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弯刀盖匠，凭着一把弯刀，一把锯子，一个刀夹，一个梳板，在很长的岁月里“横行”乡里，受到乡人菩萨一样的尊重，成为乡里说一不二的权威。后来，父亲年纪大了，我不让他上房，我怕他摔伤。我一直认为，老人健康便是福，是老人自己的福气，是后人的福气。像我们这样只能温饱的家庭，如果父亲摔成了残废，成了白天黑夜离不开床的瘫子，家就会陷入灾难。我总是小心地防范着，不让一切的灾难出现在家里。
　　 在我读师范校第二年的夏天，父亲帮队上的人家翻盖房子，房檩断了，父亲连人带刀摔在了地上，那刀刺进了父亲的腰里。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和哥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喊我回家。那时，他们也没法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家里只有乡政府有电话，那是当官的用的，平头百姓谁能用？学校只有校长办公室有电话，哪个家长和学生想着要记下这电话？没有大灾大难的谁会用校长的电话？学校也不允许学生用。我现在还在想，如果是家里有急事，打一下校长的电话，让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通知一下，他们会做吗？可以写信，只是我收到信，要在半个月之后。父亲和哥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写信，他们怕我担心。现在我想来，父亲是怕我骂，是怕我阻止他出去盖房子，残疾的哥是管不住父亲的。人就是这样，儿子小的时候，父亲是大人，是家长，儿子听父亲的，最怕的是父亲的骂，最怕的是说到事情父亲不同意；当儿子大了的时候，父亲就成了“儿子”，父亲得听儿子的，父亲也怕儿子骂了。
　　 等到一月一次的归宿假，我回到家里，父亲的伤已经好了。饭桌上，父亲说着受伤的经历，讲着他的好运气：那刀从肋骨缝里进去，没有伤着骨头，没有伤着内脏，那是好人有好运，是菩萨的保佑。我知道父亲说的“好人”的意思。父亲在乡里帮了很多的忙，很长时间里帮乡里盖房子不收工钱，遇到穷的人家，连饭也不吃。父亲是在农村里，朴实的农村人没有想到这是学雷锋，没有想到这就是完全的“为人民服务”，他们只知道这就是“好人”要做的事情。如果是放在今天，父亲的行为丢进网络，是会感动很多人，是会让父亲成为网络红人的。
　　 听着父亲的话，我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吃饭。父亲又接着说：不要担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有没有科学的依据，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老祖宗们从多少故事中总结出的这个规律，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我没有说父亲，也没有阻止父亲去盖房。父亲出去盖房子，一天三顿吃在外面，不说有没有工钱可挣，就是节约的粮食，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每个月回家拿走的二十元生活费，都是父亲去给当生产队干部的三爸借的。我的家需要父亲出去盖房，就像今天的一些家庭，明明有些工作要冒生命危险，但是做父亲的也不得不去做，不得不去挣钱一样。
　　 到了九十年代，农村好起来，父亲出去盖房，能挣工钱了，我更没有理由阻止父亲。但是，父亲掉下房被砍伤的事件，一直是一种阴影罩在我心里，让我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担忧。让我担忧的还有一件事。
