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左传》、《史记》和《汉书》，顺着中国历史的河流，我来到了东汉末年的河岸边，突然间，宽阔的河面变得狭小与湍急。历史在这里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第一帝国高爽之地的盛气凌人、气宇轩昂，也没有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范本与母体。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片历史的丛林地带，因为魏武王的存在、三国的存在，因为魏晋风度的存在，历史在这里有了气象，有了情节，有了放纵，有了争议，也有了脸谱和碎片。它是华夏五千年历史长带中另一种云蒸霞蔚，另一片高爽通达之地。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从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开始，到589年杨坚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而结束。共369年。（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来审读历史，我把这篇文章的魏晋风度界限推到了东汉末年，历史往往由胜利方来书写，我从技术的层面来解剖这段历史，而非从道德的角度来检讨缺失。）
　　 没有一个朝代的人能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悲叹中凤凰涅槃。在这个乱世中，历史不再纯净，总是以黑暗作为底色，以奸诈邪恶为邻居，以不安焦灼为表情，但在这样的丛林地带中，文化却有着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之明朗与气度。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在笑声爽朗，华佗正游走在苍茫天地间寻医问药，在嵇康、阮籍去世后百年间，顾恺之、王羲之、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一一闪亮登场。
　　 没有一个朝代的人在中国大历史的版图上能如此辉煌、潇洒的书写。这369年，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品》、王羲之的《兰亭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郦道元的《水经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相继出现。
　　 三国群雄的意气高扬、魏晋名士的清淡叛逆、陶渊明的安然独立，构成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逃避现实的士人，在朝而志向山林，身心皆放逸于野。他们在这个朝代活出了真我的风采。但是，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魏晋是一个无序与黑暗的后英雄时代，文人在这里成为精神的祭奠品。何晏、潘岳、谢灵运、范晔等等，都在历史的一隅掩面哭泣。
　　
　　 （一）
　　 建安十三年（208年）初，曾操北破乌桓，初步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邺城。但随即传来孙权剿灭黄祖的消息，东吴军队屯兵夏口，剑指荆州。此时刘备在荆州的势力逐渐做大，孙权谋取荆州的计划也进入实施阶段。这都令曹操寝食难安，他挥师南下，与孙权、刘备展开遁去荆州的赛跑。于是一场家喻户晓的赤壁之战拉开帷幕。此后十年间，围绕三方的荆州争夺战，留下了大量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想象。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摔子、孙权嫁妹、火烧赤壁，历史在这里演绎得淋漓酣畅。
　　 历史常常是由胜利方书写，曹操在这场赤壁之战中，被诸葛亮、周瑜的光芒所掩盖。但他外定武功，战功赫赫，无人能敌。镇压黄巾，声讨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197年统一北方战争，到208年赤壁之战，击败袁术、擒拿吕布、收降张秀，官渡之战击败袁绍。这一系列的刀光剑影，奠定了曹操生命的基调。
　　 曹操不拘小节，目光远大。整个三国，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名存实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经不受道德约束，于是大展宏图，他们慷慨真切，全无腐儒之气，做起事来也淋漓酣畅。《三国志》的曹操，不见得比刘备、孙权更为诡诈，他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形骸，具有无比的浪漫色彩。“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
　　 对曹操本人来说，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屡陷入内战的尴尬局面，又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众口之矢，他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然而以曹操个体来说，他在大历史的狂澜中只是沧海一粟，无法在这个漩涡中去改变历史的河道。在他之后，司马炎统一中国，十年之后又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萧道成也不能解决问题。东汉覆亡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扯着整个国家由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能预测，即便陈寿、裴松之等也无法住理论上演绎。
　　 在这个被称为“新形态的战国时代”里，曹操比起刘备、孙权着实要高明许多，他携带的人生的营养、性格和财富是超群非凡的，他几乎具备所有的英雄品质，就是政治家的品质，也有阴谋家流氓家的品质，诸侯争天下，他是在玩天下，他不当皇上但是养皇上，他爱女人但爱的都是别人的女人。他的形象历经千百年而不衰，他性格丰富、深度、刁钻、智慧、大气、阴毒、残暴。胆略超人与用人大胆，权谋分离，游刃有余。热播的电视剧《三国》编剧朱苏进说：“曹操是一个超级帝王，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而自己偏偏不称帝。从争天下的角度讲，我们不好给他下一个结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战略，一种权谋。”朱还说：“曹操是在玩天下，不当皇上但是养皇上，他爱的女人都是别人的女人。”
　　 曹操的慷慨英雄还体现在他的文学坐标上。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难象他这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君王写文章不乏其人，南唐后主李煜算是，可是他的身影掩映在颓败的王朝里。曹操在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魏书》写道：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钟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他的诗歌情感基调慷慨悲凉，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他在《龟虽寿》中写到：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灰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曹操心中的天地。这首诗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曹操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在这里是用辨证的、非宿命论的思维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是一种积极向上、老当益壮的生命态度，为后人所推崇。
　　 他在《观沧海》中写到：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道充值。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曹操眼前的天地。这首诗是曹操在建安12年(207)率领大军远征乌恒等高山、临大海写的。这时中原已定，他在一连串胜利后，挥兵北指，气概昂扬。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来描绘大海的壮阔，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毛泽东更是发出感慨：“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他在《短歌行其二》中写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曹操的人生定位。这首诗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可以说，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以最终获得完全的“优越感”。
　　 这就是曹操的气度与胸怀。他把宏大叙事与个性特色完美地融入到文学的自觉中。一个人可以掩饰和伪装自己的行为动机，却无法掩饰与伪装自己的生命格调。深陷乱世却有如此海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操在军事巨人、政治巨人与文化巨人的坐标上，建构了独特的生命格局。
