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进入初中校园——嫩江县第二中学，又叫“文革中学”。（那是小学初中是春季入学。）分在一连三班（学校以军队的建制称呼）其实就是初一三班。
　　 第一节课是数学。进来一个中年男老师，讲桌前一站，面容端肃。环视一下坐着的我们开口道：我上课的要求就一点，每节数学课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课堂，都要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语录本摆在桌子的左上角。让伟大领袖的“红宝书”指导我们学习。谁要是不摆“红宝书”或者忘带了，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就要查查他的思想根源，看看他家的成分和家长的历史……
　　 我们记下老师的要求。上每节数学时，狭小的课桌左上角都摆着三十二开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可是有一天，我还真忘带了。到了上课铃响后才发现。是数学课，我的桌上摆不出红宝书，急得眼泪流出来也不敢声张说自己忘带了，还在书包里翻来翻去的找。
　　 同座的男生也发现了我的问题。他不动声色的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塑料皮的三十二开的日记本递给我，努努嘴，示意我放在桌角冒充“红宝书”。可能是我焦头烂额的惨状令他同情，便冒险相助。
　　 我心里怕得要命，也只能这样。数学老师已经都站在讲桌前，在扫视全班的情况了，若发现我没带红宝书，是对伟大领袖的感情问题；若发现我用红皮塑料本冒充红宝书，还是感情问题。我想，我的座位靠后，桌子的右上角摆着红本，老师不一定火眼金睛的看出端倪吧？
　　 惴惴不安。老师课讲的什么内容干脆没听见。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几道练习题，让同学们做练习，他则在教室的过道巡视。走到我的桌前，老师居然拿起了红色塑料皮的小日记本。完了，死定了。来上学忘了带《毛主席语录》不说，还弄个红皮本假冒，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不敬不忠啊。我的心在嗓子眼狂跳，仿佛看见自己被人群围着挨批斗的惨象，冷汗涔涔。
　　 没想到是，老师翻翻红皮日记本，又放到原处，看都没看我就踱步走开。天哪，悬着的心落了地。
　　 那时，男女生之间从不说话，因为要是有男女生说话，被发现就会有人起哄，说***和***“好了”，就是在搞对象的意思。所以，我非常感激同座男同学在危难之时的帮助，下课把他红色日记本从桌上悄悄推过中间线，也没敢说一句谢谢。
　　 二
　　 初二时，我们换了个数学老师，姓张，他还是我们的班主任。记忆中他常穿一身蓝布制服，脚上穿双深棕色厚底的翻毛皮鞋。张老师大高个儿，浓眉大眼的，除了讲课，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就站在讲桌前面皱着眉头看着学生。可是，总觉得他目光的焦距不在学生身上。
　　 初二的学生，再淘气的面对新老师也是试探着来。张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以李智友为首的一小帮儿就动起来。先是小声说说话，做做小动作，观察老师没什么反应；交头接耳，前呼后应，老师还没什么反应；他们制造的动静逐渐加大，教室里仿佛傍晚落满归鸦的树林，嘈嘈杂杂，一片混乱。
　　 张老师站在教室门那儿仍是目光空蒙，毫无反应。结果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上课下地莫名其妙的前后乱跑，如入无人之境，在试探班主任管理的底线。可是，张老师的管理像是没有底线，学生怎么闹，课堂怎么乱，他都能容忍，仍然站在黑板前讲课。就像有人说“只为钓不为鱼”似的。
　　 张老师在讲多项式和因式分解。下面学生又乱成一锅粥。我的前座的李智友非常淘气（那时我们认为他又坏又损，恶劣至极）。这个运输社赶马车的车老板的儿子，最能作。
　　 初一时我跟着班主任老师曾去他家进行家访，见过他的父母。
　　 住在公安局北边一片低矮的平房中的一间。黑乎乎的屋子里几乎没有家具。他家正吃午饭，一张制作粗糙的黑黢黢的炕桌，放在铺着纸壳板的炕上，桌上好像有个掉碴的大酱碗，摆着蒸熟苞米面窝头的帘子直接放在炕桌下。
　　 他爸他妈的脚上都没穿袜子，盘腿坐在炕桌的两边，手和脚都黑乎乎的。天不是很热，他爸却光着大膀子，见我们老师进屋，照旧捧粗瓷大碗“呼啦呼啦”的喝粥。倒是李智友，从炕桌里边围坐的孩子中间站起来，喊爸，俺们老师来了。
　　 他爸才放下碗，把他妈递过来的一件皱巴巴的衣服穿上。
　　 张老师客气的说，先吃饭，您先吃饭。
　　 他爸问你们有事吗？
　　 说着故意抻抻衣袖上带的红袖标，上面印着“红色造反团”或者是“红色造反队”的字样。
