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枪口下的人性——读《第四十一个》
　　 我曾经在读《静静的顿河》时对俄苏文学做了粗略的个人解读。作为一个对文学不无虔诚的人来说，俄苏文学为我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无以伦比的窗户，透过窗户，风景这边独好。
　　 比起《静静的顿河》洋洋洒洒142万字而言，拉甫列捏的《第四十一》只有短短的数万字，但它在苏联文学上的地位，我以为并不逊色于《静静的顿河》。它完全可以在世界战争文学的坐标上独树一帜。因为它在文学的蓝本上开始探讨人性。
　　 《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早在孟子时代就用辩证的思维提出了两难选择的尴尬与困境。这就好比那个酸得掉牙的故事：母亲和媳妇同时掉进了河里，究竟要先救哪个？这也是一种两难的发问。《第四十一》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下女主角马柳特卡开始发问：当白军的船只向小岛驶来，中尉欣喜若狂，打算随船离开，是中尉的爱情重要，还是国家的利益重要？马柳特卡选择了举枪朝中尉射击，结束了他的性命。中尉成了马柳特卡的第四十一个白党分子。
　　 那双蓝色的，会杀人的眼睛，从此不再。“一只眼球从眼眶里滚出来，漂浮在水面上粉红色的神经纤维当中，海水一般蓝汪汪的眼珠迷惘、爱怜地注视她。”
　　 问题出现了：战争与人性的矛盾，这把双刃剑，如何处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意识形态与文学语境中，马柳特卡无疑作出了合乎那个时代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是残酷的。
　　 “她跪在水中，试图把打烂的头颅抱起来。突然她扑在尸体上，颤栗着，脸上带着血迹，悲切地低声哀泣着：‘我的爱人！我都干了些什么？你睁开眼睛看着吧，我蓝……眼……睛……的……心……上……人……啊！’”
　　 这一连串的省略号，也许最能表达马柳特卡的复杂内心。
　　 《第四十一》的伟大之处诚在于斯。它或大或小地影响着苏联卫国战争年代前线作家的“战壕文学”，确切说，后期苏联作品中关于人性的探讨，或深或浅受到《第四十一》的影响。比如《生者与死者》，比如《日瓦戈医生》。我不得不佩服拉甫列捏的勇气，作家手中的笔就是枪，以笔为刀、为炮，他轻轻一挥就可以改变一个主人公的命运，可以掀起关于人性的讨论。
　　
　　 2.暗淡了刀光剑影——读《罗兰之歌》
　　 我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寻觅到了《罗兰之歌》，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泛黄带着皱褶的中世纪法国英雄史诗，在这方艺术店堂里，居然无人问津。那张书签依旧一片空白，已经失去往日的色泽。但一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行的诗歌依旧在时光的隧道里默默前行，吟游诗人在深宅大院、通衢大道吟唱的歌谣，至今仍然绵延不绝，余音缭绕。
　　 史诗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那段历史：法兰西皇帝查理戎马生涯，转战7年，无往而不胜，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马西里国王没有被征服。贵族甘尼仑怨恨大将罗兰，与敌人同谋，使罗兰和奥利维等大将落入敌人圈套并在昂赛瓦英勇牺牲，查理大帝进行了反击，严惩甘尼仑并处以他四马分尸的极刑。
　　 《罗兰之歌》已经不是纯粹的刀光剑影。如果说《荷马史诗》中的阿各留斯是对生命和力量的歌颂的话，那么在《罗兰之歌》中，已经出现了对国家和信仰的歌颂和归一。在《罗兰之歌》里，英雄们对事业的无上忠诚，以及旺盛的战斗精神，让我想起了中国盛唐，想起了边塞诗人笔下的那些英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当然在《罗兰之歌》中，查理代表着理想的君主形象，罗兰是封建骑士的象征。骑士的浪漫主义情怀已经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罗兰的故事逐渐变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规模长期圣战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一则平凡的轶事，已经渲染成了一篇辉煌的传奇。
　　 《罗兰之歌》饱含了三个层次的冲突：两个世界、两种文明、两种宗教的冲突。领主与藩臣的冲突。藩臣与藩臣的冲突。当世俗文学和宗教文明融合在一起时，城市之歌就变成了宏大叙事，就升华成英雄史诗。我由此也突然明白，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哭墙会被推上如此至尊的地位。当一种信仰已经成为精神图腾时，它已经超越了生命的全部意义。
　　 罗兰生的伟大，死的烈壮。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遗憾的是，罗兰可以正视淋漓的鲜血，但在生活面前，他显然有他的诸多缺陷。也许这是骑士之所以成为骑士的原因。骑士的荣誉感永远是护教、忠君和杀富济贫、扶老爱幼以及对贵妇人的爱情。他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侠义精神。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些侠客，更多的是无条件的服从，当个人利益（比如爱情）超越国家利益时，就必须忘记自我，但是欧洲的骑士可以不同，他可以忠君，但他也要爱情。
　　
　　 3.在叙事迷宫中遗失——读卡夫卡
　　 诗人的的职责不是叙述已发生的事件，而在于叙述可能发生的事件，即按照可能律与必然律是可能的事。
　　 ——亚里士多德
　　 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出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
