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是太快，转眼之间，女儿就要升入高三了，向来极少为女儿学习成绩感到心急的我近段时间却莫名变得有些焦急。
　　 女儿今年十七周岁，按本地叫法应该是说十八岁。也许是觉得十八岁已经太大的缘故吧，只要旁人问起女儿的年龄，我都是在极不情愿中慢吞吞地告诉别人，我的女儿今年十八岁。
　　 自小，女儿历经的苦难就多。也正是这些苦难，让我心里感觉对女儿有着太多的愧疚。刚出生那会，女儿几乎是隔三差五就往医院里跑的小毛小病自是不用说，单就那几次的大事故就足于让我心生愧疚，痛楚不已。也许正是这些苦难，让我觉得亏欠女儿的太多，也许也是这些苦难，让我内心一直期盼女儿的将来能够前途光明，生活充满明媚灿烂的阳光。
　　
　　 ■ 烫伤之痛
　　
　　 大概是周岁半左右，女儿刚学会走路还不是十分稳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便降临在了女儿的身上。当然，这场灾难并不是不可预测的天灾，而是疏忽大意的人祸，制造了这起人为祸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身为女儿最最亲爱的先生和我。
　　 那是我们一家在乡镇大院居住的日子。那时的乡镇住房条件虽然简陋，但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还是不错。每天乡镇食堂除了为乡镇里的工作人员及家属提供比较便宜的一日三餐外，更给我们这些居住在乡镇大院内的所有人员提供免费的开水。
　　 以往，清晨到乡镇食堂去打开水的活大多是我去干。而那天，却鬼死神差般地让先生提着两只热水瓶去食堂打了开水。当然，谁打开水回来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可恨的是先生做事一直就有一个看似轻小实则致命的毛病，那就是不论摆放任何东西，先生都不爱摆放在桌子的中间，而是习惯靠近边沿摆放。那次的开水瓶，先生就是随手一放便放在了我家厨房里的那件旧式的高低柜的边沿上。
　　 高低柜原本是靠着厨房的墙壁放置的。那两只已经装有开水的热水瓶原本可以摆放在靠墙的最里面，就算是站在高低柜旁的沙发上，才刚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女儿伸手也够不着热水瓶。可这次，因为热水瓶就在高低柜的边沿，站在沙发上的女儿伸出小手轻易就抓到了热水瓶上的木塞。尔后，好奇的女儿拔出了热水瓶的木塞，并顺势扳倒了装有滚烫开水的热水瓶。
　　 “啊”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一片朦胧升腾的雾气，当在厨房门外洗菜的我还未反应过来是何事时，我被眼前的那团雾气惊呆了。随即，头脑一片空白的我抱起女儿冲出了厨房。
　　 “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在我的惊叫声中，同住一排宿舍的几位女人全都迅速跑向了厨房。
　　 梅是几位女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按照她以往的经验，这个时候就该拿整瓶的酱油往女儿早已烫伤的两脚上倒。
　　 “快，快倒酱油上去。”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梅已从她自己的厨房案板上拿了煮菜用过的酱油就全都倒在了我女儿的双脚上。
　　 二十几岁，初为人母的我此前哪碰到过这样的突发事件。除了抱着女儿呆坐在厨房前的一小片空地上任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之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置女儿那烫得连皮肤都快要撕得下来的一双小腿，只能是任由那些邻居们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她们的意见。
　　 “快，快去找孩子她爸爸来送去医院！”片刻，在邻居们的帮忙下，先生总算心急如焚地从办公室跑进了厨房。
　　 到底是男人吧，先生并没有如我一样吓得六神无主，而是果断地叫来了乡镇的司机，开着乡镇里唯一的那辆旧吉普把女儿送进了乡镇医院。