　　 他妈端着碗继续吃饭，拿起根大葱戳上点酱，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儿”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还满脸得意地说，俺们他爸现在是造反司令，是运输社里新成立的革委会副主任，是造反干部了，有啥事儿你就说。
　　 屋里除了炕，没有任何可坐的地方。也没有人让座。老师就站在那儿和他父母说话。
　　 他们和老师说什么我没注意，只是后来听他爸说，学啥文化？有啥儿用？你们老师有文化，不照样得我们没文化的大老粗管着。我儿子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哈哈，妈拉个巴子，啥都别说，还造反有理。
　　 ……
　　 老师那次家访的效果并不好。升到初二，他作得更厉害，觉得反而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物理课。王淑芬老师讲“光的折射”。那个动乱的年代，图书室实验室都被砸掉了。物理课化学课都没有教具，纯理论教学。王老师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穿件白色的短袖衬衫，黑裤子，清清爽爽的，文静和气。为了让我们听得明白，用纸板，水碗和筷子等自制的教具给我们上课，她又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我们都喜欢听。
　　 “砰儿”的一声门被踹开，李智友领几个人闯进教室。见同学在听课，就张三李四的大声叫喊，我们都反感他，又怕挨骂不敢言语。他骂人打人都成了家常便饭。骂女同学的话不堪入耳呀。王老师没理他，边讲课还边在黑板上写着一排排的物理公式和定理。
　　 李智友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个鸡爪子掏出来，鸡爪子的断端有个筋儿头，用手一拽，那鸡爪子就一伸一屈的。他举着鸡爪子在前面舞弄着，王老师的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他就把鸡爪子举到老师手边，抻的一屈一屈的随着老师的手移动，荒唐怪诞又搞笑。
　　 课，没法上下去了。王老师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拿起教案走了……非常非常讨厌这个捣蛋鬼，我们几个私下就叫李智友为“臭鸡爪子”。
　　 这是班主任张老师的课。“臭鸡爪子”拿出个锋利的圆刀片，薄如蝉翼橙黄铮亮。说这是枚黄铜大钱（清朝的铜钱）做的。说是把黄铜大钱搁到火车道的铁轨上，火车开过去，大钱就让火车数不清的车轮压薄，成了这圆形的刀片，夹在指缝间，嘎（割）衣服嘎（割）脸贼快。说着，把刀片夹在食指和中指间，往他前边的女同学身上一滑，她的衣服立刻被割开一个大口子。真是锋利无比。看着就让人心惊胆颤。
　　 张老师走过来看看，让女同学回家换件衣服。老师转过身问李智友拿什么刀割的？臭鸡爪子李智友矢口抵赖：我没拿刀，我不知道她衣服怎么坏的。
　　 下课。我们女同学三一群俩一伙的聚在一起说话。“臭鸡爪子”从外面进来，端一锹沙土扬过来，我们四散躲避，他上前拽住姚学芬的辫子一扯，姚学芬仰面摔倒在地上。他掏出刀片是想割姚学芬的辫子，没深没浅的就伸出了手。
　　 谁也没见到张老师从哪里出来的，只见一时迟那时快，张老师一把薅住“臭鸡爪子”李智友的衣领，把他一下子就拎起来，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这一脚把我们全都震住了。要知道，老师那时可正是被批斗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东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白专典型。居然踢了革命小将一脚，而且这小将还是运输社车老板们的造反司令兼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
　　 “鸡爪子”更没想到，木讷的近乎傻子的张老师出手这么快。他满嘴脏话的骂着，想挣脱开老师的手。抬头一看，老师的脸涨得通红，看着他的目光愤怒得像要喷火，这个顽劣异常的淘气鬼，居然像泄气的皮球似的低下了头。
　　 后来，“臭鸡爪子”李智友收敛了许多。他不敢再拿着刀片在同学面前炫耀或者威胁女同学。他背后给张老师起了个外号：大马掌。不知是说老师的手掌有力还是说老师脚上的翻毛皮鞋太硬。
　　
　　 三、
　　 刘井兰老师的四十多岁还是五十多岁？高个儿，短发，人是又黑又瘦，但是五官端正，笑起来的面庞特别好看。刚进中学就听高年级的人说刘井兰老师特厉害，学生都怕她。
