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涌现出的一大批人物当中，施琅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不管我对于他的立场如何看法，但始终很佩服他的才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胜利者，其过程之曲折，胜利之彻底，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少有识度，膂力过人”，十七岁入海为盗，投入郑芝龙部下。明亡，从郑成功起义抗清。二人都是奇男子，郑成功初甚重之。而施琅自幼胸怀大志，睥睨一切，自然不甘居于人下，结果常因意见不合而生争执，二人渐生嫌隙。明永历六年（1652）四月，施琅斩犯法亲兵曾德。郑成功劝阻不从，二人之间矛盾激化，郑成功怒扣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施琅以计脱之，请人从中调解。郑成功不但不听，反而怒杀施大宣及施显。施琅悲愤之余，走投无路，旋即降清。
　　 施琅投降清廷后，始终以郑成功为对手。清顺治十二年（1655），率军与郑成功激战于晋江白沙，结果惨败。十三年（1656），从定远大将军济度击败郑成功军于福州，以功授同安副将。后升总兵。
　　 郑成功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东渡台湾建立南明延平郡王政权。而施琅则成了清朝的福建水师提督，长期在福建沿海一带操练水师，与郑军相对抗。
　　 郑成功死后，施琅仍时时以收复台湾为己志，常率军在福建沿海与郑成功子郑经等激战，或屡有挫败，但志犹不屈。康熙初，与耿继茂、李率泰等夺明郑之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康熙三年复加靖海将军。多次上疏请求征台。
　　 康熙六年（1667），施琅再上《边患宜靖疏》。因朝臣一直从中作梗，被召入京改授内大臣，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也被撤掉了。
　　 在京十三年间，他毫不气馁，不但不放弃征台主张，反而时常留意沿海动向，研究风潮信候。退朝后研习兵法，熟览史鉴，出而谈吐不凡，见解精辟，在同僚中声誉渐佳。
　　 由此可见，自幼争强好胜、兼负父仇家恨的施琅，如果不是为了复仇，他完全没有必要在“征台”方面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将此举一概归纳于远见卓识或爱国赤忱（在清初，尽管满族入主中原，但汉人还是以亡国奴自视的，所以说他爱“国”倒不如说他爱新朝廷令人信服些），根本就是后人强加其身的论断。
　　 清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逝世，郑氏政权陷入内讧之中。而此时三潘之乱已经平息，征台之时机已然成熟。经大臣李光地、姚启圣举荐，清廷重新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准备东征台湾。施琅一到任，随即积极督造战船，训练水卒，筹措一切征台事宜。又因与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意见不合，前后五次上疏坚请专征，并称“事若不效，治臣之罪”，康熙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晨，施琅统兵二万余、战舰数百艘自铜山出发，乘南风次日申时竟到澎湖。于是与郑氏大将刘国轩在澎湖展开激战。二十二日，郑军澎湖主力被歼，刘国轩退入台湾。施琅遂夺澎湖，进逼台湾本岛。
　　 郑氏政权内部顿时慌成一片：有的主张负隅顽抗，有的主张南下占领吕宋（今菲律宾）图谋东山再起，以刘国轩为主的一班文武则力主投降清廷以求宽洧。
　　 此时施琅对在本岛的郑氏政权却围而不攻，转而展开政治攻势。他放出风声：“（此行）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郑克塽等迫于形势，在得到身家安全的保证后，终于答应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入台湾。经鹿耳门，潮水暴涨，助其入港，犹似郑成功当初东征驱逐红毛初战时之状况，时人惊以为神助。
　　 施琅到台湾后，见郑克塽，与他“握手开诚，矢不宿怨”。言行之间没有半点挟怨之象，终于使新附军民上上下下放了心。然后，施琅又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祭奠，“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郑克塽等率众归降后，又经施琅疏请，得为海澄公。刘国轩、冯锡范等亦封伯爵。
　　 收台湾后，有人以为台湾“乃系块荒壤，无用之地”，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或“守澎湖、放弃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康熙皇帝也动摇了。施琅乃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坚决反对这一谬论，致台湾得以正式纳入清朝版图，他的努力终不致前功尽弃。
　　 其实，作为父、弟、子侄多达数十人俱死郑成功手、身怀“与郑氏三世仇”的施琅，此时如果鞭尸郑成功，尽诛郑氏族人，尽管他会受到清廷的制裁，但他仍是一名胜利者——他终于复了仇！但他并不这么做，而是对投降的郑氏族人谦礼有加，赢得了时人与后人的普遍同情与赞扬。
　　 施琅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他这样做一则让朝廷更加信任他，认为他不计前嫌，复台并非为私怨，有古大将之风；二则使郑氏族人对他感激涕零，施郑二族不致成为世仇，并籍此安定人心，不致生乱。同时，还赢得在此前降清的郑氏族人的好感（他们大多只反郑经、郑克塽不反郑成功）；三则使他减轻了南明叛将的骂名，再加上由于年轻时系因被“逼上梁山”而降清，所以尽管他消灭了南明最后一支余脉，但后人对其与同时代明降将吴三桂之流相比的评价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是，施琅的宽宏大量，对于刚愎自用、胸怀狭窄的郑成功来说，简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及一个无情的嘲笑，这种以恩赐形式出现、居高临下式的控诉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施琅的胜利并不仅仅体现在郑成功身上，还体现在与同僚姚启圣、吴兴祚等人身上。《清史稿·施琅列传》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可谓一语中的。
　　 因此，施琅数十年来始终以郑家为对手，其最终所取胜利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更体现在道义上。他的胜利不仅胜在当时，更胜在千秋后世。
　　
　　 附记：二年多以前，石狮施性山先生主编一部为纪念施琅统一台湾三百二十周年的诗词集《一统颂》，我曾有一首七律《台湾海峡》入选了。后来，收到他的一封来信，拟再出一部《靖海赞》，约写文章。当时我便有这种观点，因觉得可能不很为时人所接受，就搁笔了。不过思路一直停留在心中，直至今日始发为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