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很软，像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她的裸体。余翠萍翻了个身，她恍然觉得，是梦境中的声音在烦扰她。又是一阵敲门声，雨点一样，落在余翠萍的心里了。她被滋润了，睁开了眼睛，房间里敷着一层幽幽然的光。余翠萍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她仔细地听了听，能听见梳妆台、立柜、被子在沉睡中发出的丝一般的声音，能听见搁在台灯旁边的小石英钟一丝不苟地走动着。余翠萍伸手去关台灯，右手还没有够着台灯的开关，敲门声似乎又从门缝里钻进来了。她穿上了内衣(她有裸睡的习惯)，下了床，拉开卧室的门，走出去了。站在客厅里，她屏住气息，又听了听，秋夜绵长的声音在客厅里舒展着，秋虫在窗外的草坪上有滋有味地吟唱(她家住在一楼)。她还是不放心，走到门跟前去，站了一瞬。并没有什么声音。她回到客厅，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已是午夜一点了。余翠萍推开了女儿房间的门。窗外的亮光透进来，撒落在女儿的床上，女儿的一条腿撂在被子外面。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跟前去，给女儿盖好了被子。每天，只要她一看见女儿，从单位里带回来的烦恼就云消雾散了。半夜里，她醒来后，总是要推开女儿的门，去看她几眼。女儿无声地消融着她的孤独。女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在医院急诊科上班，回到家，她从保姆英子手里接过去女儿，抱一会儿，才去睡觉。十八岁的英子还不可能理解她的这种感情，催她去休息。眨眼间，女儿就十二岁了，读到初中了。她仿佛还能看见，女儿像枕头那么大时，睡在被窝里的样子。她的人生的流失，明晰地记录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临出门时，余翠萍又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女儿。她给她掩上了房间的门。
　　 重新上了床，余翠萍关了台灯。她褪下了裤头，解下了胸罩，一丝不挂地钻进了被窝。她很难入睡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开眼，敲门声无影无踪；她一闭上眼，敲门声就来光顾她。那声音像一团火，像一枚铁钉，像一丛青草，她熄不灭，拔不掉。敲门声很腼腆，也很分明。余翠萍把女儿从身边挪开了一点，她正欲下床去，敲门声又不见了。她侧过身子，准备睡，敲门声再一次响起了，一束亮光似的，她看得很分明。下了床，走在门跟前，她问了一声，是谁?门外是年轻的回答：翠萍姐，是我，李保仓。她说，你等一等。她回到卧室，穿上了衣服。门是她拉开的。后来，她也想过，她给李保仓拉开门时，动作极其自然，心情十分平静，她没有丝毫其它想头。李保仓进门时，步子虽然不涩滞，那份拘谨是显而易见的。李保仓牵着秋夜里的一丝凉意进来了。他的身上有粗犷的汗味，带着长途跋涉的气息。
　　 翠萍姐，我刚从新疆回来，坐了三天三夜火车。
　　 她并不想知道李保仓从哪里来。她只是轻轻地“噢”了一声。
　　 英子呢?英子得是睡着了?
　　 李保仓手里拎着的布包放也没放。
　　 英子回去了。回姚家沟了。
　　 她咋没有给我写信呢?
　　 回去才三天。娇娇二岁半了，我把她放到了幼儿园。
　　 李保仓一听，将右手中的包儿换到了左手。他说他要走。她说，半夜了，你要去哪搭?李保仓说他要去住旅社。她说，你靠打工挣钱，住什么旅社?家里不是没有房子，你睡一觉，天明了再回姚家沟。
　　 余翠萍从李保仓手中接过包儿，将他的布包儿放在了沙发上。她说，我给你插上电热器，你去洗个澡。她将李保仓领进了卫生间。她给李保仓说，等半个小时，水就热了，洗澡时，一定要关上电源。她给李保仓教了一遍电热器的使用。李保仓低眉垂眼的，只顾点头。从洗澡间出来，她给李保仓铺好了客房的被褥。李保仓坐在客厅里，等着水热。余翠萍睡觉去了。
　　 李保仓是英子的未婚夫。英子来的那天，李保仓送着她，将她从五十里开外的雍山里送到了县医院的家属院。余翠萍还以为李保仓是英子的哥哥，也就没在乎，她对他的印象很单薄：一个老老实实的、入世不深的农村小伙子，长相很周到。李保仓临走时，叮咛英子：怎么样管好孩子，怎么伺候好主人。他说得很诚恳，很严肃。余翠萍这才觉得，这二十岁左右的山里娃，挺责任的。她将丈夫的一双皮鞋拿出来给他(丈夫嫌式样不好，一天也没穿)，他千推辞，万推辞，不要。英子发了话，他才收下了。
