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敦煌时，已是傍晚，稀疏地出现几颗星，挂在兰州与黄河的上空，朦胧中带点羞涩，与我们依依作别。
　　 敦煌，一直以来都觉得是那么远不可及。戈壁上空的海市蜃楼，大漠中的一缕晨烟，黄沙尽头的一片绿洲，远处传来声声驼铃的脆响，多年来都只是抬头间的遥想与幻听。如今，要奔赴这神秘的边塞之域，虽用车轮替代了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马蹄，少了一段怀古踏梦的浪漫，却多了一份疾驰遍览的悠闲，倒也不亏。
　　 一夜颠簸，醒来时，火车正行进在无垠的戈壁。确切地说，该叫假戈壁，并不是一毛不长，每隔几米或十几米便有一簇簇骆驼刺。骆驼刺的底端堆积拥挤得厉害，越往上便越稀疏，叶片不呈扁形，呈细细的圆管形，茎上布满小刺，该是为了适应环境所致，尽量减少水分的流失。骆驼刺的身躯很是矮小，因为周遭风沙的危害，不敢发疯般地往上长，只聪明地将根系扎向沙的深处与远处，只要发现哪儿有那么一丁点的水，它会毫不迟疑地插上一脚，分上一杯羹，绝不害羞，且动作迅速，趁机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在这荒芜之地独领风骚，张扬着不息的生命力。这是骆驼刺长久以来所练就的戈壁生存法则。不知道节约水分，不知道寻找水源，等待的，只有死亡。据说，骆驼极爱这种草，哪怕是被扎得满嘴流血也照吃不误，故而得名骆驼刺。不管是骆驼成就了骆驼刺的美名，还是骆驼刺养育了骆驼，沙漠中的这两道奇观，一直彼此依扶，相互成全，饱了世人的眼福。
　　 长居江南，见惯了花红柳绿，习惯了江水的悠悠流淌，在蒙蒙细雨中撑一把油纸伞，听雨，看雨；雨水过多时，会为了久不见太阳而忧闷烦心。可看到这一路没有边际的戈壁滩，才真正了解了水比黄金还贵的含义。很少见到长得粗壮的钻天杨，只有到了小片绿洲，才见它的身影，也只是营养不良一般，细细小小，一排排，不敢独活，共同担负抗风沙的大任；经常可见的是花大力气栽种的杨树林，由于缺乏雨水，又没有人为灌溉的能力，只能大面积枯死在砂砾之上，和不远处枯死的胡杨，彼此瞪着哀怨的目光，诉说着无奈与苍凉。大自然对待人类的法则永远不改：有恩必报，相害必罚。曾经的水草肥美、牛羊成群的繁盛已成过去，如今的戈壁砂砾，千里无飞鸟的场景触目惊心，环境保护，永恒的话题，人类当反思慎行。
　　 千里戈壁，很美，但这美却是一份令人心痛的凄美。敦煌，这片戈壁中的绿洲，成了心中的最向往，想要近距离地触摸它的脉搏，聆听它的内心，一探它幻化般的神秘世界。
　　 处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汇处的敦煌，南面是祁连山，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即便是遥望，也能感受那份冰清与圣洁，融化的雪水注入敦煌的母亲河——党河。虽然敦煌的年降水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但靠着祁连山雪水的滋润与补给，成就了古敦煌的盛大与辉煌；西面，与之相接的是浩瀚无垠的罗布泊；北面是如蛇形蜿蜒的北塞山，东面是颜色火红、有如火焰山的三危山。敦煌，便成了一个天然的小盆地，坐享大自然的恩赐。市区不大，横竖走个两三公里便能出了市区，中心地段的那尊反弹琵琶的飞天，正用她独有的舞姿，热情地迎接着过往游客。由于日照时间长，敦煌的白葡萄能与新疆葡萄相媲美，白兰瓜能与瓜州的相比，咬上一口，嘴唇都能被高浓度的糖分粘住。
　　 敦煌莫高窟便位于市区东南25公里处。快到时，远远就可望见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崖壁上的洞窟。洞窟上下共五层，错落有致，壮观非常，远看有如一个个蜂房鸽舍，近观又有些像现代的宾馆，493个洞窟，一个个，排列着，接受着如织游人的观赏与赞美。
　　 并不是每个洞窟都向游人开放，每日开放的洞窟不同，视每个洞窟所能承受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最大限度作为标准。一旦发觉浓度超标，当即关闭，暂且还洞窟一段清雅与安静。
　　 拾级而上，终于零距离地触摸到了那崖壁，用手轻轻地戳了下，手生疼，崖壁硬如钢铁，早前在心中泛起的沙山上如何能开凿洞窟的疑问已然自解。背靠崖壁洞窟，对面便是三危山。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和尚路经此山，时值傍晚，鸣沙山残阳西下，从大漠深处射出万道金光，正好映照在三危山的各色石头上，由于他心中有佛，幻觉出现，眼前金光中千佛显现。他认为这是佛对他的招引与暗示，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由于乐僔和尚修建佛洞功德无量，弟子们和后世之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认为其他功德莫高于此，“莫高窟”由此得名。