　　 一番紧张细致的清洗消毒之后，医生给疼得发出让人心寒叫声的女儿上了一些烫伤的药膏，接着，护士给女儿那还未长满太多头发的小脑袋上用刀片刮了刮，并麻利地找出了一根可以输液的静脉血管，涂了药水，用醮了水的湿手轻轻拍了拍，直到女儿脑袋上一那根细小的青筋有些鼓起时，便慢慢地扎进了打点滴的小针，开始给女儿进行消炎和补充水分的输液。
　　 下午三点左右，抱着已经打完点滴的女儿，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乡镇宿舍。
　　 五点左右，依然心里没底的我们看着女儿那无精打采的小脸，决定还是带着女儿到县城里的医院去看看。
　　 最初的七天，我们带着女儿在县中医院住了下来。因为当时听送我们来的乡镇里的司机讲，中医院的一位主任对医治烫伤很有经验，于是，在不假思索中我和先生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这里。
　　 原本以为在县中医院女儿的烫伤能够得到很好的救治，但事与愿违，当天值班的并不是之前司机说的那位很知名的主任，而是另外一位医生。
　　 我不知到底是这位医生的技术不太成熟，还是女儿的烫伤原本就确实太重，一连三天，女儿的烫伤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那天晚上，医院给两腿早已肿得水汪汪的女儿下了病危通知书，并组织了院里相关医生进行了会诊。这次会诊后，女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而带给女儿好转的还是之前司机告诉我们的那位主任医师。
　　 会诊后的第二天上午，那位知名的主任给女儿的双脚重新进行了清洗。此时的女儿，双脚烫伤处已结了一层厚厚的药痂。当那位主任医师给女儿清洗烫伤处时，女儿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若不是我和先生用四只手拼命按住女儿的身体，我难以想象女儿会不会让医生给她清理完。那一刻，我的泪水已流淌成了一条小河，心似被某种东西堵得慌乱，无法顺畅呼吸。
　　 这一次清洗之后，这位主任医师给女儿烫伤处敷上了浸过庆大霉素的一层薄薄的棉纱，让女儿那先前结了一层药痂的肌肉隔着那层薄棉纱暴露在了空气中。短短的几天时间，女儿的伤势渐渐好转，只是在脚掌转弯处的伤口因为烫伤太重后又发炎依然难以愈合。
　　 十天后，考虑到住在医院里的高昂费用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外，我和先生带着除了两只脚掌处的伤口仍未愈合但别的各项指标都已正常的女儿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我们居住的乡镇大院。
　　 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我们每天清晨骑着结婚时买的那辆二手旧嘉陵摩托又带着女儿到县里另一家有一位熟人医生的医院为女儿那还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清洗换药。每一次，当那位年轻执着的熟人医生用药物将女儿伤口处那已经干燥的棉纱打湿缓缓揭下时，女儿都要本能地一次次发出惨烈的叫声，直至汗水将全身湿透。那种痛，也许我并不能够完全体会，但我却能真切地从女儿的惧怕声中感受出来。
　　 二个月后，上苍终于让女儿从烫伤的痛苦中走了出来。那天的那个清晨，当温暖的阳光在宿舍的走廊上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时，女儿再次如刚开始学会迈步那会在走廊上迈出坚定的小步伐时，那一脸的天真烂漫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了我的人生途中，成了我心头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 弱视之痛
　　
　　 刚进电视差转台工作那会，我曾为自己有一手快速的打字技艺欣喜不已。却不曾想，也许正是这门在当时那个乡镇还没有太多人会的电脑打字技艺给我的女儿带来了先天性的弱视毛病。
