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价值
　　
　　
　　 中国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从《诗经》开始，几千年来，留下无数的文学瑰宝。然而，中国文人又是清高自恋的。清高到了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像叔齐、伯夷，宁可饿死不是周粟。似乎吃一口周粟，就有污自己的高洁的品质。这种对人格纯洁的追求到了迂腐的程度，是令人敬佩的。
　　 古人的这种对人格，对精神纯洁的追求，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代文人，使他们耻于拿用自己的精神财富换取金钱。写作变成一种神圣的事业，近乎传道授慧，是一种开启人们心智的行动。既然如此，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这是君子所不齿的事情。
　　 那时候，文人们对写作是虔诚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用心多年才写成一篇文章。写完后，就拿到外面，免费供人们欣赏。换取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当然，用文章换取官当，那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认为文章本来就是为了修治天下。做官自然就是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也是一种精神追求。
　　 所以，古代很少有人卖文为生的。即使蒲松龄，辛辛苦苦写出一卷又一卷《聊斋》，最后竟然要求儿子用其为自己陪葬。
　　 卖文为生，大概从清人李渔开始吧。毕竟他不是以前那些以做官普世为目的的文人。他需要养家糊口，又别无所长。干脆写剧本，办戏班，演戏为生。因为他的戏很受欢迎，每个新剧本演出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那时各种刻书卖书的坊家已经不少。眼看着自己写的戏，却被别人大刻大印地赚钱，他自然心里十分不爽。既然是自己写的，何不自己刻印自己卖，给自己挣些生活费。可是那时候盗版也很厉害，也没有谁想到要给他付稿费。他自己去打假又不容易，干脆改造印刷技术，用自己的独特板式刻印自己的剧本。这样才遏制了盗版的规模。
　　 现在人羡慕的是三十年代作家的稿费，一篇文章的稿费，就足以够作家生活几个月，自然就可以专心写作。当时鲁迅一年的稿费，就有十几万，按照那时的生活水平，这可是不少的一笔钱啊。我们可以假设，假入鲁迅没有较高的稿费维持生活，每天需要辛辛苦苦地做工，养家糊口，那他恐怕没有时间去写那一篇篇发聋振聩的文章了。
　　 到了文革，就不同了，写作变成纯粹的义务，作家是为人民服务，那还敢要稿费啊。何况，那几年，很多刊物都停了，基本上不刊登什么文学作品，只剩下一篇篇批判文章。
　　 八十年代，终于迎来文学的春天，那些停刊多年的刊物得以重新复刊，中国文学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的稿费虽然不多，但是，一篇文章，也足以够作家生活一个月了，何况那时的作家还都另有一份工资的。
　　 时代不同了，现在什么都市场化了，可文字的稿费，却依旧是八十年代的标准，一篇文章也就够买一盒烟。人们似乎不觉得作家也是凡人，也得生活。他不可能靠着吟风弄月就能活下去。他跟任何人一样要吃要喝要娶老婆养孩子。要有房子遮风挡雨。如果谁还对作家说：“写作本来就是自己的精神追求，是神圣的事业，不是用金钱衡量的。”那纯粹是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痛。
　　 我们的社会需要承认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是作家生命凝聚的心血，是智慧的结晶。这种劳动，远比体力劳动辛苦，比体力劳动付出更多，那么多的作家英年早逝，跟他们的辛苦写作分不开。全社会应该尊重作家的劳动成果。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让作家有尊严地活着。这样，我们的文学，才有希望发展下去。
　　
　　 （发表于《北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