　　 卡夫卡在《变形记》开头这样写到：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从一连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的虫子。
　　 据说马尔克斯就是看来开头第一句后一拍大腿，大笑道：我操！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的啊！于是也跑去写小说了。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经典不朽之作《百年孤独》。
　　 正如美国叙事学家伯格所言：叙事即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人、动物，宇宙空间的异类生命、昆虫等身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卡夫卡用他冷峻的局外人开始了他的荒诞叙事，小职员格雷戈尔（不，是一只甲虫）的悲剧命运也开始构成了这个荒诞离奇故事的核心。
　　 我阅读了一系列卡夫卡的传记，理解了他的生活环境，他在“最可爱的父亲”阴影之下以及母爱的缺席之下，变得对世界充满恐惧、敏感，有了存在性的不安。这种不按自然不自然地浸透折射在格雷戈尔身上。卡夫卡也堂而皇之地在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一个小人物，一个个体生命，其命运就是如此地充满了偶然性、荒谬性，其人生悲剧就是如此地不可预料、不可逃避，更谈不到积极地给予预防。
　　 卡夫卡试图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但是对于卡夫卡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冷峻与现实，似乎格雷戈尔不选择这样的结局才是荒谬。
　　 他这样写到：
　　 窗外破晓的天色他还依稀看到了一点，接着他的头就不知不觉地垂了下去，他的鼻孔无力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当形式有效时，才能创造小说的奇迹。我强烈地感受到：卡夫卡就是用形式上另辟蹊径为人类文学贡献了另外一种可能。卡夫卡把叙事学的“叙事者、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三把尺子，挥霍得游刃有余。在我看来，卡夫卡作为叙事者，把格里高尔当作自己的幻影。卡夫卡的一生，在心灵的艰难境地下生存，其间婚恋也无法改变他的人生救赎，最后在四十二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他下意识地追求文学的自由天地，希望能摆脱苦难命运的诅咒。但是他始终没有如愿，如同格里高尔的最后结局一样。情感冲突、心理分裂与生存绝望一直伴随这位犹太歌手，也伴随着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之后，一直没有放弃走出他的房间，重新与他的家人、他生活的社会建立起以往的关系。卡夫卡写到：
　　 整整一夜他就呆在那儿，有时半睡着，可又时时被饥饿感弄醒，有时则沉在忧虑之中，时而夹杂着模模糊糊的希望。
　　 但格里高尔这种美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他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最后，家人终于要彻底地抹除他曾经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小说里，格里高尔的妹妹说：“一定得把他弄走。”其理由是：“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格里高尔这回是真正地被家人放逐和遗弃了。他终于意识到，生存对他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或者说，他现在唯一可以对家人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他们面前消失。他的存在已经是多余的了，家、社会和世界，都不需要他。
　　 这就是卡夫卡，在小说结构上屡屡探险，也解开了小说叙事迷宫的密码。
　　 中国的当代作家在收获的季节里，除了感谢他，还要感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梦幻、迷宫、镜子、玄想、时间、宇宙，这些无可捉摸的意象，风一般地掠过中国当代作家的心房，解构了中国传统意义的小说结构，完成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罗盘。中国作家看到的只能是迷宫的根基和机关陷阱、转角和无数通往花园的小径，甚至是断垣残壁和真假标志，却无法复制博尔赫斯文风中透露的贵族气息。而马尔克斯用“站在中间看两边”的独特结构，为《百年孤独》留下了百年的喧哗和美谈，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用意识流的结构，书写着另一个文坛神话。
　　 世人难忘卡夫卡的眼睛，他的那双眼睛，充满孩童般的清澈，透着英气与智慧，但那双眼睛又是那样的恐惧与不安，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绝望。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流露的是一种绝望的忧伤。小说的结尾，格里高尔的家人对他的消失，不但没有悲伤，反而如释重负。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旅程里，多拉出现在他身边，但依然卡夫卡父母的反对。卡夫卡短暂的四十岁人生，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他对这个世界对爱情充满了无比的恐惧。在摆满鲜花的病床里，他以笔代言写到：
　　 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
　　 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黄金雨得不到吗？
　　 我为这位苦难的犹太歌手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