　　 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刘老师来给我们班老师代过几节课。她上课几乎不讲课，一直在训我们，但刘老师训得有趣，我们爱听。几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知道什么是革命吗？暴力。斗争。戴高帽子游大街。有的人不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听毛主席的话，总想用资产阶级调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来看世界，那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学生上课就得好好上课，老师讲课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在占领教育阵地，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不听老师讲课，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得斗私批修，挖挖思想根源，接受革命教育……
　　 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有的同学可不是这样，热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穷讲究臭打扮。还唱黄色歌曲，什么“洪湖水呀，浪打浪啊——”（那时，几乎所有优美动听的歌曲都被打成黄色的印记），浪得男生大冬天的穿吊腿裤子，露着脚踝骨，浪得裤腿短的快到膝盖了，（那时来了好多上海知青，他们穿的裤子比较短，小辫子编的是较为松散趴趴辩，小城的孩子们争相模仿）不怕得个老寒腿？到年老的时候瘫巴？浪得女生穿双小白鞋（白色网球鞋，那时是不多见），梳个趴趴辩，像个什么样子？啊？天不冷也带个大口罩，把眼睛都遮住了怎么看道儿？还不走到资产阶级邪路上去？还“洪湖水浪打浪”呢……
　　 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所以呀，咱们同学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得搞清楚为什么学习的问题。可是有的学生吃饱喝得，背个书包来上学，像那么回事儿似的，学着啥啦？学工去工厂，他跑跑颠颠的瞎胡闹；学军不带木头枪（那时，全民备战，每个学生上学的同时背一木头枪，练刺杀），要不就把木头枪当烧火棍耍；学农去，把苞米苗铲掉留下草。干啥啥不行。都是初中生，背毛主席的《老三篇》磕磕巴巴，有的同学干脆背不下来。连为革命学习，为毛主席学习的道理都不知道。你要是问他，你为啥学习呀？你猜他怎么着？
　　 说到这儿，黑黑瘦瘦的刘老师模仿某个学生的神态，身子一扭，俩手捏住衣角，头羞答答的一低：为个（ɡè）个（ɡě）儿……
　　 逗得我们是哄堂大笑。同学们还互相开玩笑，老师说的是你？对方马上反唇相讥，老师说的是你。
　　 回家后，我把刘井兰老师的讲话和神态学给小弟，像不像不知道，反正小弟也越觉得有趣。我们没事时就互相打趣：为谁学习呀？为个（ɡè）个（ɡě）儿……头羞答答的一低，身子一扭，俩手捏住衣角那个忸怩作态之状是少不了的。
　　
　　 四、
　　 田老师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老大学生”。他和妻子李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教语文。李老师是中专毕业，比田老师早工作几年。
　　 田老师知识渊博，讲课有趣，还会写诗。就是说话极慢，一着急就有点结巴或磕巴的。淘气的学生经常背后学他说话。我和弟弟也学过。但是妈妈警告说：小孩子学结巴或磕巴，学上三次，你就成了结巴或者磕巴。吓得我和弟弟再也不敢学田老师说话了。
　　 有一次，老师领着我们下乡去学农，具体的活是削甜菜。从小学三年级的秋天，老师就组织我们去郊区生产队支农劳动干得就是这活：把甜菜疙瘩的根须用刀削掉，免得它发芽，影响出糖率。同学们围坐在甜菜疙瘩堆前，忙碌的干着活儿。胖脸小眼睛的那老师是达斡尔族人，特别风趣。一边削甜菜一边开田老师的玩笑，田老师说不过他，就撵他走、走、走。
　　 那老师转而对我们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好。
　　 那老师说，有一次，田老师和李老师俩口子夹障子——就是用荆棵编成栅栏围起个小院。说他俩先在地上挖好一道沟，把荆棵子栽里，下面培上土，上面绑两道横杆夹住荆轲子。这横杆需用麻绳或铁丝勒紧。田老师就把住横杆，李老师用麻绳来勒紧绑上。田老师叫“勒——勒——”
　　 李老师忙再下力气使劲勒……田老师大叫“勒——勒手了”。
　　 原来，李老师忙着捆绑，把田老师的手指也捆进去了，手指都被麻绳勒紫了。
　　 又说，有一天，李老师起油锅要炒菜。拿起油瓶往锅里倒油。田老师嚷道：“少——少——，”李老师就抬起油瓶再倒。田老师完整的话是“——少倒点。”把李老师气得呀，干脆点，干脆点，发表意见时干脆点。
　　 那老师的故事把我们乐的前仰后合。气得田老师瞪着眼指着他说：你—别——开——开——开——
　　 “——玩笑。”急得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