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四月，飞鸿与客泛舟于赣江。时已暮春，草长莺飞，风和日丽，碧空如洗。伫立船头，游目骋怀，和风拂面，涛声四起。澄江如练，水光接天，滚滚滔滔，浩瀚无边。远山耸翠，岸柳如烟，渚清沙白，鹭起鸢飞。白雾横江，清风送爽，花香袭人，鸟鸣画舫。客心甚喜，谓飞鸿曰：“江山如画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此皆王勃咏赣江之千古名句，所言非虚也。君何不赋诗咏之？”飞鸿笑曰：“吾非文人骚客也，更无王勃之才，安敢信笔涂鸦、贻笑大方？君既意兴遄飞，弟只得勉力为之。”乃赋五律一首，诗曰：
　　 水天连鄱阳，
　　 烟波锁大江。
　　 长风自破浪，
　　 心宇任翱翔。
　　 白鹭鸣画舫，
　　 落霞追斜阳。
　　 江渚石作枕，
　　 涛声入梦乡。
　　 客曰：“久闻江西风景如画，不意千里赣江秀美如斯也！”
　　 飞鸿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何也？绿水青山常钟灵毓秀也。江西非惟山河壮丽，亦为人文荟萃之地、文章节义之邦也。江西子弟多才俊，人杰辈出，故王勃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赞也。梁启超尝曰，四川与江西，乃文学巨匠之乡也。诚如斯言！江西文化，如滔滔赣江，源远流长。东晋之初，九江柴桑陶潜，上承屈原，下启李杜，开田园诗之先河，为江西崛起之先声也。然迄盛唐，江西人文波澜不惊，蓄势待发，尚未惊世骇俗也。中唐伊始，江西诗人异军突起，崭露头角，刘慎虚、綦母潜、王季友、郑谷等辈皆为名震诗坛之大家也。比至两宋，江西文学一飞冲天，光照千秋。世人皆云，中华文化之巓峰在两宋，而两宋文化之巓峰在江西也。两宋三百年，江西文学如日中天，光焰万丈，人才井喷泉涌，涛起浪奔，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灿若银河，浩若江海，蔚为大观，令人惊叹。此间，江西人才之盛，冠绝天下，文学成就，高山仰止。当是时也，文坛领袖，皆在江西，天下英才，半在赣省。‘唐宋八大家’，江西占其三，即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也，此三人皆为文坛领袖，其余宗师泰斗、名家巨擘则不可胜计，几可信手拈来：江西诗派鼻祖、与东坡并称‘苏黄’之黄庭坚，婉约派开山祖师晏殊、晏几道父子，词坛鬼才姜夔，史学奇才、《资治通鉴》副主编刘恕，哲学大师李觏，心学大师陆九渊，理学大师朱熹，工史善诗之孔平仲，‘九流七略，靡不究通’之诗才周必大，南宋诗坛盟主杨万里，《容斋随笔》作者洪迈，状元宰相文天祥，江西词派领袖刘辰翁，诗坛奇才谢枋得，辛派词人刘过、赵善括、杨炎正，骈文大师汪藻，以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请斩投降派秦桧而直声震朝野之名臣胡铨……，此皆江西才子也。杨万里之故里吉水、文天祥之故里吉安，并称才子之乡，宋人赞此地曰：‘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文天祥即以状元宰相而名满天下。纵观两宋江西文坛，人文之盛，人才之多，成就之高，天下无出其右，江西才俊，独领风骚三百年矣。
　　 及至元朝，江西文学秉承前代之余烈，于诗林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虞集、范梈、揭傒斯、杨载，前三者皆江西人也。煌煌巨制、史学名著《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亦为江西乐平人也。淹至明代，江西人文依旧光耀中华，时人惊叹赣省人才之盛，皆曰：‘翰林多吉水（江西吉水县），朝士半江西’。名震一时者即有：精通楷书之诗文大师危素，明初台阁体代表者之一杨士奇，《永乐大典》主编解缙，‘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散文名家艾南英，史学名家郭子章，《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写意画泰斗朱耷（八大山人）。”