　　 初来乍到，英子将余翠萍叫阿姨。余翠萍说，我才大你八岁，你就叫我姐吧。英子就将余翠萍叫了姐。英子对余翠萍的女儿比余翠萍还疼爱。十八岁的农村女孩儿管小孩子很老道，很地道，这使余翠萍很感激，无论是上白班，还是上夜班，她都很放心。余翠萍就像大姐姐一样，关爱着英子。她们无话不说，比亲姐妹还亲。后来，余翠萍才知道，李保仓是英子的对象。山里人，订婚早，女孩儿十八九岁结婚的，不在少数；英子有对象，余翠萍并不觉得奇怪。英子告诉余翠萍，她和李保仓十六岁时就好上了。余翠萍问她，怎么个好法?英子说，他家在姚家沟的东面山上，我家在姚家沟的西面山上。他吆着牛，在东面山上犁地；我扛着锄，去西面山上锄地。他朝我吆喝一声：噢号号；我也朝他吆喝一声：噢号号。他甩一个响鞭，我朝她挥一挥锄头。余翠萍笑着说，这就是相好?英子说，就是呀。余翠萍说，就这么简单?英子说，相好就是相好，还复杂个啥?英子眨了眨眼睛说，还有一件事呢。余翠萍说，能给姐说说吗?是不是秘密?英子说，不算啥秘密，他说他在睡梦里梦见了我，我说我在睡梦里也梦见了他，就是这。余翠萍明白，这古典式的爱情，只有在山里才有，在偏僻的乡村还保持着。城里人始于肉体之交的现代爱情已和这古典式的爱情相去甚远了，而那些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张扬的，动不动就搂抱，就接吻，就做爱，就呻吟的爱情闹剧，未免太夸张，太世俗，太肉欲了。在这出爱情闹剧中，究竟还保持着多少爱的精髓，大概只有充当角色的男人和女人知道。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爱情氛围中，她有没有能力和大环境抗衡，还难以估量。余翠萍很羡慕英子的，她看见英子时，总觉得，她比自己幸福。她没有历经过这古典式的爱，她曾经理想过，渴望过，却没拥有过，享受过。
　　 那一年中秋节前，李保仓第二次来了。他是扛着一蛇皮袋子核桃进门的。他说，核桃是自家树上的，叫翠萍姐尝个鲜。他解开袋子，拣一只核桃，放进嘴里，用牙咬。他的牙齿很利，咯嘣咯嘣一只，剥去壳儿，又剥去金黄色的皮儿，将核桃仁给她，叫她吃。她将核桃仁放进嘴里，一边嚼，一边看着他怎么样咬核桃，他咬核桃的声音尤其使她陶醉。从他那整整齐齐的牙齿上，从咬核桃的声音里，他看得见，听得出的是：活力，力量，健康，健壮。那动作，那声音，将她一整天在病房里积累的病病歪歪的形象消解了。她看着他那乌黑的睫毛，厚厚的嘴唇，憨憨的样子，心里泛酸了。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叫眼泪涌出来，她心里很难受的。大概，她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消逝得没有剩下多少的青春了(其实，那一年，她才二十九岁)。她揉了揉鼻子，走进卫生间，用手绢儿擦了擦眼睛。
　　 吃毕饭，她才发觉，他身上的衣服很脏了。聪慧的英子准确无误地读出了她的目光中的内容，英子给他辩解：他没有时间洗衣服。他的母亲呢?她问英子。英子说，他是二岁时被李家抱养的孩子，李家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他的养母在他十三岁时去世了，他和养父过日子，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周到的。她将丈夫的一身衣服拿出来叫他换上。那天下午，她没有去上班，她照看女儿娇娇，英子给他洗那一身脏衣服。
　　 就在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姚家沟去，就睡在这个房间，这张床上。她睡了不多一会儿，就醒来了。她借故去看看女儿，推开了英子的门。英子安睡在她的女儿的身旁，一只手里还攥着女儿的奶瓶。在她看来，任何一个英子和李保仓，今天晚上都会幽会的。况且，他们爱得那么深了。后来，她才明白，是她错了。他们心中保持着、很圣洁的东西，完全是自然的，像山涧的流水，蓝天上的白云一样自然，不需要伪饰，不需要打造，也没有人去为难。属于他们的宽容的大山，博大的空间，他们要寻欢作乐，天就是被褥，山坡草地就是床。他们根本不需要偷偷摸摸。他们不可能很随便地去糟踏爱。神差鬼使，她从英子的房间里出来，推开了客房的门。凭着透进房间里的稀薄的月光，她看见，李保仓侧身而睡，他那弯曲的身子，似乎就是山的骨架，那山峰，那山沟，很朴素，很尊严的。她向床跟前走了几步，看了几眼他的睡态，他的安祥、安然使她吃惊(她以前似乎从没有正眼看过熟睡的丈夫)。她轻叹了一声，掩上了门。
　　 门是余翠萍推开的。
