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件小事》，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距今九十多年了。这篇小文的风格在鲁迅的作品中极少见。故事很小，小到我们生活中所常见；人物很少，我、车夫、老女人、巡警。
　　 “我”虽然是名教授、名作家，但更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小”偶尔会跳出来，但又会消融在自我检点的反思中。良心是一种好东西，有良心才有自我审视，才可能使人变得高尚。现在许多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专家们，恰恰是丢了良心，私欲膨胀，才变得如此不堪的。
　　 “车夫”，敢于扶起跌倒者，并没有想到被讹诈，没有暴跳如雷当街打架，没有“二次碾压”，更没有捅几刀。他丢下车上的有身份的人，扶着老太太向巡警分住所走去。不但是作者觉得这车夫高大起来，读者不也肃然起敬么？九十多年了，这形象依然高达，高达到令我们羞愧的地步。
　　 “伊”这位老太太，也并不可恶，毕竟她那么大年龄了，不管是自己摔倒还是被车刮倒，都不是小事情。她说“头晕”是真的。她并没有揪住不放一定说是车夫撞倒的。这就比现在满大街“碰瓷”的人善良得多。
　　 “巡警”，是尽职的。他并没有因为大风刮雪的早晨，摊上这样一件事而抱怨，也没有敷衍了事，而是安顿了老夫人后来到街上，告诉车上的客人，“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多么平凡而可亲的巡警啊。
　　 这是九十多年前的文章了。文章很短，但内涵丰富；人物不少，但个个清晰。这就是作者的功力。
　　 有人恨鲁迅，因为他揭露了人性中的卑恶，使许多人照出了自己卑琐的影子。有人远离鲁迅，是因为他的文章内涵极丰富，许多人读不懂，因而只能远离或躲避。
　　 郁达夫在鲁迅逝世后沉重地说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说对了，我们都在做奴隶，金钱的奴隶。我们不是在亲近鲁迅，而是在远离鲁迅，把他推离我们而使之远去，因为我们害怕他。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放大自己而贬低鲁迅，因为他们不愿仰头观看他。在他的审视下，任何人都难于隐藏自己的渺小和猥琐。于是，我们为我们全都是平等的矮人而心中平衡了，仿佛一起高大起来，并在这高大的幻觉中迷醉，陶醉下去，沉睡下去……。
　　
　　 附：鲁迅《一件小事》原文：
　　 我从乡下跑进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然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老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立刻停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站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亲眼看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也真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搀着伊的臂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不动，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直到现在，我还时时记起这件小事，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