　　 那天，逢场，老家的人到学校里找我，说父亲盖房被主人家的狗咬了，伤得很重，满腿都是血。我当时就懵了，回过神来，我立即跑到学校财务处借了三百元钱，找学校老师用摩托送我回家。父亲正在村卫生室，用肥皂水反复清洗着伤口。他的腿上是一个洞，肉被狗撕烂了。我阴沉着脸，我是伤心，我是心痛。我要父亲上街，他说没事。我要父亲打狂犬病疫苗，他说太贵了。我说找狗的主人家给钱，他说算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这就是我父亲，我知道他会这样。我问医生治疗好伤要多少钱，他说要四百元，我又给同事借了一百元钱，我对医生说，必须给我父亲打狂犬病疫苗，钱不够给我打电话，我回来给。父亲心疼钱，更心疼他的儿子，看到我给了那么多钱，他不断说他有钱。父亲有钱是父亲的，我是他的儿子，该我给父亲给医药费了，小时候得病，都是父亲在承担。以后，我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问着父亲的伤情，怕他舍不得治疗感染了伤口，得了破伤风是要死人的。我的忧虑一直到父亲的伤口好了才结束。
　　 就是这两次重大伤害也没有阻止住父亲出门盖房。我知道，在父亲六十岁以前，他和哥总是没有共同的语言，父子俩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吵，父亲说出去盖房心里舒畅，有人说说话。六十岁那年，父亲找了后妈，他老当益壮，雄心更大了。他更要出去盖房，他要挣钱，后娘家欠着帐，他要还；他要挣钱把他和后娘的山——坟修好，免得给两边的后人添负担。
　　 父亲在盖房，父亲在挣钱。我的忧虑越来越重，我和父亲吵架，我对后妈发火。我对父亲说：“久走夜路必闯鬼！你快六十五岁了，身子骨不灵活了，骨头老化了，恢复不容易了，你瘫痪了就是负担了，谁会管你？你平平安安就是在帮我们挣钱，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充满炸药的“了”起了作用，父亲不再出门盖房子。一直到今天，我都坚信我的说法没有错，老人平安就是挣钱！也坚信我当时用暴躁的方式阻止父亲盖房是正确的。
　　 可是，父亲从此就进入了失落中。
　　 很多时候，父亲端根板凳坐在楼房的阶沿上，衔着那根十来厘米的竹筒烟杆，在叶子烟的淡淡的雾里，望着楼房下那两间草房出神。这两间草房挡在楼房前面，很不漂亮。我很多次跟父亲说拆掉算了，父亲的兄弟姐妹也说拆掉好看；拆掉后弄个宽敞的坝子，在坝子四周栽点果树，弄几个花台，栽一些花，就像城里的一个花园别墅。那些农家乐院子不就是这样的吗？城里人知道享受环境，为什么农村人就不行呢？可是，父亲不知道这种生活的浪漫。
　　 每次提到拆掉草屋的话题，父亲都不说话，默默地吸他的烟，黝黑的石头一般的脸上，看不出父亲的表情。有时说急了，父亲就慢慢地说：“急什么，留着吧。你们住楼房，我住这草房，夏天凉快，冬天暖和。”
　　 父亲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夏天，楼房里放着电视，吹着电风扇，还是热，一大家人就往草房里挤。为了能长时间呆在草房里，我们另外买了一台电视，专门放在草房里看，这里凉爽多了。看着三代人挤了满满一屋子，父亲笑着说：“还是我的草房好啊！”到了冬天，那楼板被霜一打，寒气塞满屋子，棉被垫两床还是冷，只有开电热毯，电热毯一关，不久就把人冻醒。而父亲的草房里，只需要垫一床盖一床棉被就行了。我们怕父母冷着，让他盖厚点。父亲说：“太热！不信你们进来看看。”走进草房，确实比楼房暖和。
　　 今天的人讲究居住环境的生态化，其实最为生态的住房还是木墙草房。
　　 我们终究没有拆掉草房，我们在父亲的烟雾里读着父亲的心，父亲留着这草房，决不只是这草房的冬暖夏凉，这只是父亲找来说服我们的最好借口而已。
　　 那天，我正在父亲和后妈家里，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大爷，雨水要到了，你帮我盖盖那猪圈房吧。”我一个远房弟弟来到了家门口。父亲抬头看了看，慢慢地说：“侄子，我老了，上不了房了，你另外找人吧。”“大爷，你帮我找人。你也要来！”“为什么？”我不解地问道。弟弟笑着说：“你不懂。盖房子大爷才懂行，大爷盖的房子不漏雨。我对其他人不放心。哥，你放心吧。大爷不上房子，我照样给工钱。”“好好好！我来！我不上房子，我在下面弄竹竿篾条。给他们提个醒还是可以的！”父亲以为他不上房子我就会同意，赶忙答应了。说完话，拿着烟杆的父亲看着我，呵呵地笑着。我不再阻拦，我也知道，父亲不是为了那工钱，父亲在弟弟的话里，感觉到了他的草房手艺的价值。他又可以走出家门，去看看已经稀罕的草房了。
