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寺外的山岗上有一座孤坟。这座孤坟偎依在路旁，显得孤零零的，旁边没有什么树木，周围只有一些杂草丛生。这座孤坟与别的坟大不一样，这座坟是有一些碎石块垒砌的，看不到有泥土，坟上是寸草不生。这孤坟里睡得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稿爷。
　　 稿爷是我的远房伯父。对于这位稿爷的相貌，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了。稿爷在世的时候，我只有六七岁。和稿爷真正生活在一村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时我年幼无知，只顾自己玩，很少关注稿爷的生活，对于他以前的事更是无法知晓。稿爷常年生活在外，所以，关于稿爷的一些事多数都是听奶奶告诉我的。
　　 稿爷的家世应当在我们村，乃至我们村的周围都是显赫的。稿爷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在当时可以说富甲一方。
　　 他家的老屋，我是亲眼见过，那是个气派！可以这样说，长这么大我没见过那样的房屋。老屋位于村的中央，向阳背阴。整个房屋的造型有点像电视剧里小型宫殿，房屋的前后跨度比较大，大约有二十来间。房屋是青砖黑瓦，大门非常宽阔。房内有十根红色的柱子，每根柱上都雕刻着龙，横梁上刻着飞凤。只是可惜，这座老宅现在已不复存在。它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惨遭毁坏，它被当时的大队征收当作牛棚。生产队所有的牛都拴在里面，可想而知，那里面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只剩下一些坍塌的墙，凸显在疯长的茅草丛中。
　　 奶奶说稿爷家虽是地主，可他的父亲从未把自己当作是个地主。他父亲为人和善，深得村人的尊敬。当时，他家的田地在村中是最多，租给村人去种，收很少的租。如果村中有人家没粮食，他家会主动给送去，是不会要你还的。奶奶说，在民国期间，稿爷的父亲是村里的保长，家里有十几条枪，还有家丁护院。可是稿爷的父亲从未仗势欺人，他是极力维护村人的利益。由于他老人家维护得力，村人很少受到邻村的欺负。稿爷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姐姐嫁给了邻村的一户人家，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弟弟仍然生活在我们村，不过住的不是他家的老屋，而是在村外盖得三间瓦屋。自从稿爷走后，他们那个家族是一蹶不振，生活的非常艰难。
　　 稿爷年少得志。由于家庭富裕，稿爷从小读私塾，而且聪明异常。在十五六岁时，稿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稿爷是我们村的第一位大学生。在校期间，由于稿爷的发奋，他被保送到苏联留学，而且是我们共和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大学生。后来，稿爷回国了，被留在清华大学任教，还搞什么研究。对于稿爷在北京的具体情况，村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也说不上来。
　　 按讲稿爷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而且也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荣耀。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场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掀起。这场风暴给全中国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的稿爷也不例外，首当其冲遭到了迫害。在这场风暴中，由于稿爷的家庭背景是地主，而且父亲曾经当过保长，所以稿爷被重重的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就这样，稿爷被遣回到村里接受改造。也就是这样，我才有机会和稿爷生活在一起。时间虽短，但对我来说是记忆深刻。稿爷被遣回村里，没有权利住自家的老宅。那老宅早在这场风暴到来时就被征收了，那些所谓的“革委会”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将其摧毁。所以，老宅被“革委会”安排给生产队栓牛。稿爷回来就住在原生产队的牛棚里，这牛棚就在我家前面的下坎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积水很深。稿爷在村里的任务是给生产队放牛。
　　 稿爷回到村里，就一个人住在牛棚里。他担心他的弟弟被迫害，稿爷亲自到“革委会”去要求与弟弟划清界限，自己承担所有一切罪名。稿爷白天给生产队放牛。晚上，他还要向“革委会”汇报。隔三差五地，“革委会”还要对稿爷进行批斗。对稿爷的批斗都是由邻村的人干的，我们村的人知道感恩稿爷，不愿去批斗稿爷。邻村的一个人是“革委会”的主任，这个人对稿爷极看不惯眼。每次批斗，就是他闹得最凶。批斗的时候，稿爷被绳子捆绑着，头上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和稿爷同时批斗的是我们村被划为“四类分子”的几个人，他们一律被绳子捆着。后面跟着几个拿棍棒的“红卫兵”，不时地喊着口号。每次批斗一批就是半天，要将几个村子游过来方可。游过来之后，那些“革委会”的人真是惨无人道，还罚稿爷他们跪在青石子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那时，我的稿爷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的稿爷为了不让家人受到牵连，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但是，我的稿爷是倔强的，也是有血性。在这期间，我的稿爷也反抗过。记得有一次，那个邻村的“革委会”主任在批斗稿爷时用脚踢他，并还警告我的稿爷要好好地改造，不然会让他的弟弟也尝尝这滋味。我的稿爷一下被激怒了，他操起一把铁锹朝着那“革委会”主任头上劈去。要不是那“革委会”主任让得快，非把他的头给劈下来不可。躲得再快，还是让稿爷削掉了他的头皮。并且，稿爷还对那些“革委会”的人说，你们是混不长的。过不了多久，你们手中的棍子就会变成全红色的，相信党会作出英明决策的。
　　 我的稿爷预言是对的，但他没那个福分等到那一天。一九七六年的二月，我的稿爷死了。他的死让全村人陷于极度的悲愤之中，但畏于“革委会”的强权，敢怒而不敢言。我的稿爷死于一个非常小的病，如果及时医治是不会死的。由于长期吃那些糠糟之类的东西，稿爷得了“肠梗阻”。那些“革委会”的人不给他医治，还对他进行批斗。在一场批斗中，我的稿爷终于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我的稿爷死的很惨，尸体就放在那个漏雨的牛棚里，没有人敢去看他。最后，还是我奶奶央求“革委会”的人给安葬的。奶奶让我的父亲用一张芦席裹着稿爷，把稿爷葬在了半山寺外的荒岗上。也就在稿爷去世的没多久，村里来了一辆小轿车，派头不小。来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要接我的稿爷会北京，并且还带来了中央领导人的亲笔信。可他那里知道，我的稿爷已经睡在半山寺外的荒岗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柸黄土是最为真实的呢！
　　 其实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内心有一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那是我对稿爷做的一件坏事。那是一次村里放《小兵张嘎》的电影，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小兵张嘎用东西堵着了敌人的烟囱，我觉得这个好玩。第二天一早，趁稿爷不在屋里，我用一个草疙瘩堵住了稿爷的烟囱。（因为稿爷的牛棚低矮，烟囱就靠着墙下面，站在坡上就能堵住。）稿爷中午烧饭时，被熏得呛出了屋，不知是怎么回事。找了老半天才发觉，是烟囱被堵了。稿爷没有说什么，只是自己将草疙瘩拿掉。到现在为止，也只有我心里知道。我恨我自己，那时是多么的顽皮，我的稿爷已经被那些“革委会”的人欺负很惨了，我还去堵他的烟囱。
　　 我知道，这个过错是无法弥补的了，它将是一种缺憾一直埋进我的心里。但我知道，我的稿爷从未怨恨过我。因为，在我的心里，我的稿爷一直是那么慈祥，那么的和蔼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