　　 怀着女儿坐在电视台每天面对着电脑打字的时候，单纯幼稚的我绝对不会想到这种长时间电脑的辐射会对我腹中那还未出生的女儿造成不良的影响。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发现女儿患了先天性的弱视。直正发现女儿有严重弱视的时间是在女儿成为我的一年级学生那会。之前从女儿出生到入学时，也曾发觉女儿的两只眼睛大小有些差异，有时偶尔看东西，也感觉女儿的视线有些偏斜，只是那时不知道竟会是严重的弱视所致。
　　 三岁之前，也曾因为眼睛有些偏斜而带着女儿到县人民医院咨询过相关的医生，但那会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并不需要任何治疗。所以，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先生都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直到那年我去小学代课，带着女儿在那个学校开始她的求学生涯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发觉原来我的女儿的视力竟差得可怕，甚至是有些离谱。
　　 那节课是我的语文课。课堂上，女儿与所有的学生并无二样，会举着小手在课堂上叫我老师，会像别的学生一样抢着回答我的一些提问。但一到下课时间，女儿又会与别的同学判若两人，会依在我的胸前撒撒小娇，很是让所有的同学羡慕。
　　 当时不知是出于何故，或许纯粹是闹着玩吧。那节课后的休息时间，我坐在女儿的座位上，看着女儿在抄写我布置的生字，竟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蒙上女儿的一只眼睛让女儿继续写字。结果，那些女儿后来写下的生字让我大吃一惊，不仅字写得出奇的大，还远远偏离了写字本上的正确位置。那一刻，我才发觉女儿的视力并非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
　　 那个学期的暑假，我和先生带着女儿去了省城就医。临出家门前，原本是打算去省二附医院检查，却不料在省城里碰上了医托，被连哄带骗拽去了一家私人诊所。在那家诊所里，我和先生毕恭毕敬地向那位端坐在办公室里的女专家介绍着女儿的病情，尔后又毕恭毕敬地掏出口袋里不多的百元大钞，从那位女专家手里接过满满一蛇皮袋中草药和一些煎药的“切记”回到了我们那间乡镇里的家。
　　 此后的很多天，我严格按照那位女专家的“切记”为女儿煎药，然后再一次次像“狼外婆”一样哄着骗着逼着小小的女儿喝下那一碗碗的治疗弱视的“良药”，即便是女儿皱着眉、苦着脸，一口口将含在嘴里的“良药”吐出唇外时，我也绝不罢手，非得看着碗里的药已经全没时才放心。
　　 一直到后来的一次与人闲聊时，聊到同样的那家医院，同样的那位女专家，同样的那一蛇皮袋中草药却是治疗完全不相同的两类病症时，才发觉自己花了近千元钱让女儿喝的那些“良药”竟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干枯的野草，于是便恍然大悟愤愤地将余下的那些草药丢进了垃圾堆里。
　　 在悔恨中度过了一段与从前一样平静的日子后，不甘心就让女儿如此的我们再一次带着女儿踏上了省城求医的路。
　　 这一次我们带着女儿到省儿童医院眼科做了精细的检查，结果却被告知已经错过了弱视治疗的最佳年龄。临回来时，医生除了反复交待我们自制一副无镜片的镜框用“遮盖法”强化训练女儿那只视力极差的眼睛外，告诉我们再无任何更好的治疗方法。
　　 那一段时间，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时分，在乡镇宿舍旁边的那座小山上，我带着女儿在那片草地上锻炼她用那只视力极差的眼睛长时间地眺望远处苍翠的松林或者是久久地静静地盯着天空中的云朵，期望着不久的将来女儿的视力能够有所改善。
　　 日子缓缓地继续向前流过一些时日之后，我和先生带着女儿又一次去了省城另外一家专业治疗各种眼疾的医院再次做了一次检查。这一次，医生通过各种仪器对女儿的视力进行检测之后，给出了几乎与儿童医院一致的治疗方案和视力不会有太大提高的结论。那一刻，听着医生的话语，酸楚顿时从我的心头升起，泪水倏地流满了我的脸颊，为女儿那小小的年纪竟要承受这般的不幸而伤感。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们除了督促女儿除了时不时地用“遮盖法”锻炼自己的那只视力依旧不良的眼睛外，竟也慢慢放下心来。是的，弱视对生活其实也没太大的妨碍，除了视力差些，美观感差些，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就这样，那些年里在心头一直耿耿于怀的弱视伤痛便也渐渐淡出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视线。
