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光塔影写燕园
　　
　　 我第二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已经是十年后的夏季。亲眼目睹绿树掩映中的红楼灰瓦，感受百年名校的文化气息和学术底蕴，不由得感慨万千。不知有多少人梦想跨进这个门槛，在这里把自己锤炼成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搏击中，为家族争得一份荣耀。
　　 我自己无缘在这里深造，这种遗憾显然无法改变。所幸女儿在北大读研究生，毕业论文刚刚全票通过答辩，很快就将毕业了。今天我陪她来图书馆送达存档的学位论文。
　　 西校门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正门，它坐东朝西，为古典三开式朱漆宫门建筑，高约七八米，色泽鲜艳，形式独特。与颐和园东宫门相似，具有华夏庙堂元素，民族风格异常浓郁。西门原名校友门，是原燕京大学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门楣上方悬挂着一面长方形牌匾，四周金色雕边，中间是景泰蓝底色，上面写着北京大学四个金色大字。这是根据毛泽东在1950年给北大校徽题字放大而成的。西门处于北京大学主轴线起始点位置，是进入北大领略燕园风光的最佳入口。
　　 走在曲径通幽的甬道上，看到一个个少男少女在我身旁走过，他们像蝴蝶一样飘舞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浑身散发着一种青春的活力与气息，他们的读书生活奠定了他们在知识海洋起跑线上的高度，他们的未来想必充满阳光。校园的一草一木给人一种雅致文静舒适安详的享受。
　　 我和家人漫步在著名的未名湖畔。林荫道上凉风嗖嗖，老树丛林里鸟语花香，这里优美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驱走了酷暑带来的疲劳和困顿。我仰望着高耸入云的博雅塔，仰面数着它13阶的构造，我在感叹古人的智慧和聪明，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和谐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了，给这些本来极其平常的东西注入了文化的元素和魂魄。
　　 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海淀区东北部海淀路5号，与圆明园、颐和圆毗邻。这里山环水抱，形胜天成，外有西山可依，内有清泉引流，早在金代就成了京郊闻名遐迩的风景区，又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赐园”。校园占地2661581平方米，合3992.277亩。学校现有教职工16073人，29617名各类在校学生。1984年10月,研究生院成立,现有229个博士点、278个硕士点、100个本科专业，以及覆盖139个专业的35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岗博士生指导教师1251名。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中有400多位两院院士。
　　 1898年戊戌变法，经光绪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设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即原马神庙，故宫东北的沙滩，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的红楼等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期间所使用的名称。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它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又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
　　 1919年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几经考察，选定了这个历经劫难的古园遗址作为新校址。于1921年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这块地皮，在设计修建燕大校园的过程中，燕大校方对未名湖一代的遗存景观进行了整体修缮，增设景点，形成了今天的未名湖景区的雏形。