　　 父亲和草房的感情是从18岁开始的。我知道父亲盖房子的事，是在五岁的时候，那时，妈死了，父亲不用再在医院家里两头跑，我就从外婆家回来了。虽是自己的家，我感觉到非常陌生，没有伙伴；和哥不熟悉，哥要做父亲安排的事情；我没有地方可去，只有成为父亲的“跟屁虫”，父亲做什么都得带上我，盖房子也是。
　　 那年月，父亲给乡亲们盖房子，都是帮忙，骨子里就没想到要工钱这回事，只是中午晚上吃点饭。我也就沾了父亲的光，能吃上好东西。父亲在哪家盖房，我就跟到哪家。父亲在房子上忙碌，我就在房子边的山坡上玩耍，一是父亲能看见我，他放心；一是我能看见父亲，不害怕。那时的饭，白米干饭很少，但红苕稀饭，或者炕红苕是很多的，就是这样也比家里一天三顿的瓢儿菜稀饭或者红苕汤好多了。好点的人家，有点肉，主人家总是把一点点瘦肉给我，肥肉给父亲，他们忍着嘴。最好的是肉里的骨头，把肉啃了放在一边，吃完饭下桌子，捏在手里，整个下午嘴里都衔着这没肉的骨头，就像嘴里含着永远不化的糖，吞不下去，也舍不得丢掉，那上面好像有着无穷的诱惑。啃骨头，是很多家里一年难得遇上的事情，我因为父亲盖房便有了这种好运气。
　　 盖房子，有吃的，我很佩服我的父亲。我经常看见，一个竹筒做的刀夹子，插着弯刀，在父亲屁股晃来荡去；一捆麦草，被主人家用力一甩，草捆就乖乖地飞到了父亲的手里，在父亲的手里摊开，在父亲那有力的梳板下，就成了美丽的房顶。太神奇了，太了不起了，父亲盖房子的形象影响了我很长的时间，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做个像父亲一样神奇的盖匠。父亲没有盖房的时候，工具就丢在门角，我常常把刀子拿来拴在腰上，去模仿父亲的动作。父亲知道了，总说我没出息。他说，有本事就读书，去吃“国家粮”。当时的我，哪里知道什么叫“国家粮”？哪里知道这么多的区别？总觉得天下人的生活都和父亲他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要过的生活也是这样的。
　　 父亲盖房只是想着帮人的忙，从不计较主人家生活好还是坏。既然是帮忙，就想早点把活干完，免得给主人家添太多的麻烦，耽误主人家的其他事情。父亲干活就特别卖力，中间不休息，一吃过午饭，马上就上房顶。有人不理解，说父亲太老实了。父亲笑笑说：“我给人家盖房，是两个人吃人家的饭，我再偷懒，那太不好了。”父亲就是这样本分，一辈子都不想占便宜，一辈子都不想给人添麻烦。现在，老父亲七十多岁了，还在家里种地方，自己养活自己。
　　 那时，父亲一人要养四张嘴，年年都要补生产队的钱，米和小麦一类细粮，我家是很少的。我跟着父亲，哥就留在家里，一岁半的妹在大舅母家。有时，殷实一点的主人家总要给父亲一碗米，让父亲带回家。父亲总是不要，常说：“我一人干活，两张嘴吃你们的饭，还要拿，太不叫话了。”主人家说：“都是自己一家人，你还见外了？你大娃子一人在家，哪里一年都不沾点米的。”说是一家人，是指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人，既然这样，父亲更不要了。争执了半天，父亲就只要半碗，回家分作几顿煮给哥吃。父亲常说：“你娃子些要记住！是生产队的人养活了你们！是这些草房养活了你们！”我读出了父亲对草房的这一深情。
　　 后来，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村里的楼房也渐渐地多了。父亲仍然很忙，以前是忙着盖草房，现在是一家一家地拆草房，在草房所在的地方挖地基坑。
　　 这个时候干活不再是帮忙了，父亲也学会了承包，他成了拆房的“包工头”，包工不包伙食，父亲就经常回家吃饭。每次回家，父亲都很开心。记得第一次承包拆房子回家吃饭，他一边吃饭，一边笑着说：“他们都在外挣钱，我不可能再帮忙了。还是帮忙的话，那太不公平了。你们说，我也有狡猾的时候吧？”然后望着我们，像小孩子似的笑着。父亲的纯真，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感到了父亲从未有过的开心和放松，他似乎第一次觉得不欠谁的，应该理直气壮地收工钱——因为他们已经富了。我才觉得父亲不老，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子。