　　 言未讫，客惊叹曰：“壮哉！江西子弟多才俊，真乃人文荟萃之地也！”。俄顷，复曰：“然吾有一事不明，惟君释疑。江西人文，鼎盛于两宋，余威震于元明，独领风骚六百年，然满清以降，江西文化一蹶不振，日渐衰微，文教不兴，人才凋零，叱咤文坛者寥若晨星，堪称大才者屈指可数。其衰之速也，宛如须臾间浩浩长江断流，顷刻间灼灼慧星坠地，触目惊心，令人浩叹。人文既已衰，经济亦落伍，今日江西，寂寂无声久矣，纵比之周边湘鄂诸省亦相去甚远，遑论江浙闽粤。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天道循环也，本不足为奇，然江西何以一衰至此也？”
　　 飞鸿叹曰：“君言极是，满清以降，江西衰矣！然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也，岂独江西人文衰乎？我中华文化亦衰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江西之衰，亦有其内情也。昔江西人文之盛，良有以也，非惟久沐儒雅之风，亦得其天时地利人和也，天时地利人和俱失，不衰何待？
　　 何为天时也？文化兴衰之政治环境也。自两晋至两宋，中原板荡，神州陆沉，中原衣冠纷纷举家南渡，江西物阜民丰，未经战乱，南渡士族趋之若鹜，儒雅之风大行其道。比至两宋，国用丰饶，崇文尊儒，华夏文明登峰造极，江西人文亦厚积博发，遂有江西才子光耀中华之奇观也。然满清以降，鞑虏以乘乱窃国，心不自安，遂屡兴文字狱，杀人以立威，江南士子，屡遭荼毒，华夏文明，惨遭阉割。是时也，文人士子噤若寒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故终清一朝，文化荒芜，人才凋零，惟考据之学差强人意，华夏文化衰矣！江西文化亦衰矣！然则江西时乖命蹇，晚清民国迭遭大乱，横罹兵革。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与湘军于此拉锯争夺十一年，江西之民死者大半，数百里渺无人烟，山河残破，地尽荒芜，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比至民国，国共两党在此血腥内战十年，战火所及，一片焦土，平民死伤，不可胜计。抗战军兴，日寇铁蹄，屡犯江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比至天下归一，江西较之民国初年，人口减少700万矣。江西近百年文教不兴，人才凋零，兵连祸结实难辞其咎也。
　　 何为地利也？文化兴衰之区位优势也。江西东引瓯越，西控荆楚，北接中原，南连闽粤，赣江纵贯全境，自古为水陆要冲也。自盛唐至晚清，中原出口之商货多取道江西，溯赣江而上直抵广州，江西益以通衢枢纽而名震天下。是时也，商旅不绝于途，樯帆云蔽于江，江西富此转输之利，乃不惜巨资兴学重教，数百年间书院林立，冠绝天下，而八方才俊、百家学说，亦纷至沓来，荟萃江西，江西人文遂盛极一时也。然鸦片战争之后，英夷迫我五口通商，上海由此开埠，数十年间，取代广州，一跃而为中外贸易中心。上海，长江入海口也，故国内进出口货物，皆由轮船沿长江往来运输，吞吐于上海。溯赣江至广州之黄金水道由此衰矣，江西水陆枢纽之利尽失，客货往来丧失十之八九。比至民国，京汉、粤汉铁路相继通车，南北往来多取此道，湘鄂两省因之雄起，而江西益成闭塞之地，乏人问津矣。地利既失，财源枯竭，工商萧条，民生凋敝，文教日衰，贤者不至。人文之衰，不亦宜乎？”
　　 客曰：“失天时、失地利，此江西衰落之外因也，吾不揣浅陋，失人和，乃江西衰落之内因也。”
　　 飞鸿曰：“然也。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邦’，民众久沐儒雅之风，人皆重教尊学，崇尚节义，民风淳朴，温良敦厚，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以文章节义立身，以儒家伦理治国，本为中国农耕文明之鲜明特色也，故古代江西实为古代中国之缩影。两宋乃华夏文明之巅峰，江西人文犹如镶嵌于巅峰之宝石，光芒万丈，一时无两。比至元明两代，华夏文明自蒙元铁蹄劫后余生，较之两宋已相去甚远，然两宋文明如五岳沧海，至大至深，元明纵得其一石一贝亦足以持盈保泰，故是时也，江西人文犹能奋两宋之余烈，扬前代之余波也。比至满清，内则大兴文字狱，杀戮士子，摧残文化，外则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如井底之蛙。正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难将至也。是时也，中华文明如垂暮老者，沉疴难愈，日薄西山，江西人文亦如落日余晖，不复昔日辉煌矣。
