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一位乡村农家子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勤奋耕耘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备受关注、举足轻重的文艺评论家，他慧眼识珠，力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使他们相继摘取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他就是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奖获得者、陕西省文艺大奖终身文艺成就奖获得者、陕西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原陕西作协《小说评论》杂志主编、首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李星先生。
　　 2012年8月29日上午，记者乘车如约赶到位于西安桃园路的丰园小区李星先生的家，专程采访这位在当代中国文坛颇具影响的著名文艺评论家。一进门，但见小厅靠窗处仅有一方桌，相对各摆两把椅子，陈设极为简单。年近七旬的李星脸膛黑里透红，乡音未改，充满激情，告诉记者前不久兴平市搜集在外工作知名人士资料，也将他列在其中，今天又有家乡的记者朋友前来采访，他感到激动而惭愧，觉得对家乡的贡献很少。其实，与李星老师相识多年的记者很清楚，他一直关注着家乡文坛，多年来，咸阳作家找他看作品、写评论、作序、推荐出版作品的很多，他总是有求必应，他也曾多次回咸阳参加作家作品研讨会、专题论坛、报告会等活动，为咸阳文学的繁荣、文化的发展献计献策，不遗余力。
　　 李星先生为记者赠送了2008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百余万字的《李星文集》，他说，近几年又积累了不少作品，但还未结集。随后，他和记者隔桌而坐，侃侃而谈，讲述了他半个世纪从事文艺批评、甘为作家做人梯的人生历程和感悟。
　　 没鞋穿，半个学期没上学
　　 1944年农历正月三十，李星出生于兴平市阜寨乡寨里村，家境贫寒，几辈人没有一个念书的。在他的记忆中，家里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母亲剪鞋样都要到邻家去找纸，他的父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
　　 1953年，李星开始上小学，第一学期临近冬天，他穿的单鞋后跟磨破，没钱做新鞋，后半学期连学都没上。有一个夏天，他唯一的一条单裤穿的太脏，母亲洗了，他没有第二条裤子换洗，按时去不了学校，只得猫在家里。这些，都使得他早年有着自卑、胆小、害羞的心理性格。但即使条件再苦，他依然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保送到初中，从初中保送到高中。1964年秋，李星在咸阳铁中考场参加高考，作文题给了一段新闻素材，让写读后感，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不在话下。结果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那年，人大在每个省市只招两名新生，入学后，他又是班上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
　　 当时人民大学是五年学制，李星本应1969年毕业，因文革推迟到1970年，他被分配到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1972年调入刚成立不久的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在《陕西文艺》杂志（原《延河》）编辑部评论组任编辑，逐渐在业务上崭露头角。1978年陕西省作协恢复，胡采、杜鹏程、王汶石等老一辈评论家、作家回到作协，他们仔细研究考察了李星的情况，把他调入省作协，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胡采又力排众议，帮助他一次性解决了他爱人和三个孩子的农转非问题。李星说，这在当时以他的资历是很难的一件事，他深切感受到老一辈对他所寄予的厚望。1984年，省作协创办《小说评论》杂志，李星任副主编，1993年担任主编，直至2005年退休。
　　 1994年，李星当选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今年8月份换届选举，依然连任。此外，他还担任陕西终南学社社长、贾平凹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国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以及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建筑科技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兼职教授等。
　　 陈忠实：“李星把事弄成了！”
　　 李星是最早在《文艺报》发表评论文章推介路遥的评论家。那是1981年6月，他在《文艺报》发表了《艰苦的探索之路》一文，概括了路遥自身和小说中人物从乡村到城市的生命历程，那时路遥的成名作《人生》还未发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刚一问世，1988年12月，李星就写了长篇评论《无法回避的选择》，论述了路遥人生道路和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其后，他最先提出了“农裔城籍”作家的著名概念。
　　 李星说，贾平凹长篇小说《怀念狼》、《高兴》、《秦腔》，他都是最早的评论者，他认为《怀念狼》在茅奖评选中有遗珠之憾，《秦腔》获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而《古炉》则是贾平凹最好的小说，贾平凹将因此作而使他在当代文坛的分量更重。他和贾平凹关于《古炉》的长篇对话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贾平凹说，他去过李星家几次，都是写了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品，拿了第二稿求他给看看，关了门让他“砸一砸”，砸过了回来再改，他许多作品里都有李星的心血。贾平凹认为李星“感情丰富，用心仔细，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和敏感度，国内没几个人能出其右。”
　　 1992年4月，陈忠实将长篇小说《白鹿原》打印稿送给李星，让他给把把脉。李星说，他当时对陈忠实的期待是他能写出像浩然的《苍生》那样的小说就好了，谁知一读吃了一惊：“陈忠实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作品！”5月的一天，陈忠实来找他，在楼下刚碰上他提着菜篮子买菜回来，陈忠实欲问他，他不动声色地对陈忠实说：“咱上去再说。”陈忠实跟他上到五楼，进了他家门，他放下菜篮子，脚一跺，一拍陈的肩膀，感慨地说：“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咧！”李星说，他和陈忠实同是农家出身，爱人孩子都是农转非，有着一种与生具有的亲近。接着，他激情满怀的和陈忠实又谈了一个多小时，预测《白鹿原》其后的命运：一是评论家会自动找上门来为这部小说写评论，因为这是一部值得评说的小说；二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总体思想艺术成就上，十年内恐怕没有超越《白鹿原》的；三是这部小说完全有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来，这些预测都得到了验证。1993年3月，《当代》杂志分两期发完《白鹿原》之后，陕西作协召开研讨会，通知了30人，来了60人，当会就收到了6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由李星主编的1993年第三期《小说评论》杂志以一半篇幅刊发了《白鹿原》评论专辑。而在此前的第二期就刊发了李星和陈忠实的长篇对话，成为研究《白鹿原》最原始最基本的资料。
　　 陈忠实撰文回忆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我体味到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文学的钟情和神圣……他为每一部独出心裁的新作坦诚评点，已经成为这一茬作家共同信赖的朋友……无论是某位卓有建树业已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无论是某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出手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作者本人特别关心李星的评价自不必说，整个文学界——作家和评论家，都特别关注李星的评价。”
　　 最后，陈忠实赞叹道：“一个兴平乡村的农家子弟，走到陕西和中国文学的前沿，发出任谁都关注的声音，恕我用他说给我的那句话来归结——李星把事弄成了！”
　　 李星：“我只是一个批评家。”
　　 今年7月30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头条发表了李星的《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一文，《陕西日报》8月13日以《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为题再次全文刊发。李星说，这篇文章，他说了评论家多年没人说的话，也是他积一生体验想说的话，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做了冷峻的剖析，“一层窗户纸捅破了”。
　　 有人说李星推出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李星则认为，恰恰是这些作家成就了他，没有作家成功的作品，哪来成功的评论家。他说：“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批评家。”他认为，文艺批评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认真的文本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才会对作品有整体的准确地把握，不读作品或者走马观花，文学批评就无从谈起，甚至对作者有害而无益。这些年，他在阅读初稿中发现了不少好作品，也当面批评过许多作品，在文学批评中只能对作品，不能对人。李星曾担任第四、五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评委，在第六届茅奖评选中，他担任初评和终评评委，正是他对作品的完整认真的阅读和准确的评价，才使《张居正》和《黑色无字碑》这两部都是百万字三部曲的长篇小说最终榜上有名。
　　 事实上，年近七旬的李星现在依然坚持每天读书，不仅读文学的，而且读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一天一半时间用来读书，一半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和写作。他说，广泛的阅读使他视野开阔，思想充实，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文学批评的前沿，发出自己应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