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药》的写作，中间经过一番起伏。小说开头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刘锡吾来到前铺的三天前，前铺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戮。红军前铺医院医官看护伤病员连同前铺村老少乡亲一百九十八人除五人幸存外全尽被杀。”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制造悬疑的材料。下笔之前，也曾有个很悬疑的构思：红军医院遭遇敌人突袭血洗之后，上级抽派了两个得力干部来，一个负责查找潜伏的暗探，一个受命迅速地组建后方医院。暗藏的敌人继续实施破坏，制造假象，嫁祸于人，使得医院迷障重重，人心惶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义终取得最后胜利……
　　 这可能是个很讨巧的故事，出版社很愿意依这个故事走下去，而影视剧改编者也格外青睐这一类的红色谍战故事，朋友们也觉得这么个故事应该很值得一写。
　　 悬疑的套路始终在诱惑着我，我知道循着那些套路往下走，营造起来非常方便，轻车熟路，容易产生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扣人心悬的效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写到第三章，我突然对自己的构思有些犹疑。我觉得我的小说不该是这么个样子的，至少我笔下的人物好像不该是这么个样子。
　　 那时候涌上一些新的想法。写作的人都知道，故事进行中，作家的新想法也会干扰正常的思路，有时会对进行中的写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但奇怪的是，这一回，我却总是让一些突如其来的念头肆意横行。
　　 我对自己对这部新作的把握产生了怀疑。
　　 我放下小说认真思考了一些日子，终于下决心作了另一种选择。
　　 我把前三章废弃了，让人物重新按新的思路活动。在很多人看来这有些不明智。有朋友说：时下，红色题材的悬疑风正越刮越烈，舍弃一个那么好的故事而追求其他，可能会让你为你的写作后悔。
　　 我想说说我那些日子的思考。其实在去年春天里作协组织的“红色之旅”活动中，甚至在此之前的很多时候，我也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我想的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这类题材的创作总是不能让批评界和读者满意？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从那段历史中挖掘出感人至深却又让人真正信服和感动的东西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淡漠这方面的叙述和文字？……我想到许多问题，其中就有些是针对时下这类题材创作的一些现象有感而发的。比如，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大部分的作品，单纯追求表面的情节和故事，冲淡了更需要深入表达的一些东西。更应该清醒看到的是，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从先前的单纯概念化的“英雄主义”风气到现在的以悬疑惊险为时髦，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如何？我们又在回避什么？我们一开始是俗媚，现在却又开始着媚俗。
　　 这些当然牵扯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并非能一蹴而就，我想至少我得努力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红药》的诸多人物，结果在另一种天地和另一些情节中开始了他们的言行。
　　 齐满年受命来查找“内鬼”，他对所有的人都表示出了怀疑，这是个在以往同类题材小说中常出现的人物。当然，他的“极端”做法，很容易让人贴上“极左”的标签，但我认为，齐满年是那个年代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甚至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一员。虽然他的做法存在着失误，他的偏执和盲目自信，给革命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可他对革命的忠心，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苛，他的献身精神应该同样得以客观展现。当然，寻找“内鬼”的齐满年终究发现客观上自己反倒成了队伍里的“内鬼”，他所有努力的结果只是差点将医院和自己的同志彻底葬送，于是，他最后选择了一种同样也是极端的方式了结这一切。
　　 《红药》中另外几个重要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
　　 除了查找内鬼，后方医院最根本的工作还是救治。救治需要医生和药物。所有的情节从这两点展开。在白军的严密封锁中获取药品，就有足够的空间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情节。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对一部成熟的小说来说，人物的组合和相互关系才至关重要。于是《红药》的故事背景中就有了很独特的一个群体。
　　 毕有康是白军医官，做了红军的俘虏，他信奉的是三民主义；白长吉是一位信奉上帝的洋牧师，是个教区的医生；诸葛泰逑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医，他笃信佛教；还有一位宋长庚，则是和齐满年一样在苏联留学多年的布尔什维克，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外加一个从战场上被派来重建医院的战斗英雄和一个土匪出身的汉子以及一群伤愈后自愿留下来的缺胳膊少腿的男人……
　　 这样的一群人在同一个环境中，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怀疑和被怀疑，寻找“内鬼”的证据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宗教教义上的冲突和救死扶伤中的融会，突如其来的险境中的应对，缺医少药甚至连基本的粮食都无法保障下的救治……我在文字中作着努力，使其呈现别具一格的情节，力争使这部小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有那么一点标新立异的效果。
　　 我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但《红药》的写作让我有所感悟，还是那句老话，文学创作中，塑造人物才是最最根本的所在，人物的设置和他们所置身的独特环境以及人物间的特殊关系，还有其性格在环境中的展现，是故事之源。我想说的是：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类的小说给读者在阅读中想象的空间更大，即使进行影视改编，创作者二次创作的空间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