　　 然自同治至民国，江西周边各省激于内忧外患，狂飙突进，争相办洋务，兴实业，修铁路，设西学，整军经武，变法图强。曾国藩建湘军则湖南雄起，张之洞督湖广则湖北富强，左宗堂镇闽浙则闽浙大治，唯独江西，任凭周边巨浪滔天，风雷激荡，岿然不动，寂寂无声，死水无澜，抱残守缺，日渐沉沦，人文之衰遂不可逆转矣。此诚令人大惑不解也。
　　 江西非人文之乡乎？何以冥顽至此也？盖江西民风，尚传统而讳变革也。江西本以农业立省，天灾甚少，产粮颇丰，民虽不富，亦家给人足，故人多安于现状而无进取之心。至若官绅士子，虽久经儒化，然儒教崇尚中庸之道，并非革新之学，儒化愈深则变革之心愈少也。故晚清江西之官绅士子，非但未开风气之先，反成抱残守缺之先锋，即偶有远见卓识者，亦人微言轻，难有作为。终清一朝，江西未有堪比曾国藩之本省精英，亦无堪比张之洞之客籍督抚，自上而下之变法无从谈起，惜哉！彼时也，中华积贫积弱，国将不国，儒学已成行尸走肉，富国强兵已成当务之急，变法图强已刻不容缓，西学东渐已大势所趋。而彼时之江西文人，既无铁血救国之精神，又无实业救国之抱负，也无研究西学之胸襟，更无变法维新之勇气。国难当头，天崩地裂，却仍热衷于科举，沉迷于八股，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不知睁眼看世界，不习经世致用之学，遇事不敢为天下先。如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食古不化，何以革故鼎新，与时偕行？何以挽狂澜于既倒，解黎民于倒悬？是以清末之江西文人，落伍于时代潮流，搁浅于儒学沙滩，既无以扬名立万，亦无以救国救民，江西人文之衰，遂如大江东去、红日西沉，不可为矣。”
　　 客曰：“吾知之矣，江西人文之衰，虽有纷繁复杂之因，然归根结底，乃江西文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所致也。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此之谓也。然江西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近代虽衰，遗风余韵尚在，何以竟无远见卓识之士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也？”
　　 飞鸿曰：“此亦吾之所扼腕叹息者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江西自古人杰地灵，俊彩星驰，岂乏奇伟之士？然奇伟之士之建功也，如飞龙在天，上有风雨雷电相助，下有江河湖海兴波，方能腾云驾雾，吞吐宇宙。然江西久沐保守之风，暮气沉沉，人多安于现状而无变革之心，用事者昏聩恋栈于上，执行者浑浑噩噩于下，故虽有奇伟之士，亦不免鹤立鸡群，木秀于林，事事掣肘，动辄得咎，进不能取信于封疆大吏，退不能见容于群氓宵小，纵有济世之才，亦徒唤奈何矣！是以近代江西，怀瑾握瑜者比比皆是，远见卓识者不乏其人，然皆才不能展，计不能用，龙困浅滩，虎落平阳，终如流星陨落，湮没于俗世凡尘中矣。
　　 可叹江西，久沐儒风，遂成文章节义之邦，光耀中华数百年。然儒教之糟粕亦流毒深远，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如魔咒附体，贻害江西百余年，可谓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儒家遗风根深蒂固如斯，而安石遗风安在哉？