　　 进入洞窟，一阵凉意，很暗。随着手电筒光柱的移动，眼睛开始接受强烈的视觉冲击，从洞壁到洞顶，壁画与彩塑的繁多让人晕眩；随着不同洞窟的转换，仿佛已进入历史的流年，瞬间进行了千年轮转。从最早的北凉三窟，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蒙元等时期，壁画内容从千佛、天宫伎乐、说法图和各种故事画到增加大幅经变画和佛教史传故事画等；艺术风格从石窟的形制，人物的造型、服饰、构图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画风日趋写实，衣饰纷杂，色彩与线条的运用多变，时代的印迹明显。北魏时期的洞窟，色彩浑厚沉稳，线条粗犷；隋代洞窟的色彩华丽香艳，明显多了些脂粉气；唐代洞窟的壁画内容最为丰富，色彩明亮壮丽，线条豪迈洒脱；到了宋代，无论是壁画内容还是色彩，处处都显示出僵化、保守、畏缩的态势。除了壁画，彩塑的题材与晕染也逐步趋向多样化，从九层楼内高达34.5米的弥勒大佛到小至2厘米的泥木石像，题材丰富，手艺高超，有如进入到了佛教彩塑博物馆。
　　 静立于洞窟中，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你仿佛能听到壁画中旌旗挥舞的呼呼声和各种乐器的吹拉弹唱声，声声入耳，形成交响乐，震动着耳膜；那如拉拉队一般的飞天，数量繁多，神态各异，可谓“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正随着交响乐漫卷飘舞，时而势若流星，时而宛如游龙，舒展而和谐，优美而空灵。听着，看着，你的身子也仿佛跟着飞天飘飞起来，一起飞着找寻那传说中的极乐世界而去。这种静默与无言的交流，能充分地感受洞窟千年来不息的生命，让你与历史的血脉相通，共同脉动，共同呼吸，最终，融为一体。
　　 明清时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没落期，开窟极少，重修不得法，毁多于修，彩塑粗劣，佛道混杂。到了1900年，莫高窟第17号洞窟藏经洞被王圆箓道士发现，从此，对他功过是非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其实，平凡的王道士活得很辛苦，很努力，也很悲剧。从藏经洞发现到1907年，7年间，王道士曾经两次徒步赶往县城将情况报告给前后两任敦煌知县严泽与汪宗翰，要求保护这5万多件瑰宝，但，遗憾的是，不学无术的官员，没有给予实际答复或有所行为；王道士也曾赶着小毛驴，冒着被狼吃被匪抢的风险跋涉800多里沙路奔赴肃州（今酒泉），结果，被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一句“经卷上的字不如我的书法好。”给打发了；王道士不甘心，斗胆给清宫老佛爷写密报信，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官员们自顾不暇，哪会理会这等“小事”，王道士等来的依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王道士的所有努力换来的是失望与灰心。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用宗教精神俘虏法，仅花200两银两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24箱写本与5箱其他珍贵艺术品。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以600两银两的代价获取1万多件敦煌文书。到了1910年，清政府才真正地接管了藏经洞宝藏。但是，从敦煌到北京，运输过程变成了掠夺战，文卷不断损毁丢失，官员、上层人士自劫的件数不计其数。这一场浩劫下来，5万多件瑰宝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剩下了8千件。扼腕、捶胸、呼天、抢地，都已经无济于事，只剩下了沉默与痛心。
　　 王道士的骨灰塔仍然寂寞地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他已无力争辩他的功与过，他只是用生前的行为告诉世人，他尽力了，他也不贪，他得到的银两全部都用于维护洞窟与修建三层楼，他把毕生之力倾注在莫高窟，死后，他也守护着莫高窟，虔诚且努力。我已经不忍心将恨都加注于他的身上，他一人也无法承担这所有的过失。默然站立，恭敬注视，只愿他一路安好。
　　 脚步匆匆，塞入心间的东西已经太多，离去时，仍频频回头，贪心地想将整个莫高窟刻入脑中，且回去慢慢咀嚼吧，会是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