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从２００１年开播以来，一直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已成为科教频道的品牌栏目。作为百家讲坛第一坛的主讲阎崇年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专家霸主身份自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未必是易中天最红！”他毫不忌讳地用收视率说话———“我的收视率比易中天高！”正因为阎崇年在清史研究上的霸主地位，造成了他今天目空一切，无视历史真实，无视作为一个学者的道德底线，完全听不见反面意见，总想一家独言的黑帮老大思想，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其霸道和蛮横让人们忘记了他已经是个学识渊博的老者，他的傲慢已经违背了百家讲坛重视传播互动的宗旨，违背了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路线。
　　
　　 还是在１９５１年４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然而当有人问阎崇年“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没想到他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阎崇年为啥这么害怕争鸣？其原因在于他宣传的错误思想：
　　
　　 比如“剃发易服”。明末清初清廷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族人改剃满族发型、改穿满族服装。阎崇年说这是“文化交流”。但是这个“交流”是刀口下的交流——“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谁愿意接受这种要掉脑袋的“文化交流”？比如文字狱。康、雍、乾三世，连称盛世，为了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史载，康熙朝文字狱兴起，其中后世广为人知的事例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不过是游戏文字，作者落个身首异处，满门抄斩。阎崇年以“社会稳定”为由，为滥杀无辜开脱，凡有良知者，闻此都会有义愤的
　　 阎崇年还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就掳掠了“人牲97万头”。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宣扬的“扬州十日”就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正因为阎崇年学术的霸道和人格的下贱，才引爆了民间的愤慨，虽然用暴力也是不对的。
　　
　　 禾刀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这次掌掴事件，能够唤醒文化界对文化批评的重视，借此涤荡文化之外的物欲之风，或许也算是将坏事变好事的有益之举。（《中国青年报》10月8日）”无独有偶，十年砍柴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也这么认为。张若渔先生则指出：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和理智很多。有些学者宣扬的一些观点很难获得公众的认同，如阎氏的“文字狱有益论”、“清兵入关烧杀掳掠是喜不是悲论”等等。而他们是以教育者的身份在说话，观众无处表达自己的观点，普及率极高的大众传媒如电视台不给他们这个机会。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正确传播，与主办者初衷也是相悖的。
　　 我们许多人好了疮疤忘了疼，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宣传起封建文化来了，而且对于这种文化不加区别，不去粗取精，一股脑儿地灌输给公众，然而今天的听众除了有较好的识别力外，还有更强的民族正义感，他们是不吃没有骨头的专家学者的胡说八道的。《百家讲坛》也只有认真落实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才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