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论你走到那里，地位怎么显赫，财产多么富有，亦或草根般地默默无闻，但有一点就是对自己的故乡情好像是无法摆脱的，特别是那些与自己有情感、有关连的人和事恐怕是终身难忘的，一如自己的影子一样，往往会伴到人间蒸发。
　　 ——题记
　　 1980年，十五岁的我，高中毕业回到了黄土地的怀抱，时值盛夏，由于“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感召，对高考落榜并没有多少失落感，相反地觉得在农村确实可以大有作为，现在想起来确实是鲁迅笔下的阿Q的想法，因为人不管你做什么，有文化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的最终结果是迥然不同的，知识就是力量无不展现出灿烂的现实和未来。
　　 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及医药水平太差，一种叫“疟疾”的病(当地叫做半月子、打摆子)肆无忌惮地横行。它的症状，就像电视连续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的病状差不多。冷时就是在夏日炎炎的阳光下，盖上十床棉被都发抖；热时就是脱光衣服，钻到哈尔滨冰窖里，也会不断地流汗。一旦得上这种病，整天头脑烧得稀里糊涂的，四肢无力。因为我得过这种病，所以有切身的感受。
　　 为了杜绝这种病对人的不断肆掠和侵蚀，按县里的要求，我被公社（现在的乡政府）选中，前往当时县里仅有的一所高校——卫校学习。
　　 仅仅的三个月学习，回来后，转身成为当时一部电影《春苗》中的田春苗——“赤脚医生”。这个角色，是我一生难忘，用难以忘怀显得肤浅，用刻骨铭心又显得夸大其词，如果说是记忆犹新好像还比较贴切。
　　 为了阻止这种病的蔓延和预防这种病的再次发生，国家和政府要求每人定期免费喝奎宁、氯丙嗪。这两种药，苦透了，喝时如不定心，粘在口腔立马就要呕吐出来。再者，这两种药，用量稍大就有致命的危险，所以上级要求送药时，一定要当面点清，当面服用，这就与当时人们十分抵制西药的心理，形成了极大的矛盾。
　　 每人四粒药，全村二千三百多人口，分布在十几平方公里的自然村落上，就是每家门口走上一趟，也要四个多小时。所以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得在自家住的生产队转悠。一看到谁家开门，稍等片刻，就去送药，足足要忙碌两个小时，然后得赶紧回家吃饭。
　　 早饭后蹬上单车，首先直奔最远的六公里外的一个生产队，开始磨嘴皮子。大人总归是大人，跟他们说明原因和来意，多少会给点面子，最多就是说你先放着，我等会儿吃。可3到10岁的儿童就麻烦了，道理可想而知，说也白说，只能劝、哄、骗，这哪里是我15岁人做的事？有时候气急了，恨不得抡起巴掌，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两记耳光。心软时，又真想给他们下跪，来两个响头……
　　 曾遇到一个孩子，他父母用尽七十二招，死活就是不开口，最后父母只能采取强行手段，用手捏着鼻子、撑开嘴巴给活生生地灌下去。不仅孩子的眼泪给灌出来了，我的眼泪也被灌得直流，到现在想起来我都感到内疚。但，又能怎么办呀！
　　 第一天，直到万家灯火、玉轮南悬，才拖着半死不活的身躯回到家。忘记吃中午饭的我，急不可待地夺下妈妈手中的饭碗，使劲地一饮而尽碗中的稀饭。
　　 妈妈心疼地接过碗，嗔怒地说：“明天再去送药，要按时回家吃饭，看你这饿死鬼的样子……”
　　 我委屈辩道：“妈，你说得轻巧，可那些小王八蛋，小祖宗，小爷爷，小奶奶……”眼中的泪在划着圆。
　　 “等吃过饭，我教你一个办法……”。妈妈同情地说。
　　 这一夜，我真的梦见了赤脚医生的典范——田春苗，梦见她也为这事伤透了脑筋。
　　 早晨起来，妈妈已把开水凉到适中的温度，灌了满满两水瓶放在单车的车筐里。
　　 当我临出发时，妈妈把家里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大包大白兔奶糖放进药箱里，并叮咛我几句便催我出发。
　　 按照妈妈的方法，真灵！每到一个自然村，首先找到昨天配合服药的小孩，给他一块当时的奢侈品——大白兔奶糖，让他们去召集宣传说：“今天谁吃了药，就发一块奶糖”，于是他们自动地在我前面排好队，伸出小手，等我分药。可眼睛却一直使劲地盯着药箱里的奶糖。当我喊“一、二、三”，随着他们一声声“咕嘟咕嘟”声，我像听到曼妙的曲子一样爽心，也仿佛看到了他们将来的健康茁壮。
　　 我还发现，昨天被强硬灌药的小孩，居然是第一个发出“咕嘟”声，于是我履约地给每个小孩每人一颗大白兔。
　　 一个小女孩高兴地说：“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在这里等小哥哥医生！”然后像一群小蝴蝶似地飞走了。
　　 第二天的送药，大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就回到家，我跑到妈妈面前说：“你真行，脑子真好使！”
　　 第三天就更顺利多了，一进村，孩子们真的早早地排好队。我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心里痛快极了。于是分药倒水，可当音乐般咕嘟声结束后，我再给他们发大白兔奶糖时，他们却都把小手攥成小拳头。
　　 我的心随即提到嗓子眼：不好，他们又要拒绝吃药了。我回想一下自己，没做错什么事啊！
　　 我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问：“你们为什么不吃大白兔了？难道说不好吃吗?”
　　 一个小女孩说：“妈妈说，小哥哥给我们送药，辛辛苦苦的，不应该再让叔叔花钱买糖，还说如果再嘴馋就会变成小花猫了！”
　　 一个小男孩说：“老师说，你做的事，不仅是为了我们好，也是为了国家好，我们的强壮，就是国家的强大，老师要求我们不仅不能刁难叔叔，相反地要帮助叔叔！”。
　　 当我再提奶糖的事时，他们似精灵般地散去了。只剩下昨天为我召集小伙伴的小女孩，她扎着一条独辫子，让我想到了《红灯记》里的小铁梅，独自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好像犯了什么错似的，撅着小嘴。
　　 我好奇地问：“人家都走了，你怎么不走啊？”
　　 她慢慢地伸出小手：“小哥哥，给，这是你昨天给我的，现在还给你，行吗？”
　　 我看到攥得出来汗的小手，好像还在冒着热气呢，那只大白兔也被热的出了汗。心里想着：“那哪是一块糖，那是一颗心啊！”
　　 后来我到县城开经验交流会，在县委书记给我发奖状时，我把这块糖交给了他。
　　 这块糖，至今还保存在县卫生局的先进事迹展柜里，只是糖纸里包的不是糖，而是关于它的影像资料一U盘。而这个档案室的管理员，就是当年还糖给我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