　　 难怪，历史上总有人为曹操翻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陈寿在《三国志》评价曹操：谋略出众，雄才过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就连毛泽东也在北戴河畅游后发出感慨：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二）
　　 这369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历史的经脉是错乱的，无序的。比如古代的五铢钱从周朝后期就已经开始流通，到汉代则更普遍，但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已经绝迹。在这期间，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可以徒步通过；公元369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相继死亡。
　　 正是这种无序，才使一代人的心灵变得异常敏感。这369年，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尽管它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朝代，但却是精神最自由的年代，是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了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然而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文艺创造精神却在这里勃发，散发着恒久的魅力，仿佛西欧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时代”。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绘画、建筑、雕刻）表现的美，是浓郁、华丽与富贵的，而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淡，超然脱俗的哲学之美。
　　 魏晋之前的汉代，艺术上过于质朴，思想上定于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像董仲舒这样的人被推上了极致。魏晋之后的唐朝，整个社会过于成熟，一切达到了盛世，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李白杜甫们虽然成为不朽，但他们的内心，一定没有阮籍们潇洒。可以这样比喻，春秋战国完成的是古典中国的成人礼，百家争鸣，自由之风勃兴，到了魏晋，是迷失的青春期。
　　 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一代名士玄谈、醉酒，呼啸山林，造就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才学闻名遐迩，却人性自然，在官府统治之外，过着一种与天地精神相融合的特立独行的生活。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加上五位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即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夫，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与浑然一体的观念中得到解脱。阮籍“礼岂为吾辈所设”，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这一时期的的精神坐标。
　　 没有一人朝代的人能象他们一样在精神上如此自由，在人格上如此崇尚唯美主义，在生活上如此崇尚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晋人发现了山水美，从山水美中发现了心灵之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谢灵运“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喧嚣不属于这个朝代，这个朝代是隐逸的，超然的。这个朝代用玄学来探求自然的真谛。
　　 魏晋人在精神上是最哲学的，心似莲花般开放，体悟着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他们的生命情调与宇宙意识是通达的。王羲之说，“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这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禽鱼自来亲人。”这是顾恺之的自然美神观照。
　　 魏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超入玄境。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谢灵运云：“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味自然，能表里清澈，一片空明，建立最澄澈透亮的心灵世界。司空图在《诗品》中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他们对艺术造诣的高深，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更主要是他们对自然的孜孜探求。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的《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水经注》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山水在他们眼中，被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世界在他们眼中，被哲学化了，也潇洒化了。
　　
　　 （三）
　　 陶渊明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陶渊明在曹操去世后两百年出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魏晋。他认为魏晋名士其实与老庄的自然还是不一样，有些造作与作秀，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他认为应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安静是一种哲学。在他看来，屈原与司马迁也得到过安静，但他们无法放下，心态上与朝廷无法割舍。而陶渊明以自然为魂魄，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用淡然的文笔描写自然，营造一种平衡、和谐，放松的状态。
　　 老子在《道德经》中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自然，是舒畅、去蔽、澄明的意味，自然而然，不理根本也。吴怡《老子借义》认为，老子的自然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即虚、德。虚，自我意识要摆脱；德，即心性上的无为。而庄子理想人格是“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陶渊明的美感和艺术观，是以老庄的宇宙观为基础，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艺术美感。
　　 陶渊明的心灵安放在自然的宏观视野中。自然，即自在而怡然的大存在，自在，天然合理，恰到好处，不需要主观给他什么，怡然，不是人设的，创造的，一万年前就存在过。这种大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古先民实验过，柏拉图论证过，老子感叹过，霍金书写过。陶渊明数次辞官，隐逸顿悟、清淡人生，清远旷达，在自然中满足艺术的生活情调，把人生的意义安顿在自然上，安放在人生价值上。请看《结庐》：
　　 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曰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与伦比的自然生态意境，也是陶渊明诗歌的整体风范。关键在于营造心远。陶渊明用哲学入境，让概念模糊。《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从此岸理想到彼岸理想的超越，他把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在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中清晰隔离丌，这种隔离好像是一种艺术手法，实际上是一种哲理设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和历史在这里消失、断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与其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切割，不如是对乱世的一种切割。桃花源之所以是桃花源，是因为他们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与窥探。他们不允许有外界的杂质进入，渔人背叛，太守探寻，失败告终。陶渊明告诉大家，心灵的隐逸才是最高的隐逸。而隐逸有两条法则：一是闲：情趣，二是逸：超脱。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干净超然的人生态度。
　　 在陶渊明身上，我得到了一点艺术启示：
　　 隐逸是人生精神另一层面的探求，是人性的修炼方式，也是面对纷繁而孤独的操守。王右军的俊朗秀逸，颜鲁公的沉着厚重，倪云林的气定神闲，均为高格的品调。情动于心，心法于外。艺术无法度，自然状态为最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