　　
　　 ■ 断骨之痛
　　
　　 那一年的暑期，一场意外的事故，让还未从弱视治疗期中走出来的女儿又经历了一次钻心的锁骨被折断的伤痛。
　　 那个清晨，阳光早早地照进了我们居住的乡镇大院，晴朗的天空中凉爽的夏风微微地吹拂着院内的每一个角落。和往日大多时一样，先生骑了摩托车载着女儿去街道上那家早餐店吃早点，车行至乡镇大院门外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不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在这时骤然发生。
　　 一条全身长满黑色毛发的大狗不知受了何刺激突地从路边向着先生的摩托车横冲而来，来不及刹住的摩托车就这样撞在了身子软软的大狗身上。那一瞬间，摩托车重重地倒在了水泥路边，先生和女儿的身体被撞得摔出很远的一段距离。尤其是女儿，在摔出去的那片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隔了很久，当先生从地上爬起来失魂般地将女儿抱起时，女儿此时才发出一阵惊恐的哭声。
　　 那种吓人的惊险场面其实我并没有亲历，那时我在宿舍洗着全家的衣服，但听着先生回来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不禁惊恐得往下一沉，迅速将目光扫向面前的他们，询问他们有没有摔到哪里。所幸，先生和女儿都摇摇头说没事。
　　 其实，哪里会没事，只是年少的女儿说不出摔在哪里而已。而糊涂的先生，糊涂的我竟也糊涂地以为女儿真的没事。那一天的所有时间，女儿全都用在了和邻居家一位女孩一起玩耍上，早上的那一场事故女儿早就丢在了脑后。一直到傍晚吃饭的时候，女儿耷拉着一只肩膀，头斜斜地偏向一边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吃饭要坐端正，要把你的头抬起来。”没发现女儿锁骨折断前，我曾一本正经地按住女儿小小的肩膀，试图要摆正女儿端坐的姿势。
　　 “痛。妈妈，我好痛。”就在我的双手落在她的肩膀上时，女儿哭丧着一张小脸，用她的那双小手使命把我的手推开才让我猛然间意识到女儿的锁骨有了意外。
　　 当医院的X光片拍出来时，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女儿的一侧锁骨已完完全全斜着折成了两段。这两段从中间折断的锁骨便是女儿肩膀耷拉，脑袋倾斜的根源。
　　 次日清晨，在阳光还不是太热烈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乘坐着客车去了邻县一家知名的骨科医院，为女儿寻找那位知名的医生治疗那已经折断的锁骨。
　　 一切还算顺利，在人来人往的那间小小的诊疗室外，我们焦急地等候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忙完了所有前来治疗的人群后的医生开始为女儿进行治疗。
　　 这所谓的治疗说得简单点就是接骨，也就是把女儿那折成两段的锁骨从中间对接好，然后利用特制的绑带将女儿那对接好的锁骨固定，再让对接好的骨头自己慢慢地生长愈合。
　　 当医生和他的助手强行将女儿小小的双肩强制性的往背部拉开的时候，我看见女儿疼痛得面容扭曲、满头大汗，在医生的手下似一只受困的小兽向我和先生投来乞求的目光。泪水又一次在我眼眶打转，面对承受着肉体之痛的女儿我无能为力，除了生生地看着她的疼痛，我真的没有一丝办法来帮助她减轻点点的痛苦。
　　 整个暑假，女儿的肩膀上都缠绕着那根用来治疗锁骨断裂的绑带。直到夏天已去，秋天再次来临的时候，女儿双肩上的绑带才渐渐被艳丽的书包所替代。
　　 那个时候，还是十周岁不到的女儿，在她短短的人生途中，却历经着几次的磨难。但这磨难并未能将她的人生打倒，历经疼痛过后的女儿现在已在风华正茂的人生途中向着明天迈着青春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