美学价值极高，够我终生继承、终生享用。
　　 民间文学和戏曲艺术带给我民族化的传统，当然，也带来艺术上的偏颇，这一切，都在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有所体现。
　　 但是，我所吸收的不仅仅是被“新生活”所浸润的民间文化。
　　 家里30年代的藏书成了我课余的读本，尤其是曹禺等人的著名剧作，父亲排练过，我和大哥看过他们的演出。《古今小说》里的王金龙、苏三以及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爱情故事使我着迷。我的兴趣还是在大众文艺一边，痴心于大众文学、民间文化。
　　 我还在豆腐爷的“豆腐坊子”泡过一阵，它是个休闲俱乐部、街巷万花筒，让我触摸到人情冷暖，感受到世态炎凉，同百姓的接触十分密切，借机从村夫野叟的口中搜集到大量新鲜活泼的语言如谚语、歇后语等。在同农民的接触中，我目睹国难当头而官府腐败，农民不堪重负、抗税抗捐，又亲闻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解放前夕，忧愤之作《致奸商的一封公开信》的发表，就是我以文艺对抗专制的一次公开的演习。
　　 40年代末期的西安，我赶上美国好莱坞的名片《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出水芙蓉》、《翠堤春晓》、《大独裁者》、《乱世佳人》和英国的《雾都孤儿》，卓别林，亨弗莱·鲍嘉，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还有中国的白杨，周旋，赵丹，一个个成了我心中耀眼的明星。风靡一时的电影女侠李丽华，我也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唤醒我革故鼎新的强烈欲望。特别是抗日救亡歌曲，使我深受爱国的教育与救亡的鼓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唱得滚瓜烂熟，一概注入我的血液。
　　 我在易俗社喝着茶、嗑着瓜子听戏，也在乡下挤死人的野台子下看戏；我在旧戏园子看戏，也舒服地坐在电影院消消停停看电影、看话剧；我热爱“现代汤显祖”范紫东、“秦腔正宗”李正敏，也喜爱电影明星白杨、周旋、英格丽·褒曼、费雯丽和卓别林；我入迷似地读王金龙和卖油郎，也如饥似渴地读觉慧和鸣凤、四凤和繁漪以及《玩偶之家》的娜拉；我喜欢同亲友没大没小地讲“古经”（故事）、说闲话、拉家常，也时时关心国难家愁和世界大战。年轻时候的我，被斑驳的文化所包围，封建的，殖民的，西方的，五四的，民间的，甚至迷信的，只要通过文艺的形式，都被我像海棉一样贪婪地吸吮着。
　　 正由于以上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的绚丽的文化之旅，由于新旧道德、新旧文化的相互撞击、感染浸润，以及多文化结构在我身上的融合或混合，所以，醴泉县城一解放，我再也不听家人的“当戏子没出息”的劝告，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加入解放军宣传队，知遇革命文艺，圆了我新文化的艺术梦。
　　 但我生吞活剥着这一切，缺乏理性批判的色彩。
　　 西方文化不一定都好。西方文化重视人权，崇尚独立人格，但家庭关系淡漠，容易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我国传统文化不一定都不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如“天地君亲师”、“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失，反求诸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宝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恻隐之心”、“谦逊仁爱”、“勤学敬业”等等，使人面临危难时先群体而后个人，增强人的忧患意识，使社会可望拥有一个公理诉求的空间。
　　 五四新文化也非一切皆好。五四文化最主要的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对抗不人道的王道、孝道和妇道，然而矫枉过正，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双向调节的人伦关系遭到破坏。旧家庭固然压抑个性，但也有和睦进取、尊老爱幼的美德；娜拉和觉慧们都“走出家庭”，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叛，“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传统道德里的“小传统”（民间传统）更不能忽视。“大传统”就是一代代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经、史、子、集等思想规范；“小传统”则是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观念。王元化特别地指出过：“‘大传统’经由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小传统’虽然将儒、释、道混在一起，或有曲解，但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的大多数，特别是不识字的妇女。它是影响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容讳言。”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