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已经故去五年多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清晰地就在我的眼前。
　　
　　 2006年初，84岁的父亲病倒了，不久就卧床不起。母亲的年纪虽然也大了，但每时每刻都守候在父亲的身旁。妻子更是忙碌，不但要忙一家的家务事，还要照料幼小的儿子。没办法，我只好在工作之余，一有机会就回到家里，帮助母亲照料父亲。一天不知要跑几趟，好在单位离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路。
　　
　　 当父亲便到被子里时，一生俭朴整洁的父亲，对自己彻底失去了希望，慈祥的目光里，流露出对生命无望的神情。母亲毫无怨言地为父亲拆洗被褥，这样，使父亲就更感到自己是在给家人带来麻烦和拖累。妻子在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计时，见母亲劳累，便急忙给我打电话。我急忙赶到家里，接替母亲来为父亲拆洗被褥。洗完了，凉起来，我便转身再去上班。
　　
　　 后来，再一次年纪大了的母亲便在裤子里，我为母亲拆洗时，已经懂事了的儿子问我：“爸爸，你为奶奶洗涮，不嫌埋汰呀？”我看着年幼的儿子告诉他说：“儿子，我就是你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大的。奶奶都没嫌我埋汰，我怎么能嫌弃奶奶呢？”儿子点点头，看着我认真地说：“爸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你洗。”
　　
　　 ——这不是标榜我自己，而是从父亲身上学来的。爷爷奶奶去世的早，那还是在我几岁的时候，记忆十分有限。而父亲对待外祖父，则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那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外祖父只有母亲这么一个女儿，退休后，父亲便把外祖父接到我家来赡养。每天晚饭，父亲都陪着外祖父喝杯酒。外祖父年老后，吃东西有时咀嚼不烂。父亲看见，接过来就放到自己的嘴里。然后，在盘子里挑些老年人易咀嚼的食物，恭恭敬敬地放到外祖父的碗里。晚上，父亲将尿盆给外祖父端进屋里，第二天早上再端出去倒掉（那个年代住的都是草房、平房）。外祖父逢人就是无可无可地赞扬着父亲。一直到外祖父73岁病故，父亲都是在一成不变地赡养着外祖父。
　　
　　 在对待老人方面，父亲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而在对子女方面，也是深受人们的赞扬。在儿女的眼里，父亲既是严父，也是慈父。在我儿时时，父亲经常下乡工作。文革时被打成右派，经常上山打火，下乡修路，在家的时候很少很少。每当回到家时，总是慈爱地和我们亲近。那种父亲特有的爱抚，使我们自今都历历在目。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被父亲打骂过的。逢年过节，家里除了收音机外，没有别的娱乐，但收音机天天听的都差不多。听完了收音机后，父亲就拿出口琴给我们吹奏。父亲的口琴吹得非常好，节奏感特别强，曲目虽然不多，但听起来令人兴奋不已。父亲还有一项绝技，就是吹桦树皮。将桦树皮揭成薄层，然后，用剪刀剪成比啤酒盖儿大一些的圆形，放到嘴里一吹，学什么鸟鸣就像什么鸟鸣。吹起乐曲来，更加美妙动听。
　　
　　 虽然如此，父亲却十分严厉，决不许我们有人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穿着，走路等等行为，都受过父亲的严厉规范。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直在父母的身边。当我参加工作后，因工作性质的特殊，经常忙到半夜三更，有时都忙到快天亮。每当我回到家里，都会看到父亲拿张报纸或一本杂志，坐在沙发里等着我。见我走进家门，父亲简单地问我几句，才放心地去睡。年年月月日日从不改变，父亲年迈离休后也没有改变，而是一直到病重卧床后。然而，躺在床上的父亲听到我回到家里后，才能闭上眼睛睡觉。父亲不只是这样对我，姐姐哥哥当初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人不崇敬父亲的。
　　
　　 父亲病故的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没办法，打开电脑看新闻。深夜11点多钟，母亲从卧室出来，见我没睡，就对我说：“你爸今天晚上有些气不足。”我急忙放下电脑奔向父亲的卧室，只见父亲仰靠在床头，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意识也有些不清。我急忙给哥哥打电话，哥哥也睡不着，和我一样在电脑旁浏览新闻。听我说明情况后，哥哥急忙边穿衣裳便给二姐打电话。二姐同样睡不着，坐在电脑旁。二姐又急忙给三姐打电话，三姐也没睡。几分钟后，我们就都到了父亲的身边。120救护车也随后赶到，我们快速将父亲送到医院。输上液后，父亲的意识虽然恢复过来，但口齿却不清晰了。医生只说需住院治疗，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住院了。
　　