　　 王安石，江西临川才子也，工诗善文，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时人奉为圭臬，诗以绝句独步天下，后人尊之为‘王荆公体’。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安石出为宰相，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熙宁变法’。旧党群起而攻之，安石慷慨抗词曰：‘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掷地有声，气贯长虹，震古烁今，千载之下，风骨凛然。时兮命兮，天不佑英雄，可叹新政不能见容于守成之辈，竟以安石罢相去职而尽废，安石亦赍志以殁。向使安石变法不废，北宋何至孱弱亡国？我中华文明又何至血火炼狱，几经摧残？用一人足以兴邦，废一人足以丧邦，此安石之谓也。安石真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道德文章足堪万世师表，而江西学子尤应引以为荣也。
　　 可叹近代江西，枉为安石桑梓地，安石之遗风荡然无存矣，向使江西文人皆有安石之风，敢为天下先，江西何衰至此？略有安石之风者，湘有曾国藩、左宗棠，皖有李鸿章，冀有张之洞，而江西独无，安石若有知，必将痛哭于九泉矣。”
　　 客曰：“君独服王安石也，然则欧阳修、曾巩、黄庭坚、晏殊、姜夔、杨万里等皆江西才俊也，比之安石何如？”
　　 飞鸿曰：“欧阳修、曾巩、黄庭坚、晏殊、姜夔、杨万里等人，皆为文学泰斗，一代宗师，然皆堪称良吏，难为干城；足为文胆，难称国魂。何也？盖以上诸公虽为两宋文坛奇葩，文才惊天动地，却无经天纬地之才，治国非其所长也，差之安石远矣。”
　　 客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也。欧阳修等人不亦人杰乎？”
　　 飞鸿曰：“诚为人杰也。欧阳修等人，身处承平之世，奋其才智，笔酣墨饱，下笔成章，文采灿然，光照千秋，斯为文学之巨匠也，造福于子孙万代矣。然其才不足以治国安邦，难称国之栋梁也。‘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此为文人与生倶来之使命也，然乱世之中，动荡年代，舞文弄墨、吟风弄月何以担负道义？诗词歌赋、四书五经何以救国救民？文胜于质又何以匡时救弊？君尚忆诸葛亮舌战群儒之语否？‘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妙哉斯言！故诗词歌赋、格物致知，独善其身之术也；经世致用、文韬武略，兼济天下之道也。王安石之文才，与欧阳修等人难分轩轾，而济世之才，则为修等望尘莫及也。安石拜相之前，其文才早已名满天下，时人奉为宗师，大可不问政治，与世沉浮，领袖文坛，诗酒流连，优游岁月，一如两宋之文人士大夫。而安石计不出此，誓济天下苍生，欲治河清海晏，遂挺身而出，以身涉险，呕心沥血，弄潮中流，冷对毁谤，‘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人格，光风霁月；其胆略，气贯长虹。故安石非惟命世英才，亦雄奇瑰伟之士，誉为国之长城不为过也。以此论之，欧阳修等人等而下之矣。”
　　 客叹曰：“安石诚为千古一人也！曩者北宋不废安石之法，必不致亡；昔日江西若有安石遗风，必不致衰；今日若重拾安石遗风，振兴有望矣！”
　　 飞鸿曰：“江西久沐保守之风，民众潜移默化久矣，素少变革精神，今欲移风易俗，不啻改天换日、移山换海，其难至矣！夫欲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安石虽已矣，而其风骨诚为国之瑰宝，不绝如缕，熠熠生辉于岁月长河也，若有神似安石者横空出世，继承其衣钵，光大其遗风，庶几事可谐矣。”
　　 客曰：“安石者，不世之才也，千古一人耳，能承其衣钵者，亦必一代人杰、济世之才也，殆乎天授矣，安能应运而生，呼之即出也？似此渺茫之至矣！”
　　 飞鸿曰：“非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安石之后约五百年，明万历年间，‘宰相之杰’张居正横空出世，厉行变法，扶大明江山于倾危，拯天下苍生于困苦，宛如安石再世，堪称安石传人也。张居正之后，迄今已约五百年矣，孟子之言，其在今乎？嗟夫！江西之衰久矣，盼斯人如久旱之盼甘霖也！微斯人，江西何日可兴？有斯人，江西幸甚！中华幸甚！风起电举，狂飙来兮！”乃赋七绝《咏王安石》一首，诗曰：
　　 文章节义传千载，
　　 山川寂寥空自哀。
　　 但使安石风骨在，
　　 狂飙万里扫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