　　 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了向全校供水，急需修建一座水塔。当时有人提议，在燕园的古典建筑群中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楼，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这个建议在当时颇有争议，因为古塔在中国古代多建于寺庙内，建于校园是否合适。燕大校方向当时的社会名流征求意见，得到赞同后才决定修建立塔式水楼。水塔的设计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燃灯塔初建于北周，后几经毁坏，几经重修。因塔内供奉燃灯佛石雕像一尊，故称燃灯塔。“塔级十三，高二百八十尺，围百四尺，中空”。水塔塔级13层，比燃灯塔略小一些，高仅37米。中空，有螺旋扶梯直通塔顶，除基座外，使用的建筑材料全是钢筋水泥。这座水塔主要是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传教士捐资兴建的，所以被命名为“博雅塔”。与塔配套的水井深164尺，水质清澈，水源丰足，喷水高于地面十余尺，喷水量达每小时16000加仑，约合60560升。
　　 巍峨的博雅塔和它周围的松柏以及波光荡漾的未名湖构成燕园的一大景观。由于建筑位置的巧妙，在北大内外，从梁柱、古树之间，几乎随处可见它的倩影，蓝天白云，塔高悠悠，湖水涣涣，书声朗朗，更增添了几分秀丽神奇和优雅妩媚。博雅塔颇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伫立在湖畔，纵观着风云变幻，笑看花开花落，那古香古色的色调，那翘檐塔角的风韵，使人浮想联翩，喟叹不已。那云封雾锁的塔门，就像这位老人紧闭的心扉，深藏着自然与生命的奥秘。那汩汩流淌的泉水，就是生命之源，就是知识的海洋，滋润着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在薪火相传中把知识和智慧的传承不断推向新的阶段，中华民族在悠悠岁月中，向人类昭示着她的儿女们一个个成为世界巨人。
　　 湖和塔的天作之合是未名湖畔的神来之笔，永远富有哲理，永远耐人寻味。可以说，湖光塔影已经成为燕园风景中不朽的神话，湖和塔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北大人的灵魂。博雅塔吸纳了千千万万北大学子的智慧和灵气，它在北大的地位已经远远超出了水塔本身，如果说未名湖是北大的眼睛，那么博雅塔就是炯炯有神的瞳仁了，这种灵气、这种风韵、这种典雅，让人难以忘怀。“校有博雅，塔有精魂”。“博雅”二字，凝聚了北大精魂中不朽的图腾；“未名”包含着许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愫、憧憬与追求。它是北大的标志和校魂，它是青春荡漾的神湖，是一支美妙的曲子，是一首让人动心的朦胧诗，是历史见证的活化石。
　　 未名湖风光旖旎，景色迷人，她已经成为北大风情万种的一面镜子。走进北大，不到未名湖，就等于来到北京，未到故宫。那种失意无法弥补。那种现场的感受，不身临其境无法体味和言说。举目望去，环湖的杨柳婀娜多姿，枝条低垂，温柔地拍打着平静的水面，古老的国槐诉说着过去的风雅和沧桑。草坪上青嫩的绿茵挂着露珠。博雅塔的倒影在湖水中隐隐浮现。横卧在湖中的石舫，翻尾鱼石讲述着美妙的故事和传说。湖中的小岛更是别具一格，乱石嶙峋，水草摇曳。
　　 清朝时期，未名湖原名淑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乾隆皇帝一时高兴，将该园赐给他的宠臣和珅。和珅在此大兴土木，把该园周围原来的稻田、水池扩大成湖泊，并把挖出的泥土堆成小山和岛亭，建成了一处诺大的园林风景，当时号称“京师第一”私人园林。他一共建造楼台64座，游廊亭阁357间，房宇上千，花树万朵，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淑春园也未能幸免，仅留下石舫底座及"临风待月楼"，即今日"临湖轩"故址，它曾长期用作司徒雷登校长的府邸。燕京大学１０周年校庆的时候，许多贵宾在此聚会，谢婉莹，即冰心教授提议把这栋房子命名为临湖轩，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钱穆教授进一步提出把门口还未命名的湖泊叫做未名湖。从此，未名湖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这里古称燕园。未名湖燕园建筑群是燕京大学旧址。原燕京大学以明代名园“勺园”
　　
　　 故址为中心兴建校舍，于1920年开工，1926年建成，是近代仿古建筑的优秀上乘之作。
　　 该建筑群以未名湖为中心，呈四周分布。主要建筑有校门、办公楼、图书馆、外文楼、体育馆、南北阁1－6院、岛亭、水塔和男女生宿舍等，均为清朝宫庭式建筑风格。设计者在建筑理念上实行大分散，小集中方略，主轴线为东西走向。各群组大都为三合庭院式，东北西向封闭，南面临路敞开。总体布局合理，微观尺度适宜，与自然地形地貌结合紧凑，相容和谐。建筑物多为二三层楼房，主要建筑用灰瓦红柱，石造台阶，浅色墙面，檐下有斗拱梁枋，施以彩画；次要建筑取民居园林形式，湖边水塔为八角密檐式。园内尚留一些明清旧园遗物，也有从圆明园遗址搬来的石刻小品。现未名湖区仍然保持着初建时的基本原貌。
　　 校园的用地中包括了八个古园遗址，即“勺园”、“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及“治贝子园”等。其中勺园为明朝末年著名书画家米万钟创建，至今已有380余年的历史。除淑春园外，在其周围还有恭亲王的朗润园、醇亲王的蔚秀园、惠亲王的鸣鹤园、庄静公主的镜春园。这些古园历经沧桑，或随同圆明园一起毁于帝国列强兵燹祸患，或被军阀侵占变卖，不少建筑物已经夷为平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有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承泽园幸免于难，幸存于今，它们和翼然亭，75、76、79号宅院、未名湖畔的花神庙以及相当数量的千年古树，共同成为北大历史悠久的见证。