　　 有时，父亲看着桌上的饭菜，会不由自主地傻笑，边笑边自语：“还是邓大爷好啊！不管你们怎么骂，我是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你看这桌上的饭菜，都赶上城里人了。过去的地主也没有这么好，哪里有隔三差五就是肉的。知足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日子。死了也值了。”父亲笑得很真，他额上的皱纹，就像几丝花瓣；眼角的鱼尾纹，就像微风里那美丽的波纹。那深陷的眼窝里，透亮的眼珠，就像深邃天空里的星星。父亲的慈祥，父亲的满足，父亲的幸福，都在这张脸上了。
　　 “不是包产到户，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啊！不是能出去打工，这些楼房哪里长得这么快啊！今天这家拆草房，明天那家修楼房。”父亲的话比以前多了，而且都是笑着说的。“楼房多，好啊！拆房比盖房子能挣钱。我还能挣钱，我已存了不少了。我多存点，你们的负担就少点。”父亲笑着，我却不敢笑。此时的父亲已五十六七了，他还在想着为我们减轻负担。我曾几次说：“爸，你就不去了吧。拆房危险。”父亲摇摇头，说：“你说得轻巧。我不去，他们都不敢去。我最懂这草房的脾气，我说怎么拆就怎拆。”我不说话了。父亲的话我懂，周围有自己拆房压死人的，父亲带的队伍从未出过事。
　　 有一次我逗父亲，我说：“爸，你别高兴得太早，草房拆完了，你就失业下岗。”父亲笑着说：“好哇！大家都好了，我失业才好呢！等把草房拆完，我这把骨头也不能动了。我不是下岗，我也来个退休。”我从父亲的高兴里，又一次读出了父亲对草房的深情。
　　 在父亲六十四岁左右，周围的草房已经很少了，只有极为贫穷的人家还保留着，或者是农家的猪圈。工钱不好挣了，父亲年龄不适合上房了，我的反对也越来越强烈……父亲真的“退休”在家了。父亲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潇洒，那么自在，很多时候他望着草房出神就是半天。
　　 父亲对草房的情结还有一个原因。那一年，父亲六十岁。
　　 有一天，父亲很高兴地给我说：“他们给我介绍个伴……”说到这里，父亲停下了，他吧嗒几下烟杆，又看看我，我却不敢看父亲。在父亲五十七岁那年，也想找个伴，但那家的孩子不成器，我坚决反对。现在，父亲又提起了，他不希望我再反对。“你放心吧，这家是我盖房子认识的。这家的儿子、媳妇都同意，他们看我做活勤快。这家的儿子、媳妇都很对的……”“好吧！”听到我说出这两个字，父亲竟然嘿嘿地笑起来，那样子像个孩子。于是草房子给我找了个后妈。后妈的孙子还小，父亲便“嫁”到了后妈家。后妈家的草房更宽，那是个四合院，后面一排是平房，长五间的，前面和左右都是草房。那边的兄弟们都在外打工，平时就是父亲和后妈带着孙子过，他们都住在草房子里。
　　 我曾问父亲：“兄弟们都说把草房拆了，说你不同意。咋回事？”父亲忽然腼腆起来，隔了好一阵才说：“拆啥呀！草房住着舒服……”我突然笑着说：“你们不想拆，是怕得罪这‘媒婆’吧？我知道这草房子是你们的‘媒人’。”后妈笑着说：“真是没大没小的，开我们的玩笑！你爸和草房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
　　 可是，今年，父亲终于拆了后妈家的草房，是他跑上跑下，租赁挖机拆的。后妈两个儿子的草房和原来的平房变成了小洋楼，父亲为他们的小洋楼累瘦了，瘦了的父亲望着他们崭新的小洋楼和刚刚硬化的院坝笑了。
　　 我在读着父亲，读着父亲对草房子的深情，草房子陪了父亲一辈子，草房子的修和拆中雕刻着父亲这一辈子的记忆：雕刻着乡亲们的情，雕刻着国家变化的恩，雕刻着生活的甜，雕刻着父亲的人生，雕刻着父亲对后人的爱和付出……住在草房子里，父亲就不会忘了这些。可是，这最后的草房子被他拆了，父亲还会在烟雾里望着草房子出神吗？
　　 2012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