　　 她给自己找了一条说服自己的理由：李保仓洗毕了澡。李保仓到她的客房睡觉去了。她要去上厕所，就必须推开卫生间的门。她一看，李保仓正用毛巾揩擦着身上的水珠儿(这大概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没有慌张)。听见脚步声，李保仓抬起了头，只见几乎全裸的余翠萍站在他跟前，他不知所措了，双眼发呆了，发痴了。二十二岁了，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一个只穿着裤头的女人，一个被他叫做姐的女人。余翠萍那白皙而丰腴的身子，那双火一般燃烧的眼睛使他惶恐不安。他的嘴唇抬了抬，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他虚弱地叫了一声翠萍姐，以后的事就全由这个大他六岁的女人摆布了。已经上了床，他还在说，那不行，翠萍姐，那不行。余翠萍记得，当时，他叫了几声。不是影视剧中那千人一个腔，万人一个调的叫声，不是排列成印刷品的那种酸溜溜的叫声。他的叫声可能就是那“噢号号”的变形，变种，变相；从他的叫声里，她能想像出，英子和他站在坡地里相互喊叫时，激情有多么饱满。他的叫声，在她的心上刺了几下，她想起来，就有一种痛楚、痛心感。
　　 第二天中午，下班回来，余翠萍打开门一看，李保仓走了。早晨临上班时，她在他的耳旁说过，中午好好睡一觉等吃毕晌午饭再回姚家沟去。他是答应了的。可是，他却不辞而别了。她推开他睡过的房间的门，想寻找他留下来的一点痕迹。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他带走了他的全部，连他的汗味儿也无影无踪了。她没有做饭，在街道上去买了一份盒儿饭。吃毕饭，她破例没有睡午觉，她登上了医院里的六楼的楼顶，眺望着远处的雍山。天晴得很好，站在雍山山顶上的那一朵白云，洁净得耀眼。她呆呆地看了老大一会儿。心里像她的客房一样，也是空空荡荡的。
　　 英子离开县城的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李保仓和英子结婚了。结婚前，英子来过一次县城，她专程来请余翠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余翠萍答应英子一定去。到了国庆节那天，她却没有去姚家沟。她给李保仓和英子写了一封致歉祝贺的信。她拿上信，到了邮局，贴好了邮票，迟疑了一下，将信撕成了碎片。她给他们寄去了二百元，做为贺礼。
　　 在以后的日子里，余翠萍半夜里老是被敲门声惊醒。醒来之后，她才发觉，是虚惊一场。那一次的敲门声可能像一粒种子，落在她的心里了，只要有雨水，自然就发芽，就生长。
　　 晚夏的一个半夜，敲门声骤然而起。余翠萍被惊醒了。她双手抓紧了毛巾被，没有起来。当她再一次证实，她没在睡梦中，也没有听岔，她起来了。她在赤裸的身上只罩了一件睡裙。走到客厅，她的心还在怦怦地乱跳。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听到这么真切的敲门声了。她没有一点儿睡意，她十分清醒：是不是人生的另一场梦境要重现了?她轻提着脚步，走到门口。敲门声又一次响了，她听得很分明：这敲门声不是轻轻柔柔的，也不尊敬，不谦卑，敲门声有点霸道，显得很粗野，有破门而人的味道。她顿时失望了，站在门口，一只手搭在门拉手上，很沮丧。她无奈地问了一声，是谁?你咋睡得那么死?门外的责备声既熟悉，又陌生。她拉开了门。还没等她闪到一边去，那个人一脚跨进来了。进来的是她的丈夫成旭。她惊呼了一声：你?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没有想到吧?成旭说。她没有回答。她懒得回答。火车晚点了。成旭说。她不想听他解释。白天回来或者晚上回来，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余翠萍吃惊的并不是丈夫的半夜而归。成旭去卫生间冲了个澡，他到卧室来的时候，余翠萍已躺在床上了。两个人都没有久别重逢的兴奋和激动。成旭在外工作，结婚七年了，他们一直两地分居。其实，成旭要调回这个县城，或者余翠萍要调到外省去，都不很困难。是他们两个都不愿意在一块儿。一年里，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临分手时，两个人已经十分讨厌了。调到一块儿，这日子更无法过了。不是成旭放荡不羁，也不是余翠萍水性扬花，两个人之所以不阴不阳地生活在一起，是因为从一开初，爱情的殿堂就塌坍了。那时候，还在蜜月中，余翠萍渴望浪漫，成旭竭尽全力表演浪漫，可是两个人没有浪漫起来。婚后，余翠萍才知道了，在此之前，成旭已浪漫过一次了，和成旭上过床的那个女孩儿，最终没有和他结婚。余翠萍相信，人生只会有一次纯粹的爱情，她失望的原因是：成旭的爱已被别人收获过了，就像韭菜一样，割了头茬，就不会再有头茬了。既然没有最初，也就不希望有最终了。她和他没有吵，没有闹，装做没事儿一样，做夫妻。成旭每次回来，或者她去他那儿，他们照旧履行着夫妻间该履行的手续。