　　 北大是一艘漂泊的航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燕园，逐渐成为一所侧重于基础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漫步在碧波荡漾的未名湖畔，我看见在北岸的一个小湾，有几个人在那里为遥控小帆船试航，博雅塔倒影在水面上，古槐飘香，垂柳依依，人们在湖边纷纷留下倩影。我很难分辨他们谁是学生，谁是游客。在湖泊的南边，我看到了一座欧式的慈济寺的牌楼，在里面的墙壁上，用签字笔、白粉笔写着许多小字，它们是一种决心的宣泄，是对朋友的期待，是对自己命运的挑战。越过东西走向的小径，朝南有一小丘，我拾级而上，很快看到了爱德加.斯洛的墓碑，这是一方青色的条石，横躺在地面上，上面是叶剑英题写的碑名，来到这里，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一名记者，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还曾经是北大的一名老师。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地点就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初夏的北京，已经到了炎热的季节。我回避着午后的烈日，沿着未名湖南侧的道路向西走着，不断地追逐树荫。忽然，我抬起头来，看见前面的岩石旁边，站立着一位矮个瘦小的男人，他的头发稀疏。身旁放着一个红色的可以拉动的行李包，两个轮子上沾着白色的土末。在一块石头上，摆着几本书，一张16开的复印纸上，打着8个黑体字:自由作家，签名售书。我走近书摊，翻着这些书，和他攀谈起来。他说话好像有些口齿不清。经过和他交流，得知他并不是北大的学生，曾经是北大的校工，现在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主要靠写书卖书维持生活。显然他的这些书都是自费印刷的。其中比较厚的那本，有30多万字，是国内一家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出的，他告诉我共印了9000册，花了10万元。他平静地回答我的问话，他自称销售还可以，这种书还剩1400册。也许，在学习气氛浓郁的校园里，书籍销售还有市场，我为他祝福，但愿在如今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他能靠写书养家糊口。
　　 置身于百年名校的怀抱，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拜谒了李大钊、蔡元培先生的塑像。我站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塑像前，我在想他的《堂吉诃德》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遇到过出版困扰吗?
　　 女儿交完论文文本过来了，她陪我来到图书馆前面的广场，我举目望去，何等气派的图书馆啊，那是一座知识的宝藏。女儿问我如果借书，她有借阅证，一月内归还即可。我想还是再说吧，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北大较远，为了来还书要给孩子们增添麻烦，他们挺忙的，以后再说吧。
　　 来到知名的百年大讲堂前，我仿佛听到大师们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仿佛看见一张张充满朝气的面孔在思考民族的未来，在探寻科学的奥秘。
　　 我长期工作在西部边陲，曾经有几次文学作品大赛的颁奖活动，通知在北大的百年讲堂举行交流演讲，我终因事务缠身，也想低调一点，没有来参加。他们说这是大奖，我却觉得最大的奖赏是读者对你作品的认可和喜欢，其它空虚头衔都是过眼烟云，奖品、证书太多，成了负担，我突然感到这些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炫耀是肤浅的表现，热闹出不了大师，寂寞是创作的伙伴，凡是有知识的人，都是非常看重学识本身的
　　 一塔湖图是北大的画龙点睛之笔，追求卓越是北大永远充满活力的主题。湖光塔影写下燕园无尽的风光，留给我们的是思考和回味。
　　 夕阳西下，残阳如血，校友桥上人来人往，华表柱前静谧无声，北大沐浴在绚丽的晚霞金光之中，更加绚烂多彩。夜幕降临了，灯光球场内灯火通明，放下书本的学子们个个成了运动场上的健将，他们生龙活虎，龙腾虎跃般的冲刺、拼搏、跳跃、呐喊让人感到那么给力，那么强劲，那么坚毅，那么令人振奋和欣慰。智慧、科技、体魄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北大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习习晚风中，我们走出东门，离开了北大、离开了燕园、离开了让人向往的这所高等学府，又融入到闹市的洪流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