　　 头几次，无论是经过医生检查，还是仪器的检查，都说没大病，可父亲就是吃不进去饭。检查时，医生还说父亲是80多岁的人，30多岁的心脏和血压。但是，输了多少液，服了多少药，就是不见效。直到父亲基本上吃流食了，也没检查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确定住院了，我便回家去取被褥和洗漱用具等物品。可当我回到医院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给父亲送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父亲是46年参加工作的，是民兵队长。曾经带领民兵，配合新四军二团、八路军九团保安大队三中队、黑河金矿局矿警队，多次参加固固河、西施阁、乌利亚、河西屯、四吉洛、霍龙门沟等地剿匪。为了打土匪，父亲经常骑马过河。也就是在这个时后，父亲患上了胃寒病的。
　　
　　 土匪消灭后，1947年父亲被任命为霍龙门乡政府文职工作人员；1948年被任命为组织干事；1954年被任命为罕达汽区区长；1957年被任命为霍龙门乡党总支书记；1964年任县林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2年任向阳（科洛）公社副书记；1974年任白云公社党委书记；1981年任县林业局局长；1982年任县人事局局长；1984年任县林业工会主席；1985年任县林业局调研员；1987年离休。
　　
　　 在父亲被任霍龙门乡书记后的7年里，霍龙门乡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父亲的事迹也因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在收音机里，听到父亲的事迹后，一辈子都没笑过几回的爷爷，却笑得如同孩童一般。
　　
　　 在县人事局任局长期间，父亲见同在一起的副局长能力很强，但就是提不起来。因此，父亲多次向县领导提出，但那位副局长还是没能得到提拔。父亲只好向县里提出自己年龄大了，不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了，要回林业养老。就这样，父亲“如愿地”回到林业，那位副局长才被提到正局长的位置。
　　
　　 父亲一生洁身自好，从没有过丝毫的贪欲行为。刚到林业局任局长时，一位大学生身份的工人，一直在远离城里的偏远山区林场工作。为了返城，摆脱常年夫妻分居的状况，夫妻二人找到了父亲。父亲亲自进行调查后，便将这位大学生工人调回县林业局，并给他安排适合他发挥才能的岗位。夫妻俩感激涕零，给父亲送烟送酒送茶送糖。父亲坚决不受，夫妻俩只好将一包糖扔到炕上离去。等人离去后，父亲发现糖包不对，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父亲急忙令母亲一定撵上这夫妻二人，将糖包和钱还给他们。母亲随后追赶，但夫妻二人已没了踪影。没办法，母亲只好东问问西打听，费了好半天的劲儿才算找到他们的家，将糖包和钱还给了他们。
　　
　　 我当初工作很有成绩，先后获得过全省、全国优秀，也被单位提拔为中层领导。朋友们都劝我送礼，好尽快的提拔起来。我不同意，我认为：做领导的位置不能和买卖商品一样，如果说领导的位置就是商品的话，我坚决不买，因为我不需要这样的商品。父亲对我的决定大为赞赏，坚决支持。后来，我因对当今的买官卖官行为痛恨，对在竞聘中的条款不合理，毅然决然地辞去中层领导职务。父亲对我的决定叫好，认为我不与那些腐败现象同流合污的行为是正确的。后来，我虽然也经常获得市、县、单位的先进优秀，但有时也真的很憋气。每到要提干时，领导就笑眯眯地向你问寒问暖。等提完了，你还是一点行动都没有，领导再看到你，马上就冷若冰霜了。而且，获得的市里的功，也被平衡给了别人。虽然憋气窝火，但我依然坚持我的立场。父亲虽然为我不平，却也在默默地支持着我。
　　
　　 父亲是我一生的楷模，父亲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父亲病故后，每当我拖地拖到父亲的床前时，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一直到大半年过后。
　　
　　 父亲的人生虽然是那样完美美，但也留有遗憾。原本是解放前（1946年或1947年）参加工作的，后来，在工作履历表中却被被填写为解放后（1949年）了。这是父亲做调研员工作后才发现，便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搞调查，并把当时的证明人提供给组织，但，组织上却迟迟没有派出调查组。父亲拖着病体，带着一丝希望找到县组织部门，但，得到却是一位副部长的大声诉斥。
　　
　　 直到父亲离开人世后，组织也没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去调查。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时关心国家大事，看到火灾造成那么大的损失，父亲深感痛心。颤抖着双手，写下了《饭可以一日不吃，火不可以一时不防》的调研文章。文章提出了：保持经常性的护林防火宣传教育；搞好护林防火的主要措施（在交通路口等设立专门防火岗哨；对入山人员的组织；以户为单位的的防火公约；对外来人员的保证；林业工作人员的防火巡防工作；秋防烧地格子的制度；乡村干部的职责……）；加强防火工作的领导等等。把自己多年的防火经验、经历毫无保留地落在纸上。
　　
　　 当我把这份沉甸甸的调研材料送到县里，无人问津。
　　
　　 当我把这份倾注父亲毕生心血调研材料托人送到报社时，报社的答复是：“的有专家的推荐或鉴定。”
　　
　　 ——这两个遗憾我无法替父亲完成，这两个遗憾我也是无法去弥补的。
　　
　　 难怪佛家只求九九归一而不求十全十美，因为人生是不会十全十美的。人生就是这样，有欢喜就会有悲哀，有美满就会有遗憾。虽然父亲的遗憾我无法完成和弥补，但我为父亲高风亮节而骄傲，我为父亲的人格而自豪。
　　
　　 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